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竞选已经接近尾声，两党政纲各自阐明原则，并对诸多全国性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我国人民正在认真考虑。

历经四个月辩论后，共和党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已经提出的原则，或任何已经发表的关于解决全国问题的看法。它所坚持的原则深深扎根于国民生活之中，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基于对政府的经验，以及对可能实施这些方案的责任的意识。

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我已经竭力陈述了指引我未来执政时实施纲领的精神和理想。今晚，我不准备再谈已经讨论清楚的许多具体问题，而要探讨一些引领美国政府的更为根本的原则和理想。

共和党政策导致的近期进步

共和党一贯是进步的党，我不必再回顾其七十年的建设性历史。它始终反映了美国人民的精神，但它从未像我们从战争沧桑中接管政府以来的七年半中这样推动了根本进步。

共和党的政策在战后复原和创建今日随处可见的辉煌进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样说并未贬损美国人民的性格和精力，也未曾丝毫降低他们成就的质量。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共和党在这个阶段实施的明智政策，如此进步是不可能的。

恢复信心

共和党政府的第一个责任就是重启毁于战争的进步历程，此项任务包括恢复对未来的信心，解放和刺激人民的建设性能量。它完成了这项任务。在我声音所达之处，无人不知我国在这段岁月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所有男女都知道，今天美国的舒适、希望和对未来的信心与七年半前相比是无限之高。

采取建设性举措

我的目的不是详细列举过去七年半中推动进步的大量建设性举措，只要提醒你们这些就足够了：几百万流浪街头的人重新就业；预算制度的创建；六十亿国债的削减，以及这一巨大数目流回工商业所产生的强劲动力；连续四次减税提升了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平；恰当的保护关税和移民立法保护了面对蜂拥而入的外国商品和劳力的工人农民；建立了信贷机构和其他许多对农业的援助；发展对外贸易；关心退伍军人；发展航空、无线电、内陆水运和高速公路；扩大科研和福利活动；使高速公路和矿井更为安全，使家园更美好；扩大户外休闲；改进公共卫生和儿童抚养，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性举措。

任务之微妙

我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今天的政府要应对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配合更微妙。如果我们想保持持续就业和人民的高水准生活，这个制度必须协调一致。政府已然上千处触及到这一精妙的网，年复一年，政府与国家繁荣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正是通过政府精确的远见和有效的合作，才维持了这七年半的实业稳定和就业稳定。总会有些地方，有些产业和有些个人分享不到这普遍的繁荣，政府的任务就是缩小这种不平等。

联邦政府以往从未对人民的进步给予如此多的援助和促进，这进步不仅是经济进步，还包括发展有利于道德和精神进步的机构。

美国体制

除了这些对进步所作贡献的伟大记录，共和党还有一项更本质的贡献——这一贡献贯穿并维系其他一切，那就是共和党拒绝了将政府引入实业来与民争利的任何企图。

共和党在战后接管政府时，我们面对一个明确国家生活性质的问题。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我们建立了一种自治的形式和一种我们特有的体制，从根本上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体制，它就是美国体制。它与地球上曾经形成的任何政治和社会体制一样确定和积极。它是建于一种特定的自治观念，其根基就是权力分散的地方职责。不仅如此，它还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只有通过有序自由和个人机会平等，个人的主动性和创业精神才会推动进步行程。我们的体制在坚持机会平等中迈进，超越了全世界。

被战争中断

战争期间，我们只有转向政府来解决一切经济困难。为了战争，政府吸收了人民的一切能量，别无他法。为了保住国家，联邦政府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承担空前的责任，行使独断之权，接管公民的产业。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暂时把全体人民都纳入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管这样做在战时如何有理，假如在和平时期还继续下去，它摧毁的将不仅是美国体制，还连同我们的进步和自由。

战争结束时，我国和全世界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是否还将延续战时对许多生产和分配机构的掌控。我们面对和平时期的选择：要倔强的个人主义的美国体制呢，还是要截然相反的欧洲哲学——家长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教条？接受这些思想意味着自治将毁于政府集权，意味着我国人民因之无比伟大的个人主动性和创业精神将毁于一旦。

在共和党指引下的复原

共和党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些思想和战时做法，共和党的国会配合民主党政府取消了许多这类做法，当时两党对此意见一致。共和党接管全部权力后，立即毫不犹豫地回到我们对政府和个人权利责任的基本概念，重新恢复了美国人民的信心和希望，解放和刺激了企业，恢复了政府在经济游戏中的裁判员而非运动员地位。由于这些原因，美国人民向前进了，而世界其他地方却停滞不前，有些国家甚至倒退了。如果有人研究欧洲的复原何以如此缓慢，他会发现很大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私人积极性受阻，另一方面是政府忙于实业。

威胁这一体制的提议

在这次竞选中，有一系列的建议又被重新提出，如果付诸实践，将是朝着抛弃美国体制和屈从政府管理工商业这种破坏性举动迈进的一大步。由于国家在禁酒、农业救济、电力这些全国性问题上面对困难和疑虑，我们的对手就提出，必须将政府深入引进发生这些问题的产业中去。其实，他们背弃了自己党的信念，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这三个困难的方法。有人建议，我们应改禁酒为国家经销酒类。如果他们的农业救济计划真有内容的话，那就是政府将直接或间接地经销农产品，而且规定价格。我们还将投入水力发电业。换句话说，我们将面对一个巨大的政府管理经济的计划。

因此，提交给美国人民的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则指引我们前进得比任何国家都快，我们现在是否将背离它们，转而采取破坏这些原则的方法？我想强调这些提议的严重性，表明我的立场，因为这涉及美国生活和进步的根基。

中央集权对自治是致命的

我想说明政府介入经济对我们自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将产生的影响，这影响将深入每个男女的日常生活。它将损害我们自由的根基，不仅是处于层层扩展的官僚体制外的人的自由，也包括体制内的人的自由。

让我们首先看其对自治的影响。当联邦政府决意进入工商业，它必须立即建立那个行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它马上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迷宫，其中每条小道都引向摧毁自治。

工商业需要责任的集中，自治需要权力分散以及很多的制衡来保障自由。我们的政府要胜任实业就必须成为事实上的独裁，就会立即开始摧毁自治。

政府管理经济不会明智

政府闯入工商业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决定治理的方法，必须确保领导和方向。但这领导是由政治机构选拔呢，还是由人民来选举？实际情况是无情的，企业领导必须纯粹以能力和性格取胜，这胜利又只能在竞争的自由氛围中产生，而竞争却被官僚体制窒息了。政治机构在选择精明的工商业领袖方面实为无能。

为了防止工商业管理人员可能的无能、腐败和大权独揽，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转向委员会等中介机构。为保证制衡的存在，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具有同等权威，各自担负起对公众的责任，意见冲突和决断困难也就接踵而至，就此毁掉商务，这对我们的航运业已经造成很大混乱。更有甚者，这些委员会必须代表不同地区和不同政治派别，因此又立马产生破坏各阶层协调一致的因素，而这将摧毁任何有效行政的可能性。

此外，立法机构事实上不能全权委托委员会或个人来处理对美国人民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要维持民治的政府，我们必须维持立法者在政府行为中的权威。

如此，每次联邦政府介入工商业，531名参议员和众议员就成为该行业实际上的指导委员会。每次一个州政府介入经济，一两百名州参议员和立法者就成为该行业的实际指导者。即便他们个个是超人，即便美国不存在政治纠纷，也不可能有人数如此众多的群体能有效地指导经济行为，因为经济行为需要主动精神、当机立断和行动。而仅仅为了决定马瑟肖尔斯① 的治理方法，国会就足足花了六年时间来辩论不休。

当联邦政府进入某个行业，州政府就随即被剥夺对该行业的控制和征税。当州政府进入某个行业，又将剥夺市政府对该行业的征税和控制权。市政府由于是地方的，接近人民，所以它有时能够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失败的行业取得成功。今天，我们立法机构中互投赞成票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这自然源于公民意欲推进他们的个别部门或保证一些必要的服务。如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接管经济，麻烦将上千倍地增加。

至于对经济进步的影响，后果将更为严重。经济进步依赖于竞争，新方法和新思想来自冒险精神、个人主动性和个人创业。没有冒险就没有进步，然而没有哪个政府机构有资格用纳税人的钱来冒险。

没有什么例子比我们的铁道史更能说明政府管理经济的无能了。战争期间，政府认为有必要管理铁路，这管理延续到了战后。在铁路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前一年，它已经无法应对运输的需求。八年后，我们发现在私人企业管理下，铁路的货运能力增加了15%，满足了各种服务需求。运输费降低了15%，纯盈利从估价的不足1%增加到5%。雇员工资增加了13%。今天铁路雇员的工资比战前高出121%，而政府雇员的工资只比战前高出65%，这该是对政府管理经济效率的足够评价。

官僚政治的危险

现在让我们从一个可能谋得政府工作职位从而进入新官僚机构的人的角度来考察。有关这一问题请让我引用伟大的劳工领袖塞缪尔·冈帕斯在1920年他去世前几年，在蒙特利尔演讲中的一段话：

我相信，在对美利坚共和国的忠诚方面，我是不会落后于人的。但是我不会给予它更多控制我国公民个人的权力……

问题是到底要政府所有制，还是要有控制的私人所有制……哪怕我在这次会议中是唯一的少数，我也要投票支持劳工们在争取自由的努力中不再自愿成为政府权威的奴隶……

让未来证明谁对谁错，谁代表自由，谁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

我要进一步阐述冈帕斯先生的说法。按照我们对手提议去做的话，势必制造出一支庞大的政府雇员队伍，他们要么成为执政党手中的政治机器，要么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政府必须以严格的文官规章来禁止其雇员作为自由人的充分政治权利。政府必须限制他们谈判工资的自由，因为没有政府雇员可以对政府——也就是对全体人民——罢工，这就使立法机构及其政治潮流成为他们最终的雇主和主人。他们的谈判不是取决于经济需要或经济力量，而是政治权势。

那么对官僚体制外的人将会如何呢？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他们创业的范围和奋斗升迁的机会马上会受到限制。

控制商业的政府不会容忍消费者享受私人企业必须做到的竞争性赔偿的自由。官僚体制不会容忍独立精神，它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散布服从精神，在国民性中渗透懦弱地接受不可抗拒的强力的习惯，而不是强劲的拒绝错误的习惯。

对真正的自由主义是致命的

官僚体制热衷于扩大其影响和权力。你不可能让政府主宰人民的日常工作生活，却又不同时主宰人民的灵魂和思想。政府在经济上的每次扩张都意味着，为了保护自己免于承担失误带来的政治后果，它将不可阻挡地持续加强对全国报纸和公共言论的控制。企业自由和商业自由毙命后，言论自由延续不了几个小时。

让政府接管工商业的说法是伪自由主义。我国经济官僚化的每一步都毒害着自由主义的根基——政治平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机会平等。它不是通向更多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向更少的自由。自由主义不应该去努力扩展官僚体制，而应该限制它。真正的自由主义寻求一切合法的自由，首先是相信，没有这种自由，追求其他幸福和利益都将是徒劳。这一信仰是美国进步的基础，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进步。

自由主义的确是精神的力量，这力量来自充分意识到若要维持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是决不可牺牲的。即便政府管理经济能带来更高效率而不是更低效率，反对的理由也不会更改和削弱。因为那样做将摧毁政治平等，将增加而不是减少权力的滥用及腐败，将窒息主动性和创新，将破坏领导才能的发展，将束缚和伤害我国人民的心智与精神能量，将消灭平等和机会，将干枯自由和进步的精神。首先是出于这些理由，我们必须拒绝让政府管理经济。一百五十年来，自由主义是在美国体制——而不是欧洲体制中，找到其真正的精神的。

美国体制的灵活性

我不希望我的说法被人误解：我是在界定一个大政方针，而不是说政府会放弃一丝一毫的国家资源，不去充分保护公共利益。我已经说过，当政府为了控制洪水、航运、水利、科研和国防，或开拓新艺术而从事公共工程时，有时作为副产品必然会产生权力和商品。但它们必须是主要目的的副产品，而不是主要目的本身。

我也不希望被误解为我相信美国是个“人各争先，落后遭殃”的地方。机会平等和美国个人主义的本质就是：在这个共和国中没有任何群体或组合占据统治地位，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相反，它在要求政治和社会公正的同时，也要求经济公正。它不是自由放任的制度。

我对此深有感触，因为我在战时对政府运行和控制有过一些实际经验。我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目睹了许多政府在经济上的失败，看到了它的霸道、不公正、对自治原则的破坏，以及对促使我国人民进步的那些本能的伤害。我目睹了前进的停顿、生活水平的下降、还有在那种制度下工作的人们的消沉情绪。我的反对不是基于理论，也不是由于分不清错误或滥用，我知道采取这类方法将打击美国生活的根基，摧毁美国进步的基础。

人民有权知道，如果不抛弃美国制度，我们是否还能继续解决重大问题，我知道我们可以。我们已经显示过，我们的制度对经济和实业中复杂的新发展有足够的应对，我们可以迎战任何经济问题，还能不受外界干涉地保持我们的民主，同时维持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www.daowen.com)

规范企业的可行性

在过去五十年中，我们发现大规模生产能够以原先成本的一半生产物品，也看到了随之而来的生产和销售单位的扩大，这就是大企业。许多企业必须庞大，因为我们的工具更大了，我们的国家也更大了。我们现在建造十万马力的单个发动机，后退十五年，它本身就构成一个大企业，然而今天的生产发展要求我们将十个这样的单位连在一起。

出于自身的不幸遭遇，美国人民有理由惧怕大企业可能垄断我们的经济生活，惧怕它们会通过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来摧毁机会平等。

多年前，共和党政府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上述罪恶可以通过规范来得以纠正。它发展出一套方法来遏制腐败，而把工业进步的全部价值保留给公众。它坚持的原则是：当大型公用事业——铁路、发电厂、电话等等——受到部分垄断的保护时，政府或地方机构必须对其价格、服务和财务有最充分完全的控制，它宣布这些企业必须透明操作。

对于那些大的制造和销售业，共和党坚持执法，不仅维持竞争，还要摧毁那些试图摧毁小企业或垄断和限制人民机会平等的阴谋。

政府的重任之一是决定政府规范和控制工商业的限度，又在多大程度上让它们自行其是。没有什么制度是完美的，企业的私下行为多有不当，每个好公民对此都感到气愤。企业不插手政府和政府不插手企业，两者同等重要。

我也不会认为我们的机构是完美的，人类理想从未得到过完美的实现，因为人类自身就不是完美的。

我们的先辈们认识到，进步的取得只能是自由个人的成就总和，这智慧被我国历来的伟大领袖所深化，杰克逊、林肯、克利夫兰、麦金莱、罗斯福、威尔逊和柯立芝都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些原则。

美国制度的有效性

美国制度的效果如何呢？对无产业可继承的人来说，我国成了机会之地，不仅因为其富饶的资源和勤奋，更因为其创意和创业的自由。俄国的自然资源与我国相等，她的人民也同样勤劳，但她无幸拥有我们一百五十年的政府形式和社会制度。

权力分散的自治、有序自由、机会平等、个人自由——由于忠于这些原则，美国对于人类福佑的试验带来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丰足，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消灭贫穷，消灭对匮乏的恐惧。过去七年的进步就是明证，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答复我们的反对者，他们要求我们把破坏性成分引入取得了这一切的制度。

让我们看看在最近这些年艰难困苦的重建中，这个制度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抛弃它。

战后复原

作为一个国家，战争使我们蒙受巨大损失，我们并未从中牟利。战时表面上的工资增加是虚假的，战争结束时国家更穷了。但在过去八年中，我们从这些损失中复原，即使扣除美元的通货膨胀，国民收入的增加也超过了三分之一。财富和收入的受益范围甚广，证据比比皆是。最能说明普通家庭条件改善的莫过于生活资产和劳动保险、住宅建筑和贷款互助会以及储蓄存款的共同增加，它们是普通人的储蓄银行，仅这些方面在过去七年中增加了百分之百，总数高达五百多亿美元，或将近六分之一的全部国民财产。我们增加了家宅拥有率，扩大了普通人的投资额。

生活水准的提高

除了庞大储蓄的证明，我国人民稳步增加了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花费。今天，每十个家庭差不多拥有九辆汽车，七年半前还不到四辆。进步的口号已经从“饭盒满”到“车库满”，我们的人民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了。我们甚至有了宽裕的空间，因为住房面积的增加超过了25%，而人口的增加却不到10%。工资提高了，生活费下降了，普通男女的就业更有保障。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缓解了对贫困的恐惧，对失业的恐惧，对老年的恐惧，而这些恐惧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所有这些进步带来的远不止是物质享受，它也提供了成百上千种对于更美好更丰富生活的理解，几十种新发明省去了家务的繁重。在七年中，我国工人使用的电力增加了70%，使他们从承受重负的人升级为机器的操作者，我们逐步减少了人类劳累的汗水。工时缩短了，闲暇增加了，我们扩建了公园和操场，参与运动的人几乎翻了一倍，人们以各种方式投入户外活动。去国家公园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垂钓于溪流湖泊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鱼儿上钩的时间拉长居然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七年半中，收音机把音乐、笑声、教育和政治讨论带到了几乎每个家庭。

由于有了伴随繁荣而来的更大自由，对科研的更大投入，以及用于公共卫生的更多资源，根据保险业的统计，在战后很短时间内人均寿命增长了八岁。我们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可观地减少了普通男女一生中病痛的日子，改善了帮助跛子、无助者和精神病患者的设施。

教育进步

凭借不断增加的资源，我们在八年中扩大了教育事业，经费从十二亿美元增至二十七亿。教育青年几乎成了我们最大、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收入增加提高了让青年摆脱苦劳的能力，上小学的人数增加了14%，上中学的增加了80%，上高等院校的增加了95%。今天，我国在高等院校的青年人数是世界其余地方加起来的两倍还多。我们在文学、艺术和公众品位方面的进步也是令人瞩目的。

美国生活各领域中的领导素质大有进步，历史上对经济生活的指导从未像今天这样才华卓著，对公共责任的意识大幅增长，对行业及道德精神事务的引导也进入了更高层次。而我们卓越的教育制度正在为保持这样的领导能力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我不必再列举更多的数字和证据了，我不相信美国人民要抛弃——或以任何方式来削弱——共和党一贯维护的经济自由和自治原则，这些原则创造了如此令人赞叹的业绩，如此激励了国家物质进步和精神进步的业绩。

对纽约的意义

你们的城市是这一伟大进步和这些备受保护的原则的突出受惠者。在过去七年半中，连同郊区在内，纽约人口增加了一百五十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你们不仅为本国青年，也为外来移民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这城市是美国的商业中心，是美国人的商业代理。它是金融、工业和商业诸方面一个巨大的专业技能和领导的机体，联系着我国每个地方。纽约的进步和美丽是全体美国人的骄傲，它在慈善、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善举都引领着全国。它是艺术、音乐、文学、戏剧的中心，它发出的声音比美国任何其他城市都更加有力。

然而说到底，这城市的活力、进步和繁荣完全依赖于居住在从这里到太平洋之间三千英里山区和平原上的一亿一千五百万人民。这个城市的活动对冲击我国的每次善恶潮流都反应灵敏，任何地方的一次工业紧缩对纽约的影响都会超过国内其他地方。萧条时，全国的失业人口会有四分之一集中在这里。繁荣时，内地公民以每天十五万之多涌入你们的城市来做生意和娱乐。事实上，这城市反映出我国的众多利益，你们每个公民对国家的稳定、繁荣和进步，以及维持美国体制的关心，都超出了其他任何地方。

未竟之业

要充分完成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们仍面对许多重大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我国有些群体的进步不如其他群体，我特别要提的是纺织业、煤矿业和农业。我认为可以通过政府合作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农业，我们需要预先提供创业资金，使他们能稳定产业。不过这一建议意味着他们将自己来经营，而非政府。让农业和其他产业稳定兴旺是符合我们城市的利益的，我知道你们会乐意分享这个信念：即未来基于我国的共同繁荣。

作为结语，我要向你们重申我试图说明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即将作出的根本性决定

进步和繁荣的根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赖于政府的明智决策，因为政府如今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网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过去七年半在共和党的治理下，我国取得了空前的进步，这个城市充分体现了这点。繁荣不是一个空洞的词，它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是每个行业、每个家庭的安全和保障。共和党政策的延续对这一进步的继续和繁荣的继续都是完全必须的。

我已经谈到了许多关于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原则，我不想为此道歉。任何国家的第一要旨就是其庞大经济机器的顺利运作，解决人民的就业和衣食住行，提供奢华和舒适。如果这些基本的东西不能组织和运作适当的话，就不会有企业、教育、文学、音乐和艺术的进步，也不会有人民基本理想的进步。一个民族不可能在贫困中取得进步。

我已经努力向你们说明，美国的伟大来自其特有的政治社会制度及其控制经济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的美国体制，它把人类福佑的试验推向史无前例的地步，我们比以往任何地方都更接近于在普通男女生活中消灭贫困和恐惧的理想。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的对手提出要把破坏性理论输入美国体制，这种建议将使美国体制走上歧路，危及人民的自由，结束我们的、还有我们子女的机会平等。

新的日子

我以为美国生活的基础建立在家园和家庭之上。我从这些巨大的经济力量，这些复杂而微妙的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关系中看到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再次强化联系我们几百万家庭的纽带，加强每个家的安全、幸福和独立。

在我的概念中，美国是这样一片土地：男女在有序的自由中独立从事其职业，享受财富带来的好处，财富不是集中在个别人手里，而是分布在所有人那里；他们建造和保卫自己的家园，让子女得到美国生活最充分的好处和机会；每个人因良心指导的信仰都得到尊重；一个满足而幸福的人民在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免于穷困和恐惧，有闲暇和欲望去追求更完善的生活。

也许有人要问：除了物质进步，它还将引向何处？它将把男男女女用于生活苦劳的能量释放出来，投入更宽的视野和更高的希望。它将通向越来越多的服务机会，不仅在我国大地上的人与人之间，而且从我国通向全世界。它将通向一个身体健康、精神健康、无拘无束、年轻而充满渴望的美国——其搜索的视线越过地平线，思想开放，富于同情和慷慨，这些更高的理想和目标就是我本人以及共和党的承诺。

（钱满素 译）

* 译自Daniel. L. Boorstin, An American Primer, Penquin Books USA Inc. New York, 1995。

胡佛（1874- 1964）生于艾奥瓦州一个小村庄，是美国第一位出生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总统。中西部的政治传统培育了他对美国体制的虔诚信仰，这一信仰又由于他从穷孩子到总统的辉煌经历而得以强化。

胡佛出身贫寒，父亲是铁匠，父母都是贵格会教友。胡佛九岁时父母先后亡故，由亲戚抚养长大。1891年，胡佛免费进入刚建校的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为一家英国公司去澳大利亚寻找金矿，此后多年在国外工作，包括1899年携妻去天津，亲历了义和团运动，还学会了中文。胡佛不仅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采矿工程师，也是专家学者，撰写过《采矿原理》这样的采矿学标准教材。他更是成功的企业家，擅长经营管理。

一次大战爆发后，胡佛丰富的国际阅历使他担当重任，去欧洲协助12万旅欧美国公民回国，后来又领导了比利时救济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为千百万难民分发食品。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后，胡佛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战后又被派遣去救济中欧和苏联难民。在这一系列人道主义援救行动中，胡佛的高效和干练得到充分发挥和展现，成为国际英雄。1919年胡佛回国后被社会各界一致看好，先后在哈定和柯立芝两届政府中担任商业部长。这位做事有条不紊的人怀抱美国经济现代化的理想，将刚建不久的商业部塑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再次表现出卓越的统筹管理能力。出于敏锐的历史意识以及对和平的珍视，他将在欧洲收集的资料集中到斯坦福大学，成立胡佛战争文献馆，即日后著名的胡佛研究所。

在整个1920年代，胡佛的人气无人能及，加上他的经验和声誉，民主共和两党都想拉他当总统候选人。胡佛选择了共和党，1928年他辞去部长之职竞选总统，并轻松取胜。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1位总统。到此为止，胡佛的命运可谓一帆风顺。然同年10月，股市突然崩溃，经济陷入萧条。胡佛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无法遏制其恶化。他对这场大萧条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又不愿采取非常手段来应对。随着大萧条的蔓延和深化，胡佛的声誉一落千丈，惊恐苦难中的人们将怨恨集中到他身上。1932年大选时，他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代名词，惨败给罗斯福。

其实，美国总统中鲜有胡佛这样的经济专家、救济专家，他似乎是对付大萧条最合适的总统人选，但为什么他却表现得如此无能？问题出在哪里？

大萧条突如其来，且规模空前，难免使人措手不及。其形成的复杂原因在当时也很少有人能认识清楚，故而应对办法也无外乎传统的救济灾民、稳定市场和复苏经济。就管理经济的能力而言，胡佛绝不亚于罗斯福，他的失败不在能力，而在执政理念，乃至个性。胡佛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他认定联邦政府和总统的职权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并且相信没有必要因此去改变现有的政府和社会，这种指导思想无疑束缚了他的反应和行动。

胡佛的思想有两大成因：一是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作为老罗斯福的支持者，胡佛始终将反对浪费、提高效率视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的。二是一次大战，作为国际救援专家，他目睹战争带来的灾难，始终将维护和平与维护美国体制视为政治目标，对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意识形态非常敏感。

在这篇1928年发表在纽约麦迪逊广场的竞选演说中，胡佛的政治理念得到充分体现。讲话首先肯定了一战后的共和党执政，由于果断地让政府退出战时经济，给社会带来了进步和繁荣，由此胡佛转入他的重点——明确和强调美国体制。何为美国体制？胡佛说：“它是建于一种特定的自治观念，其根基就是权力分散的地方职责。不仅如此，它还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只有通过有序自由和个人机会平等，个人的主动性和创业精神才会推动进步行程。”

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政府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胡佛具体解释了为什么政府管理经济不会明智，而由此导致的中央集权制却必将损害自由和自治，结论是：“企业不插手政府和政府不插手企业，两者同等重要。”他甚至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来认识：“官僚体制不会容忍独立精神，它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散布服从精神，在国民性中渗透懦弱地接受不可抗拒的强力的习惯，而不是强劲的拒绝错误的习惯。”

胡佛对政治体制的兴趣由来已久，尤其是美国体制的独特之处，1922年他将思考结果写成《美国个人主义》出版。胡佛注意到一次大战后世界上各种主义盛行，意识形态竞争激烈。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体制已经衰竭，需要更换替代。胡佛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与所有这些主义相比，美国个人主义的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所有这些流行哲学都将集体视为社会的基础，将某个群体或阶级封为天然的领导者，这必然导致社会的阶级僵化。唯有美国体制将个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础，因为个人的自由、主动性和独创精神才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任何群体、实业或阶级，乃至政府本身，都无权限制基本自由。对个人的保护是衡量一切政府政策的试金石，政府对经济和文化的过多干预只会破坏社会和个人本身的积极性。

胡佛也看到，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完全可能泛滥成灾，但美国是法治而非人治，是有限政府加多数民主。美国人早就明白，人在能力、个性、智力和志向上并不平等，他们要政府保障的是自由、公正和机会均等，因此美国体制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同时带来个人发展和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的开放和流动，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从不实行授予爵位等维护特权的做法，身处底层者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发展上升，生来优越者也不能世袭特权，阻挡他人发展。胡佛在不同体制下工作过，在广泛接触世界后他认为美国体制是人类发明的最佳体制，“每次回家，都再一次让我确信美国的伟大。”

正是出于这种长远考虑，胡佛拒绝通过联邦立法给予大萧条灾民直接援助，因为他认为救济是地方和私人的责任，认为救济容易使受惠者产生依赖心理。胡佛过于强调原则而缺乏灵活，过于强调长期效应而忽略眼前，他的行事方式倒说明他本质上不是政客，毕竟除了总统，他担任的重要职位都是任命的。他也不善于处理公共关系，粗暴对待退伍老兵的请愿之事引起公愤。即便是这一个小时的麦迪逊广场演说，他也只顾低头念稿，两万多听众竟走了五千人。其实，胡佛在任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大萧条——如1932年的紧急救济和建设法，它在美国历史上已属破例，虽为时已晚，但仍然可以说是罗斯福新政的先声。胡佛下任后继续坚持自己的“真自由主义”，反对新政自由主义，认为它威胁宪政，威胁美国体制，1934年还为此出版了《对自由的挑战》一书。

在美国，凡是政治面临重大变革之际，总会出现向建国初期回归的思潮，这就是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胡佛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当大萧条渐渐远去，尤其是经历了纳粹主义崛起等二次大战前后的惊涛骇浪，美国人的怨气日趋平息，对胡佛有了更平静和客观的看法。从这篇当时只有共和党叫好的演说中，人们发现他对美国体制的阐述不仅精辟，还有先见之明。胡佛晚年过得很平静，并继续获得为公众服务的机会。1964年，他以90岁高龄在纽约逝世。

（钱满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