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也是共产党的每一个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责任。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曾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权利，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同党外人士搞好合作共事关系，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江泽民同志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指出：“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的党组织要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胡锦涛同志也明确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党外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占有比例和数量的规定，积极培养选拔符合条件的优秀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并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强调“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明确“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重点是科学使用、发挥作用”，并在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对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培养、使用、管理等工作作出规范要求。

毛泽东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提出的工作问题复函手迹

毛泽东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提出的工作问题复函手迹

毛泽东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提出的工作问题复函手迹

1979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铁道科学院院长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席、人事部副部长孙起孟等亲切交谈

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主要形式：一般意义上讲，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合作共事，包括选拔党外人士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法院检察院的领导职务，并支持他们发挥作用，同时还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以及人民团体、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领域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代表人士的合作共事。

搞好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要切实做到：支持党外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支持党外政协委员履行职责，认真办理党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建议和提案，充分发挥党外代表人士在人大和政协中的作用。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党外领导干部分管工作范围内的重要事项应事先听取并尊重党外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保证党外干部对分管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正确处理政府、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组（党委）与党外领导干部的关系，党外领导干部要自觉执行党组（党委）的决策，党组（党委）会议一般要邀请领导班子中的党外干部列席。

1979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铁道科学院院长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席、人事部副部长孙起孟等亲切交谈

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主要形式：一般意义上讲，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合作共事，包括选拔党外人士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法院检察院的领导职务，并支持他们发挥作用，同时还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以及人民团体、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领域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代表人士的合作共事。

搞好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要切实做到：支持党外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支持党外政协委员履行职责，认真办理党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建议和提案，充分发挥党外代表人士在人大和政协中的作用。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党外领导干部分管工作范围内的重要事项应事先听取并尊重党外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保证党外干部对分管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正确处理政府、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组（党委）与党外领导干部的关系，党外领导干部要自觉执行党组（党委）的决策，党组（党委）会议一般要邀请领导班子中的党外干部列席。

1979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铁道科学院院长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席、人事部副部长孙起孟等亲切交谈

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主要形式：一般意义上讲，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合作共事，包括选拔党外人士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法院检察院的领导职务，并支持他们发挥作用，同时还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以及人民团体、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领域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代表人士的合作共事。

搞好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要切实做到：支持党外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支持党外政协委员履行职责，认真办理党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建议和提案，充分发挥党外代表人士在人大和政协中的作用。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党外领导干部分管工作范围内的重要事项应事先听取并尊重党外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保证党外干部对分管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正确处理政府、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组（党委）与党外领导干部的关系，党外领导干部要自觉执行党组（党委）的决策，党组（党委）会议一般要邀请领导班子中的党外干部列席。

2006年8月，在党外人士赴青藏铁路考察期间，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与周铁农（左四）、韩启德（左五）、成思危（左七）、罗豪才（左八）、李蒙（左三）等在唐古拉火车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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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进一步强调要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三三制”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也是人民民主政权的雏形。在“三三制”政权下，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实行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合作，获得了广大的同盟者。如在陕甘宁边区，开明绅士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的“精兵简政”等许多建议被采纳。“三三制”政权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006年8月，在党外人士赴青藏铁路考察期间，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与周铁农（左四）、韩启德（左五）、成思危（左七）、罗豪才（左八）、李蒙（左三）等在唐古拉火车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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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进一步强调要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三三制”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也是人民民主政权的雏形。在“三三制”政权下，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实行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合作，获得了广大的同盟者。如在陕甘宁边区，开明绅士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的“精兵简政”等许多建议被采纳。“三三制”政权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006年8月，在党外人士赴青藏铁路考察期间，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与周铁农（左四）、韩启德（左五）、成思危（左七）、罗豪才（左八）、李蒙（左三）等在唐古拉火车站合影(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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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进一步强调要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三三制”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也是人民民主政权的雏形。在“三三制”政权下，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实行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合作，获得了广大的同盟者。如在陕甘宁边区，开明绅士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的“精兵简政”等许多建议被采纳。“三三制”政权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5年，陕甘宁边区开明绅士李鼎铭（右三）与黄炎培（右四）等民主人士在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党外干部配备的基本情况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时，国家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政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党外人士2 人，政务委员15人中党外人士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等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由党外人士担任。地方各级政府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就有54名。而且，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大量的党外工作人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国家机关中仍有许多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在政权机构和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逐步减少。在“文化大革命”中，统一战线遭到批判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几乎荡然无存。

1945年，陕甘宁边区开明绅士李鼎铭（右三）与黄炎培（右四）等民主人士在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党外干部配备的基本情况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时，国家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政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党外人士2 人，政务委员15人中党外人士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等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由党外人士担任。地方各级政府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就有54名。而且，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大量的党外工作人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国家机关中仍有许多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在政权机构和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逐步减少。在“文化大革命”中，统一战线遭到批判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几乎荡然无存。

1945年，陕甘宁边区开明绅士李鼎铭（右三）与黄炎培（右四）等民主人士在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党外干部配备的基本情况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时，国家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政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党外人士2 人，政务委员15人中党外人士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等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由党外人士担任。地方各级政府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就有54名。而且，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大量的党外工作人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国家机关中仍有许多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在政权机构和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逐步减少。在“文化大革命”中，统一战线遭到批判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几乎荡然无存。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外干部配备提出明确要求，新形势下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迈上了新台阶。据统计，截至2017年9月，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共有党外干部66名，其中党外正职8名，配备单位、干部数量均创改革开放以来新高；各省（区、市）人大、政府、政协、省直机关及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共有党外干部1500名，其中配备党外正职251名。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外干部配备提出明确要求，新形势下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迈上了新台阶。据统计，截至2017年9月，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共有党外干部66名，其中党外正职8名，配备单位、干部数量均创改革开放以来新高；各省（区、市）人大、政府、政协、省直机关及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共有党外干部1500名，其中配备党外正职251名。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外干部配备提出明确要求，新形势下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迈上了新台阶。据统计，截至2017年9月，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共有党外干部66名，其中党外正职8名，配备单位、干部数量均创改革开放以来新高；各省（区、市）人大、政府、政协、省直机关及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共有党外干部1500名，其中配备党外正职25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