……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骤然爆发的时候，这场战争对我们美国本身的前途似乎仅有轻微的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民开始体会到各民主国家的沦陷对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会意味着什么。

我们无须过分强调凡尔赛和约的缺陷。我们也无须反复谈论各民主国家处理世界性破坏问题的失败。我们应该记住，一九一九年的和约与早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就开始的“绥靖”相比，其不公正的程度要小得多；而在那力图向世界各大洲扩展的暴政新秩序下，这种“绥靖”仍在延续着。美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暴政。

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目前正在世界各地遭到直接的进攻——或者是武力的进攻，或者是秘密散布的恶毒宣传的进攻。散布这种宣传的是那些企图在仍然维持着和平的国家中破坏团结挑起不和的人。十六个月来，这种进攻已在数目惊人的一批大小独立国家中毁掉了整个民主生活的方式。进攻者仍在步步进逼，威胁着大大小小的其他国家。

……作为你们的总统，执行宪法加诸于我的“向国会报道联邦情况”的责任，我认为必须向你们报告，我们国家和我们民主政治的前途与安全，已经和远离我们国境的许多事件不可抗拒地牵连在一起了。

以武力保卫民主生存的战争，现正在四大洲英勇地进行。倘若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这些人口和资源合计起来，远超过整个西半球的全部人口和资源的总数——超过很多倍……

任何现实的美国人都不能期望从一个独裁者的和平中获得国际上的宽容，或真正独立的恢复，或世界性裁军，或言论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或者甚至公平的贸易。这样的和平决不会给我们或者我们的邻国带来任何安全。“那些宁愿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既不该享有自由，也不该得到安全。”……

我最近曾指出，现代战争可以多么迅速地将武装攻击带到我们的身旁，如果独裁国家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就必须预计到这种攻击的到来……

当务之急是，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政策都应首先针对(几乎是专门针对)如何对付这种来自国外的危险，因为我们所有的国内问题现在都已成为这一逼近眉睫的问题的一个部分。正如在国内事务上，我们的国策是以尊重国门以内所有同胞的权利和尊严为基础，在外交事务上，我们的国策也以尊重所有大小国家的权利与尊严为依归。道德的公正原则最后将会并且也必然会获得胜利。 我们的国策是：

第一，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致力于全面的国防。

第二，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对于任何地方反抗侵略致使战火没有燃到我们西半球来的所有英勇民族，予以全力支持。我们用这种支持，来表示我们对民主事业必胜的决心；我们要加强我国本身的防御和安全。

第三，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声明，道德的基本原则和我们对本身安全的考虑，将永不容许我们默认由侵略者所支配和绥靖主义者所赞许的和平。我们知道，持久和平是不能以他人的自由为代价买来的……

新情况不断为我们的安全带来新的需要。我将要求国会大量增加新的拨款并授权继续进行我们已开始的工作。

我也要求本届国会授予足够的权力与经费，以便制造多种多样的额外军需品与战争装备，供给那些现已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

我们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任务，是充当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他们不需人力，他们所需的是价值以十亿美元计的防卫武器。

用不了多久，他们即将无力用现款偿付这些防御武器。我们不能也不会只因为他们无力偿付我们知道他们必须拥有的武器，便告诉他们必须投降。

我不会建议由我们贷款给他们，再由他们用该款支付购买武器的费用——一种需用现金偿还的贷款。

我建议由我们设法使那些国家继续从美国取得作战物资，并使他们的订单与我们自己的计划配合起来。一旦时刻到来，他们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都会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防卫。

根据富有经验的陆海军权威的建议，并且考虑到什么是最有利于我们自身安全，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应该在国内保留多少，应该运给我们的外国朋友多少。他们坚定英勇抗敌，使我们赢得时间为我们自己的防卫作准备。

让我们对民主国家申明：“我们美国人极为关怀你们保卫自由的战争。我们正使用我们的实力、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组织力量，使你们有能力恢复和维系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会给你们送来数量日增的舰艇、飞机、坦克和大炮。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会因独裁者的威胁而退缩不前，这些人认为我们对那些胆敢抵抗他们侵略的民主国家进行支援，是违犯国际公法，是战争行为……

未来几代美国人的幸福，可能要看我们如何有效而迅速地使我们的支援产生影响而定。没有人知道，我们要面对的紧急处境是属于怎样一种性质。在国家命脉临危的时候，国家的双手绝对不能受缚。我们全体都必须准备为那种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非常时期的要求，作出牺牲。任何阻碍迅速而有效地进行防卫准备的事，都必须为国家的需要让路……

如同人们并非单靠面包生活一样，他们也并非单靠武器来作战。那些坚守我们防御工事的人以及在他们后面建立防御工事的人必须具有耐力和勇气，而所有这些均来自对他们正在保卫的生活方式所抱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所号召的伟大行动，是不可能以忽视所有值得奋斗的东西为基础的。

美国民主生活的保持是与个人利害攸关的，举国上下，对于促使人民明白这一点而做的种种事情，都非常满意，并且从中汲取了巨大力量。那些事情使我们人民的气质坚强起来，重建了他们的信心，也加强了他们对大家准备保卫的各种制度的忠诚。当然，现在并非停止考虑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而这种革命则是今天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个健全巩固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并不神秘。我们人民对政治和经济制度所抱的基本期望十分简单。它们是：给青年和其他人以均等机会；给能工作的人以工作；给需要保障的人以保障；终止少数人享有的特权；保护所有人的公民自由权；在生活水平更普遍和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

在我们这个混乱和极端复杂的现代世界中，这些是决不应忽视的简单而基本的事项。我们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内在和持久的力量，取决于它们满足这些期望的程度。

有不少与我们社会经济有关的事项，需要立即改善。例如：我们应当使更多的公民得到老年退休金和失业保险的保障。我们应当扩大那种使人们得到充分医疗照顾的机会。我们应当制订一套更好的制度，使那些应当并需要获得有薪职业的人们能够就业。(www.daowen.com)

我曾经号召大家作个人的牺牲。我已得到保证，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心甘情愿响应我这个号召……

在我们力求安定的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融洽关系，它将保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过健全的、和平时期的生活。

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世界性的裁减军备，要以一种彻底的方法把它裁减到这样的程度：务使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全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邻国进行武力侵略。

这并不是对一个渺茫的黄金时代的憧憬，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这种世界，和独裁者想用炸弹爆炸来制造的所谓“新秩序”的暴政，是截然相反的。

对于他们那个新秩序，我们是以一种伟大的观念——道德秩序来与之相对抗的。一个优越的社会，是可以同样毫无畏惧地面对各种征服世界和在国外制造革命的阴谋的。

自美国有史以来，我们一直在从事改革——一种永久性的和平革命——一种连续不断而静悄悄地适应环境变化的革命——并不需要任何集中营或万人冢。我们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在友好、文明的社会里共同努力。

这个国家，已把它的命运交到它千百万自由男女的手里、脑里和心里；把它对于自由的信仰交由上帝指引。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人权都是至高无上的。凡是为了取得或保持这种权利而斗争的人，我们都予以支持。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目标一致。

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观念，我们是不获全胜绝不休止的。

* 译文选自《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年。

罗斯福题为“四大自由”的演讲是1941年1月对国会的一次发言。当自由主义在全球都受到威胁的时刻，富兰克·罗斯福重申了自由的价值，为处于经济萧条和政治彷徨的世界指明了方向，使处于战争深渊和战争危机边缘的人们明确胜利的希望和为之战斗的意义，巩固了美国的自由传统并为战后把自由价值推向全球做好了准备和铺垫。

有关这次演讲的背景起码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当时的国际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未能平衡各个国家的利益，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割地更是埋下了祸根，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还是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20年代的世界原本就包含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一战结束以后留下的几个破碎的帝国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探索之路。1922年建立的苏联正在尝试人类历史上最大胆、最激进的改革之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苏共政府由经济上的国家垄断最终走向政治独裁。同样，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德国人选择了GDP增长的魔术师——希特勒。希特勒创造了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经济奇迹，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环顾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邻国，难怪就连一向理性冷静的德国人也为之倾倒。经济激增，加上希特勒利用凡尔赛和约中的不平等条款挑动了德国人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事实证明，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间，并最终导向邪恶的用途而以德国人惨败收场。利令智昏，为了摆脱一时的经济困难，为了追求短暂的虚假繁荣，满足长期处于卑下地位的民族虚荣心而放弃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自由和法治。德国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1941年的世界还远未看到这样的结局。相反，当时的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法西斯在欧洲其焰正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结为轴心国，法国陷落，英国独力难支，眼看着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将为独裁、专制和极权所取代。“存在即合理”，强权即正义，人们是否已经准备接受这样的命运？

当希特勒以亢奋的高音在全欧洲开足了舆论机器，为他的“奋斗”，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大加宣扬之时，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心平气和的这次发言不啻是一剂头脑清醒剂。“四大自由”言简而意赅，于斯大林的红色恐怖和法西斯的乌烟瘴气之中，清明可见。

值得注意的第二个方面是美国国内的民情。二十世纪以前的美国人是奉行“孤立主义”的国民，他们奉行华盛顿的卸任告诫，不愿卷入欧洲的是是非非。随着美国国力的强盛，把美国价值推向全球的意愿日益强烈，从门罗的美洲人事务论，到一战时威尔逊的全力斡旋，美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力量，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展现。但是要说服只关心国内事务，最关心当地事务的美国人卷入一场远在另一个大陆的战争绝非易事。尤其是美国人当时正后悔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在战前被吹捧为“结束一切战争的大战”被证明只是几大帝国争权夺利的产物，战后美国代表团颇具理想主义的提案未被采纳，国内的反战情绪更是高涨。

罗斯福深知他的首要任务是使美国人明白他们正在面临的危机的性质。他首先为美国人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倘若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这些人口和资源合计起来，远超过整个西半球的全部人口和资源的总数——超过很多倍……”而题目的答案一目了然：“任何现实的美国人都不能期望从一个独裁者的和平中获得国际上的宽容，或真正独立的恢复，或世界性裁军，或言论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或者甚至公平的贸易。这样的和平决不会给我们或者我们的邻国带来任何安全。”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罗斯福敦促国会实施租借方案：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但是作为卓越的政治家，罗斯福更深切地知道，“人们并非单靠面包生活”，“他们也并非单靠武器来作战。”他必须为美国人提供为之战斗的理由和信念，这就是“四大自由”：“第一是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第二是宗教信仰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四大自由虽然是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提出的，但同时也是美国珍视自由传统的总结和逻辑发展。七十年以后回顾罗斯福当年提出的四大自由，深深觉得人类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仍然是任重而道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实现，在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舆论被操纵、多数的暴政还仍然是表达自由的障碍；更遑论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人类作为文明的社会动物的基本标志——思想和交流的自由被制度性地压制和剥夺。信仰自由本身就是思想自由最基本的一部分，在世俗权力日益强大，精神生活日益萎缩的后现代环境，重新拷问信仰的自由也许并非毫无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从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到世界各地经济正义的呼吁呐喊之声，不禁让人心生疑窦：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是否每个人都可能享有不虞匮乏的自由？如何才能让人们既不虞匮乏，又兼顾公平和正义？至于免除恐惧的自由，在“9·11”之后的世界又有了新的解读。

四大自由也许永远也无法在不完善的人类社会、不完美的人身上实现。但是在经济萧条、大战临近之际，罗斯福没有以利益相诱惑，以强权相威逼，以峻刑相威胁，却是重申了美国人一向追求的“自由”这一道德价值，加以理性的阐发，足见其政治立场。而美国人在连年萧条，他国作战，事不关己的情形之下，能坚守自由价值，做出正确的选择也体现了自由制度本身的成果——政治思想成熟的民情。在政治上，美国人没有向集权的倾向让步，对罗斯福的尊敬和推崇反而使他们对权力的集中更加警惕，在战后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外交上没有明哲保身，而是积极地投身到自由保卫战中，在中国、英国等国家无法负担战争物资的情况下，大量甚至免费提供武器和其他供给，最后并派出军队赴世界各地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经济上以危机为契机，把社会福利制度引入自由体制，加强了自由制度的根基。福利制度虽然有诸多不足，但毕竟为进一步的改进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曾有各式各样的理想国、乌托邦被描画，也有各种道德、价值被高举，探其究竟，有多少是为独裁和专制粉饰，有多少是愚民弄权的手段，又有多少是真正为百姓小民的福祉利益着想的呢？四大自由本身也许并非完美，但它所关注的，的确是文明社会中每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而保有这些自由，不仅对个人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健全文明的社会同样意义深远。

（张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