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管理财富，以使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依然能够维系，使我们能和睦相处。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人类的生存状况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此以前，不论是住所、服装、食物还是生活环境，部族首领和他的扈从之间差距甚微。那时的文明人就像现在的印第安人，我曾参观过苏族①酋长的棚屋，从外观上看，它和部族中的其他棚屋别无二致，甚至其内部陈设也和族中最贫困的勇士的棚屋相差无几，今天百万富翁的豪宅和普通劳动者的小屋之间的反差正和文明带来的变化一样巨大。

不过，我们不应为这一变化感到遗憾，而应该欢迎它，因为它是极为有利的。不仅如此，一些人的屋宇华美绝伦，极人类文明精致高雅之能事，这也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总比无一人拥有来得强，虽然贫富悬殊，却远胜于普遍的贫穷。没有财富就没有米西纳斯②，所谓“过去的好时光”日子并不好过，不管是主人还是仆人，过去的境况都不如现在。历史的倒退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对仆人而言也是如此——而且还会把文明也随之一扫而空。并且不管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它已经发生了，我们无力改变它，因此最好是接受它，并且好好利用它，对必然之事妄加评论不过是浪费时间。

要说明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很简单。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变化的几乎每一个阶段，那就是产品制造，在产品制造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全貌，它适用于所有受这个科学时代的各种发明鼓励和刺激的人类相关产业。以前，产品都是在小家庭的炉边，或是一些小作坊里生产出来的。这些小作坊是家庭的一部分，师父和学徒并肩工作，学徒住在师父家里，因此生活条件也一模一样。当这些学徒升作了师父，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变化，他们也按部就班地教授他们自己的学徒。师徒之间存在着实实在在的社会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因为当时从事制造业的人对国家政治只有很小的影响力，或者完全没有。

但是这样的生产模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产品粗陋而价格昂贵。如今我们却能以低价购得一流质量的产品，这样的价格哪怕在只比我们年长一辈的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商业界，类似的原因已经导致了类似的结果，人类因此而获益，穷人享受着以前连富人也负担不起的生活，曾经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如今成了生活必需品。劳工们享受的舒适远胜于几代以前的农夫；而如今的农夫比当年的地主还要奢侈，比他们穿得好，住得也好；如今的地主更是拥有连以前的国王也没有的珍贵书画、优雅的陈设和家具。

毫无疑问，我们为了这些有益的转变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工厂、矿山和会计室里聚集了成千的工人，雇主对他们毫不了解，而在他们眼里，雇主也是一个谜，他们之间没有交流可言，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形成了。照例，相互不了解导致相互不信任，每个阶级对其他阶级都毫无同情心，并乐于相信任何贬低对方的事情。迫于竞争规律的压力，手下有好几千雇工的雇主不得不精打细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劳工的工资，因此雇主雇员、劳资双方、贫富之间多有摩擦，人类社会失去了同质性。

正如人类社会为低价舒适和奢侈品付出了极高代价一样，社会为竞争法则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代价虽高，该法则带来的利益是更大的，拜它所赐，我们才得以发展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不论这个法则是好是坏，我们都必须这样看待它，就像我们已经谈及的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一样，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绕过它：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取代它的东西。并且，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来说是严酷的，但对于整个种族却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保证“适者生存”这一原则在各领域的实现。因此，我们接受并欢迎那些我们不得不适应的情况，包括外部环境极大的不平等；商业、工业、贸易高度集中于几人之手；以及运行其间的竞争法则；认为它们不仅是有益的，而且对人类未来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一俟接受了此观点，自然会得出结论：有特殊才能从事大规模生产和经营的商人与企业家必须有大显身手的空间。有个事实足以证明组织和管理天赋是很罕见的，那就是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按照任何法律，这样的天赋总是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极大收益。在选择合伙人时，商界老手首先考虑的是人，能胜任的人，而很少考虑他们是否有资金可以入股。因为这样的人很快就会创造财富，而如果缺少所需天赋，再多的资金也会不翼而飞。这样的人对那些操纵数百万资金的公司或企业感兴趣，哪怕对所投的资金只估算其单利①，他们的收入也必然会超过他们的支出，他们必然会积累财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中间地带可言，因为如果投入的资金不能带来利润，企业很快就会破产，不进则退，停留在原地是不可能的。一个企业成功运作的基本条件就是有利可图，不仅如此，投入的资金在赚回其利息的基础上，还应该获得其他利润。拥有这种特殊天赋的人在经济力量的自由作用下必然很快获得超出他们明智消费的财富，这是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和其他规律一样确定无疑，也和其他规律一样对人类是有益的。

反对当今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人类当前的状况比以前所尝试过的任何方式都好，何况我们对任何新的替代方式的效果都不能确定。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推翻现行制度，他们应该被视为对文明基础的攻击，因为文明正是肇始于这样一天，当一个勤劳能干的工匠对无能懒惰的同伴说：“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从此，工蜂和公蜂分道扬镳，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了。任何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很快得出结论：文明本身有赖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普通劳动者有权保有他在银行的一百块钱，百万富翁也应该有权保有他的百万家私。因此，对于那些建议用共产主义替代目前强烈个人主义的人，我们的回答是：人类已经尝试过共产主义了，实际上，所有从野蛮时代到当今社会的进步都得益于原始共产主义被取代。那些有能力有精力的人创造并积累了财富，这带给人类的不是罪恶而是利益。就算我们暂时承认人类如果抛弃目前的基础——个人主义——也许会更好，承认每个人劳动不只为自己，而是为大众福祉，并且有福同享，承认这样的理想更高尚——是实现了斯维登堡②对天堂的设想：如他所言，在天堂里天使们是在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的劳动中获取幸福的。但是哪怕承认了所有这些，我们也完全可以回答说：这是革命，不是进化。革命的前提是人性本身的改变，亦即万古长远之事，就算改变人性是件好事，虽然对此我们也不能肯定，起码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不现实的，即便在理论上可取，那也将属于很久以后的另一个社会阶段了。我们的责任在于目前可行的方法，在于当前当代即可实行的下一步计划。在现存环境下，我们所能办到并对人类有益的只是把人类的整体之树向能产生善果的方向稍稍做点倾斜，此时若浪费精力拼命要将它连根拔起是有罪的。与其提倡毁灭个人主义、私有财产、财富积累规则和竞争法则，还不如提倡毁灭现存最优秀的人物，理由是他无法达到我们的理想，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经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产生的最好果实的土壤。这些规律在运作之时也许有时不够公平，不够平均，也许在理想主义者的眼里它们还不够完美，但是和那些最优秀的人一样，它们毕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好最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我们谈论的起点是，正是那些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基本法则使财富不可避免地落到少数人手中。迄今为止，现存法则整体情况总的来说是不错的，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接受以上一切论证，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既然文明所建构其上的法则已经将财富托付于少数人之手,那么什么才是管理财富的最好方式？我确信我正是对这个大问题提供了真正的解决方案……

对剩余财富的分配一共有三种方式：可以留给死者的家人；遗赠于公益事业；或所有者在世期间由他本人处置。时至今日，世界上聚集于少数人之手的财富大部分是以前两种方式处置的。现在，让我们逐一考量这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最不明智的。在君主制国家，地产和其他财产中的大部分都被遗留给长子以满足父亲虚妄的念头——他以为这样一来他的姓氏和头衔就可以不受减损地传诸后代。在欧洲，这一阶级今天的状况说明这样的希望和野心是虚妄的，他们的后代要么因为自己的愚行，要么因为地价下跌终于落入贫困之中。甚至在英国，严格的限定继承地产的法律① 也被证明无法维持一个世袭阶级的地位，他们的地产很快落入陌生人之手，在共和体制下，财产在子女之间的分割要公平得多。但这也促使各国的有识之士都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要把大笔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女？如果说是因为爱，恐怕也是糊涂的爱吧。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般来说遗产太多对孩子而言并不是件好事，这样做对国家也不好。除了为妻子和女儿们留下适度的经济来源，对儿子们，如果要留，也只能留下极其有限的财产，超过这些，一个人就应该好好琢磨一下了，因为对于接受者而言，一大笔遗产往往弊大于利，这已不再有任何疑义了……

至于第二种方式，即在死后把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如果一个人宁可在死后才让自己的财富为世界做一点贡献的话，只能说是一个处理财富的办法。他只是想知道自己的遗产用于何处，而并不是计划着想要在死后使它发挥最好的作用。立遗嘱人的目的未能达成，或是他的真实愿望被阻挠而未能实现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许多情形下，遗产被如此滥用，简直可以说是立遗嘱人愚行的纪念碑。应该记住，要使财富对社会真正有益，使用财富所需的能力并不比积累财富所需的能力少。不仅如此，一个人不应为他迫不得已而做的事情受到颂扬，因此他自然也不能仅仅因为在死后把财富留给社会而得到感激。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那些以这种方式留下巨额财产的人如果能够将它带到坟墓里去的话，是决不会将它留给社会的……

对死后留下的大笔遗产征税越来越重的倾向是公众意识向有益方向转变的令人鼓舞的迹象。宾夕法尼亚州目前采取的是十分之一的遗产税（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前些日子提交给英国国会的预算议案提议增加遗产税，最重要的是，新的税制将会是累进制的，在所有的税制中，这个看起来最明智。这样一来，那些终生敛财的人（这些财富如用于公益事业将对社会有利），起码可以被迫认识到社会以政府的形式有权得到它应得的一份。通过对遗产征收重税，政府也表明了对这些自私自利的百万富翁可耻生活的谴责，…… 这项政策将会有力地促使富人们在有生之年对自己的财产注意管理。这是社会一直应该怀有的目标，因为这样对人民最有利，也不用担心该政策将会伤及企业的根基，挫伤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对于那些想在死后留下大笔遗产并乐于被人谈论的人来说，这样做甚至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因为政府将从他们的财产中获取大笔资金的事实的确使他们的抱负显得更加高尚了。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种使用大笔财富的方法了，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找到了对财富暂时分配不均的真正对策，提供了一个贫富和解的方式。真正的和谐将降临世间，它是另一种理想——和共产主义要推翻我们整个文明不同，它只要求在现存条件下继续进化。它的基础是现有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且只要乐意，人类已经准备好逐渐实施这一方法，在它的治下我们将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少数人的剩余财富将会在最好的意义上成为多数人的财产，因为它将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得到管理。而且，这些财富经由少数人之手，反而比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分散到大众手中更能有力地推动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的境地，甚至最贫困的人也可以被说服并且同意：那些由他的富人同胞聚集起来的财富，如果被用于公共目的，并由大众获得主要利益，比起经年累月地以微不足道的金额分散给穷人，对于穷人来说是更有价值……

富人的责任就是：首先，应该树立一个朴实、谦逊的生活榜样，避免炫耀或奢侈，有节制地向那些依靠他生活的人提供一些正当的必需品。除此之外，他应该认为，其余的所有剩余财富都是给予他的信托基金，他只是一个管理者而已，而且受到自身责任的严格约束，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来管理这笔财富，以使其产生对于社会最有利的结果——这样，富人就只是他贫穷同胞的代理人或受托人而已。他的卓越智慧和经验，他的管理才干都是为了穷人服务的，他来管理这笔财富要比穷人自己管理更好……

我们已经说明了剩余财富可被派上的最佳用途。要明智地管理这些财富，必须要有真正的智慧，因为人类进步的一大障碍就是不加选择地滥施慈悲，与其把成百万的财富浪费在鼓励那些懒汉、酒鬼和卑鄙小人身上，还真不如直接扔到海里去算了。今天，在这种所谓慈善活动中，每1000美元中起码有950美元是被不明智地浪费掉的，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助长了那些本来打算要减少或铲除的罪恶。一个著名的哲学书籍作者承认，前两天他在去朋友家的路上给了一个走近他的乞丐25美分，他对这个乞丐的习惯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笔钱将作何用，虽然他很有理由怀疑它会被用于不正当的用途。这位作家自称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但是那晚他给出的25美分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超过这位轻率的捐赠者在真心赈济中捐赠的所有款项起到的正面影响。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想避免烦恼，而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自私、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从各方面来讲他都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

在提供慈善救助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帮助那些能自助之人；提供一些途径使渴望提高的人可以提高；帮助渴望站起来的人使他们可以站起来；从旁协助，而很少或根本不要越俎代庖。从没有任何个人或是种族可以完全依赖救济而发展的，实际上，那些值得帮助的人，除了极罕见的情形，是很少会要求帮助的，而那些最优秀的人则几乎从不要求救济，除非是在意外事故或是突发变故之时。…… 对社会最有益的方式莫过于给那些有志向的人提供向上之阶梯——公园或是其他娱乐手段，这对于人们的身心均极有利；又如艺术品，既赏心悦目又能提高公众品味；以及各式各样可以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条件的公共事业机构；应当以这种方式把他们的剩余财富返还给大众，并确保其返还的形式将长期有利于大众。(www.daowen.com)

这样即可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财富积累的原则不变，分配的原则不变，个人主义将延续，但百万富翁将成为穷人的受托人，在一段时期内受托管理社会的大部分增加的财富，比起任其自生自灭来，他们将远为成功地管理这些财富。在人类发展史上，那些最有头脑的人将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即在那些拥有社会大量财富、深思而诚恳的人看来，除了把剩余财富年复一年地用于公众利益，其余的处置方式都不可取。这样的时代已经初露端倪，但就目前而言，虽然有的人未能得到同胞的谅解是因为其在大企业中投入的资金未及抽出或是不能抽回，而在去世时仍是大企业的股东，只能在死后将其财产主要用于公共用途，但还是有一些人身后留下了上百万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当他在世时原本可以被善加利用的。这样的人，不管死后将这些带不走的铜臭之物作何用途，都会死得“无人哀悼，不受尊敬，未被赞颂”，对于这样的人，公众的评价无疑会是“一个死而富有的人死得丢脸”。

在我看来，这才是有关财富真正的福音，只要遵循它则贫富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必将带来“世间的平安和人间的良善”。

（张媛 译）

* 译自Richard D. Heffn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 Mentor Book by Penguin Putnam Inc.,1999。

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贫富分化，那些具有商业天赋、勤奋又幸运的人总能在商界脱颖而出，积聚大量财富。但若贫富差距过大，则社会容易动荡。19世纪后期，美国内战结束后，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贫富悬殊逐渐加大，社会矛盾频发，安德鲁·卡内基于1889年发表《论财富》，说明贫富分化的原因，指出富人的社会责任，从富人的角度提出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途径。

卡内基首先论证贫富分化的现象并非洪水猛兽，尽管现代人的收入差异悬殊，但与技术欠发达的古代相比，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然而，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那些不适应竞争的人却日益落后于时代，最终堕入贫困。有两种方法缩小贫富差距，一是改善穷人的生活，二是降低富人的收入。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尚未建立，反垄断法案有待完善，均分社会财富的欧洲理论时有耳闻。卡内基认为，如果取消私有财产，让所有人共享劳动成果，这是一场意在改变人性的革命，因为人性往往以个人获益为劳动的出发点。也许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性终有一日可以发展到纯粹利他的程度，但没有人知道这完美的人性何时可以实现，而现实社会的问题却迫在眉睫，因此乌托邦的理想不适合作为现实改革的依据。改革应当寻求出路，应该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方案。

贫富分化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分层，不同层级之间很难跨越，容易滋生仇富笑贫的现象。在卡内基看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人擅长读书，有人擅长绘画，还有的人擅长挣钱。有钱人中也许不乏为富不仁者，但总的说来，富人，尤其是白手起家者，往往工作更加勤奋，承受更多压力，眼光更加长远，否则他们不可能积累起财富，更谈不上成为企业家。卡内基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优胜劣汰的原则，所以他认为竞争的环境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而竞争的起点则要尽可能公平，在此思想基础上卡内基提出解决贫富问题的办法——保留自由竞争的机制，但同时让富人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富人应当保持低调，绝不可炫富或过奢侈的生活，除了留给自己和家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费用，其他剩余财富都应当妥善处理。把财富留给子女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对于不善理财的人，金钱的腐蚀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其他作用，而善于理财的人终将积累自己的财富，所以遗产不能或不必留给子女，卡内基赞同征收高额遗产税。若富人在去世后把遗产赠与社会公共基金，这种消极处理财富的方式同样为卡内基所不齿，他认为这些人只是没办法把钱带进棺材，别人没必要为他们迫不得已的行为而感恩。“要使财富对社会真正有益，使用财富所需的能力并不比积累财富所需的能力少。”富人不仅要能赚钱，还要会花钱，要善于寻找为公共目的而花钱的渠道。富人作为社会财富的受托人，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来管理这笔财富，使其产生对社会最有利的结果。

卡内基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他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如果说此前的慈善（charity）是授人以鱼，那么卡内基所倡导的慈善（philanthropy）则是授人以渔。慈善不再是送钱送物，而是提供机会，使渴望提高的人可以提高，“是从旁协助，而很少或根本不要越俎代庖。”卡内基之所以受到后人尊敬，并不是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而是因为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他捐建了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匹茨堡的卡内基大学、还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卡内基图书馆。在他的影响下，类似的慈善事业在美国得以推广，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富豪都捐助了各自擅长的慈善项目。这样的慈善行为不是对弱者的施舍，也不会培养懒人，而是以市场的手段和效益来发展教育、医疗、科研等公共事业，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其二、承认收入需要进行再分配的现实，鼓励富人主动出手。贫富差距加大到一定的程度，必然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如果个人不作为，政府就要干预；如果政府不干预，则民心思变。卡内基并没有一味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承认收入需要进行再分配，富人应当慎重对待自己的剩余财富。在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若由政府通过政策调控，对富人而言，这是“被分配”，他们失去一部分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的安排。卡内基鼓励富人主动出击，用自己的智慧为社会谋利。他提出的“受托人”理论，不问财富的来源，只说私产的公用，这既能调动富人的积极性，也相对提高了财富再分配的效益。毕竟，人在花自己挣的钱时，总是相对谨慎的。

其三、避免以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革命固然可以迅速地进行资产重组，短期内能够有效地改善穷人的生活，但革命本身的代价太大，且以暴力方式分配社会财富从长远看有很大的风险，容易落入继续革命的窠臼。卡内基通过资助“自助”的人，给优秀的个人提供攀升社会阶梯的机会，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革命引向自我奋斗，这不仅化解了一部分社会危机，还为社会未来的发展筛选出优秀人才，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

安德鲁·卡内基（1835- 1919）生于苏格兰，12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家贫，自小当童工，然聪慧好思，自学成才，终于创业成功，一步步发展为美国的钢铁大王。他的思想成为美国人重要的精神财富，它是有产者提出的放弃财产世袭制，拿出自己的财产为公共事业服务，以此不断增进全社会的福祉。这一思想凝聚了美国民主的精髓——个人要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社会则尽可能为个人的奋斗提供平等、自由的环境。

（魏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