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美国同胞们希望我在就任总统之际，坦率而果断地向他们发表讲话，因为我国当前的形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显而易见，现在确实到了说实话的时候，应当坦率而大胆地说出全部的实情。我们也不必不敢诚实地面对眼下我国的形势。这个伟大的国家一直在经受考验，也一定能经得住这次考验，并且一定会复兴和走向繁荣。因此，首先让我表示我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所不得不畏惧的唯一东西，就是畏惧本身，这种难以名状、失去理智和毫无道理的恐惧，麻痹人的意志，使人们不去进行必要的努力，从而将退却变成前进。在我国国民生活的每一个阴云密布的紧要关头，坦率正直而富有生气的领导者总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乃是胜利的保障。我深信，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你们一定会再度给予这种支持。

我和你们都要本着这种精神来面对我们共同的困难。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困难仅仅只涉及物质方面的事情。各种商品贬值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税收不断上涨;我们的支付能力则大为下降；各级政府面临严峻的收入短绌问题；贸易领域的交换手段已遭冻结;工业企业如同落叶飘零;农产品无处可销；千家万户数年的存款已付诸东流。

更为严重的是，成群结队的失业公民面临严酷的生存问题;另外，还有同样众多的人虽然艰辛劳作，但收入甚微。因此，只有那种愚蠢的乐观主义者，方能否认目前的阴惨现实。

然而,我们的苦恼并非来自物资的匮乏，我们也没有遭到蝗虫灾害的袭击。我们的先辈因为心有信念和无所畏惧，因而渡过了许多难关，与之相比，我们仍然有许多值得庆幸的地方。大自然依旧奉献出丰富的赐予，而人们的奋斗则已使之大为增殖。丰裕的物资就在我们门边，它们虽然近在咫尺，可我们却无法加以慷慨的利用。导致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在于人类货物交换的主宰者们已经一败涂地，他们刚愎自用和缺乏才能，已经宣告了自己的失败，并且撒手不管了。那些寡廉鲜耻的货币兑换商们行为不端，已经成为舆论法庭的被告，遭到了人类心灵的唾弃。

他们确曾做过尝试，但他们的努力却拘泥于一种已经过时的传统方式。他们看到信贷失灵，就只知道提议增加贷款。他们借以吸引我国人民追随其错误领导的利润光环已被剥去，于是他们就借助于劝说，声泪俱下地恳求人们恢复信心。他们所了解的不过是追逐私利的那一代人的规则。他们缺乏远见，而一旦缺乏远见，人民就会横遭惨祸。

货币兑换商们已从他们在我们文明殿堂中所拥有的高高在上的位置上逃之夭夭。我们现在可以根据一些古老的真理来复原这一殿堂。至于复原到何种地步，则取决于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运用高于纯粹金钱利润的各种社会价值。

幸福并不仅仅取决于拥有多少钱财，而在于成功的喜悦和创造活动所带来的心灵震颤。在狂热地追逐变幻无常的利润的过程中，千万不可继续将工作的快乐和道德刺激置诸脑后。这些阴暗的日子若能使我们懂得，我们真正的命运并不在于依赖外力的帮助，而在于使之服务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同胞的利益，那么我们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就是值得的。

既已认识到用物质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准乃属荒谬不当，随之而来的则是，放弃仅以地位尊严和个人收益为标准来评价国家官职和高级政治职位的错误想法。银行业和企业中存在某种行为，经常把神圣的嘱托变成类似于冷酷和自私的不当之举，这种行为必须予以制止。目前人们正在丧失信心，这并不足为怪，因为有在诚实、荣誉、神圣的责任感、忠诚的保护和无私的行为这样的基础之上，信心才能增强，否则它就无法存在。

然而，复原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改变伦理。这个国家要求人们采取行动，而且立刻就要行动起来。

我们第一位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有工作可做，如果我们明智而勇敢地加以面对，这就不是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对此的处理，可以采用应付战时紧急状况的方式，通过政府直接招募劳工来完成部分任务，但同时又须借助这种就业方式，完成一些极为必要的工程，以刺激和重新规划对我国自然资源的利用。

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坦率地承认，我国各工业中心的人口已出现过剩，因而要在全国范围重新调整人口分布，从而为那些最善于利用土地的人创造较好的利用土地的条件。为了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要采取切实的行动，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有能力购买城市出产的物质；我们要采取实际措施，制止小房产主和农场主因为丧失赎回能力而不断遭受损失这类悲剧的发生；我们要敦促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响应人们的呼吁而大量削减开支;我们要统一进行救济活动，避免目前这种分散、浪费和不平等的现象;我们要对所有形式的交通、通信及其他明确具有公用性质的设施实行国家计划和监督;总之，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推动上述任务的完成。但单纯坐而论道乃是完全无补于事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而且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最后，我们在逐步实现使人们恢复工作的过程中，还要求有两个保障以防止旧秩序的弊病卷土重来：一是必须对银行、信贷和投资实行严格监督;二是必须结束用他人的钱财进行投机的做法，必须具备一种充足而健全可靠的通货。

进攻的路线不止一条。我会很快敦促新一届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具体制定各项措施以完成上述任务，我还会向各州寻求直接协助。

通过这一行动方案，我们专心致志地整顿国家的事务，使收支实现平衡。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固然极为重要，但在目前这个时候并非当务之急，较之建立一种健全的国内经济，乃属第二位的事情。我主张把首要工作置于首位，这乃是一种务实的做法。我将全力以赴地通过国际经济调整来恢复世界贸易，但国内的紧急状况则不允许等这一工作完成后再着手处理。

这些实现全国复兴的具体措施的基本指导思想，并不带有狭隘的国家主义性质。它坚持美国各个部分的众多因素之间乃是相互依赖的，并以此作为首要的考虑，也就是要认识到，这是拓荒者们所拥有的美国精神的一种古老而永远重要的体现方式。这就是通向复兴的道路。这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也是这一复兴得以持久不衰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在世界政策方面，我将使美国致力于奉行睦邻政策。美国作为他国的邻邦，应当坚决尊重自己，同时因为自尊而尊重他人的权利，尊重自己的责任，尊重自己在一个由许多邻邦组成的世界与邻国所订协议的神圣性。

如果我对我国人民的脾性所知不误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乃是相互依赖的;认识到我们不能单纯索取,还须给予;认识到我们若要前进，就必须组成一支训练有素和忠心耿耿的队伍，愿意为了一种共同规约的好处而作出牺牲，因为倘若没有这种规约，我们就不能前进，领导者也就不能发挥作用。我深知，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甘愿为这样一种规约而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这种规约使率领我们走向更远大利益的领导艺术成为可能。我打算充当这样的领导者，并保证把更大的目标当做一种神圣的义务来约束我们大家，实现迄今只有军事行动时才有的那种一致承担责任的局面。

我既已作出这一保证，现在就要毫不迟疑地率领这支由我国人民组成的大军，纪律严明地向我们共同的问题发起进攻。

在我们从自己的先辈们那里继承的政府形式之下，采取这样的行动以达到这种目的，乃是完全可行的。我们的宪法十分简洁和切合实际，只要在不损及其基本形式的前提下改变其重点和排列，就总可以满足各种特殊的需要。我们的宪法体系经过实践证明，乃是近代世界所产生的最为壮观和持久的政治机制，其原因端在于此。它经受住了广阔的领土扩张、对外战争、严酷的内部倾轧以及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各种压力。

人们希望，无须改变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正常平衡，即足以应付摆在我们面前的史无前例的任务。但情况可能会略有变化，因为前所未有的要求和立即行动的需要，或许会使我们暂时打破公共程序的正常平衡。

我准备根据自己的宪法职权提出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或许是一个处于备受摧残的世界之中的备受摧残的国家所要求的。对于这些措施，以及国会根据其经验和智慧所制定的其他类似措施，我将根据自己的宪法权限谋求迅速实施。(www.daowen.com)

但是，一旦国会不能采取这两种路线中的任何一种，而国家的紧急状况仍然刻不容缓，那我就不会回避摆在我面前的履行责任的明确方针。那时我将向国会要求剩下的最后手段以对付危机，也就是赋予我广泛的行政权力以发动一场对付紧急状况的战争，这种权力之大，就如同我们真正遭到外敌入侵时所能给予我的权力那样。

对于赋予我的重托，我会以适合这一时代需要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来承担。我必须竭尽全力。

面对我们前面的严峻日子，我们因为举国团结一致而充满炽热的勇气，抱着清醒的意识去寻求传统的、珍贵的道德价值，并对男女老少均能克尽其职而深感欣慰。我们的目的在于保证拥有一种圆满和持久的国民生活。

我们并不怀疑这种至关重要的民主制乃是拥有光明前途的。美国的人民并没有遭到失败。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这次选举表明了自己的意向，他们要求采取直接而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领导者的率领下，严守纪律，保持方向。他们选择我作为目前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我怀着对人民信任的感激接受了这一选择。

值此全国人民一致奉献之际，我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的福佑，愿上帝保护我们每个人，愿上帝在未来的日子里指引我前进。

（陈亚丽 译，李剑鸣 校）

* 译文选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李剑鸣、章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的总统，他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罗斯福出生富贵，从父系来讲，他是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远亲，他的母亲更是出身名门，其家族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的上层社会。罗斯福从小受到异常的骄纵，14岁进入著名的贵族中学格罗顿公学，哈佛大学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他的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总统亲自参加了他们的婚礼。39岁的罗斯福因患脊髓灰质炎下肢瘫痪，后来一直依靠轮椅行动，有人认为这次生病使他更“理解遇到困难的人们的各种问题”，也有人认为罗斯福天性随和、慷慨自信，他的领袖风范是出于贵族对普通民众的责任感。

无论如何，当他就任纽约州的州长之后，设法通过了一项关于养老金、失业保险及劳动立法的方案，在电力问题上也制定了一项十分开明的方案，历史学家认为“在采取实际步骤减轻人民困难方面，纽约州走在了最前列”。这可能也是罗斯福赢得1932年大选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说明罗斯福是有备而来，他的新政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书斋里想出来的空头理论，而是在纽约州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这也是美国联邦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各州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立法，迅速灵活地处理地方事务，而各州的有益经验也可以在联邦范围内推广。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胡佛总统认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穷”。但是1929年10月开始的股市崩溃很快全面影响了美国及世界经济，开始了近十年的大萧条时期，并由于世界各国应对萧条的方式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33年3月罗斯福发表其第一次就职演说之时，是美国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候。人们突然从繁荣和富裕跌至贫困的深谷，不仅普通民众茫然失措，联邦政府也处置乏力，胡佛总统对传统自由经济的执著更是束缚了政府的手脚，使得本来已经很严重的局面陷于几近瘫痪的地步。因此，在就职演说中，罗斯福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鼓起民众的勇气和信心，他以自信和坦率的语气说：“我们所不得不畏惧的唯一东西，就是畏惧本身。”

紧接着，罗斯福客观地分析了当前的困难局势。他首先指出“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困难仅仅只涉及物质方面的事情”。这是了不起的洞见，物质的匮乏是直接而紧迫的压力，许多政府在这种压力之下往往铤而走险，最终导致自由体制的崩解，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都正在朝这样的方向发展。而罗斯福在看到物质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基本制度的稳定性，这就保证了新政的方向是不会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的。

在指出工、商、农业的严峻局面之后，罗斯福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苦恼并非来自物资的匮乏……丰裕的物资就在我们门边……可我们却无法加以慷慨的利用”，他指责商业和银行业的贪婪自私和无能，认为是他们的墨守成规和缺乏远见导致了这一恶果，要复原人类文明的殿堂，必须依靠古老的真理和“高于纯粹金钱利润的各种社会价值”。在人人都面临饥饿的威胁之时，罗斯福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直指导致大萧条的症结所在：“幸福并不仅仅取决于拥有多少钱财”，正是全民的拜金，用物质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准，用地位尊严和个人收益来评判国家官职导致了物欲横流，自私和贪婪的恶果是人们对前途丧失了信心。罗斯福呼吁人们“在诚实、荣誉、神圣的责任感、忠诚的保护和无私的行为这样的基础之上”重塑信心，重建美国的经济和繁荣。

罗斯福是行动派，在阐明了击退大萧条的基本方向之后，罗斯福就失业问题、农业问题、小房产主和农场主无力还贷的问题、削减政府开支的问题、全国范围内的救济问题以及对公用设施进行国家规划等方面提出了简短而明确的解决方案。最后，他提出对大萧条的始作俑者——银行业和金融投机要制定特别保障，以防其卷土重来。危机之下，千头万绪，罗斯福并不需要在就职演说中一一说明，通过以上几个主要的方案，他已经成功地向国民传达了最重要的信息，本届政府不会继续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将全方位深度地干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自由主义在罗斯福身上最突出的表现是“思想自由”，他不畏传统的压力，有需要，就试验，从不顾忌什么所谓的“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选民也是如此，因此，罗斯福在阐明其政府干预经济的立场之后，觉得有必要申明他的做法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而是“拓荒者们所拥有的美国精神的一种古老而永远重要的体现方式”。随后，罗斯福重申了对美国宪政的信念，将他决心要带领美国人民尝试的“新政”成功地融入美国的自由传统。但他也毫不讳言，虽然他将竭力根据他的宪法权限谋求问题的解决，但现在是危机时刻，他的某些做法可能是只在“战争危急”时才适用的。事实证明，在新政初期，罗斯福的权力大大超过了以往历届美国总统，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得以雷厉风行地连续出台了多项立法，扼制住了当时经济崩溃的局面。

正因为罗斯福要求人民赋予他近乎于独裁的权力，他特别要申明对民主制的信仰，他说：“我们并不怀疑这种至关重要的民主制乃是拥有光明前途的”，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权力来自人民，“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这次选举表明了自己的意向……他们选择我作为目前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他对此心怀感激。从1933年临危受命到1945年病死任上，罗斯福的确做到了不负重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罗斯福所领导的新政完成了一次政府职能的转变，它在两方面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自由体制：一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是政府对人民福利的责任。从此以后，美国自由主义由古典进入现代，而美国政府在大萧条中的各种试验也启发了世界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罗斯福成功地完成了美国人民托付给他的重任，既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又保障了美国的自由体制，同时通过大胆的试验为自由主义引入了新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