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高效发展，需要一系列适应其发展的条件。本报告将普惠金融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条件称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金融生态”这一概念在中国最早由周小川（2004）和徐诺金（2006）提出。他们认为金融生态由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以及二者的相互有机作用构成。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包括法律制度环境、市场体系完善程度、企业改革等方面。韩平（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综合，既包括市场主体也包括与金融业发展相互影响的政治、经济、法律、信用这些环境因素。韩廷春和雷颖絜（2008）认为金融生态中的环境因素包括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人民生活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金融监管五个方面。

本报告认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既包括普惠金融生态环境，也包括普惠金融生态主体。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包括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经济金融环境、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素养与保护五个方面。普惠金融生态环境与普惠金融生态主体就像水与鱼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构成了具备其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见图1-13）。

下文将详细介绍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中的五个环境因素。

1. 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

图1-13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结构

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对普惠金融的支持体现在制度设计、统筹规划、机构布局、统筹协调方面。营商环境包含国家为鼓励商业发展设置的一系列制度条件，如契约执行力 度、股东权益保护、破产执行处理等。营商环境好的国家其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能力越强，市场化、法治化程度就越高。金玉国（2001）、韩廷春和雷颖絜（2008）发现制度变迁对经济和金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在推进普惠金融的过程当中，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首先，在制度设计与统筹规划方面，政府需要制定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与政策。一些国家为了推动普惠金融的高效发展，从国家层面制定了普惠金融发展战略规划。在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框架下，需制定详细的政策方针。其次，政府需要指定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各部门统筹协作，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动用各方面能力和资源，积极落实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因此，政府机构布局和组织协调的能力便决定了国家普惠金融战略与政策落实的效率和成果。

在特定时期，国家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的及时性也能反映其国家治理能力。中国2020 年初暴发新冠肺炎，受新冠肺炎冲击最大的是传统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这些行业中多数是中小微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事关复工复产、就业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增长的大局。2020 年2 月1 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其他监管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并下发总计3,000 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资金支持疫情防控相关产业，扶持对象的多数也是中小微企业。中国人民银行还加大中小微企业金融专项债券的发行力度，支持政策性银行加大制造业、外贸企业、春耕备耕和生猪生产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同时，中国银保监会规定，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中小微企业出现贷款逾期的可以不做逾期贷款报送，并在贷款风险分类方面给予优惠考虑等。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不仅为受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中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保证。

2. 经济金融环境

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代表发达程度越高，也越有条件发展普惠金融。金融行业对私营部门的信贷程度代表着该国金融业发展的水平与深度，因此金融行业对私营部门的信贷程度越高，代表金融业发展越深入，越有利于引导资金进入普惠金融领域。同时，合理的通胀水平也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普惠金融的稳健发展。

普惠金融文献中对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围绕此类经济、金融特征进行。例如Dermiguc-Kunt 和Klapper（2012）、Sarma和Pais（2011）、Evans 和Adeoye（2016）发现国民收入显著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Dermiguc-Kunt 和Klapper（2012）发现私营部门信贷占GDP 比重同样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3. 金融基础设施(www.daowen.com)

征信体系是金融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是普惠金融体系赖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信贷基础设施中，征信系统的建设和完善有利于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消除信息不对称，促进诚信约束与激励，降低企业与个人的借贷成本，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普惠金融主要服务的对象是中小微企业和特殊群体，而这部分群体难以被国家传统征信体系所覆盖。信贷信息不足弊端重重：对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来说，或导致金融服务不足，或导致金融服务过度（例如“过度负债”）；对普惠金融服务的供应商来说，由于难以获取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的征信信息，提升其对客户风险评估的难度，造成风险定价不准确，最终影响普惠金融业务的商业可持续；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增加了其对整体信贷质量的把控与监督的难度。因此，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应建设完善金融征信体系，这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韩平（2005）认为信用是金融生态体系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亚洲发达国家较早建立了信用体系。例如，日本形成了以行业协会主导与市场化运作并存的混合业态的征信体系。个人征信行业以行业协会为主，采用信用信息中心的会员制模式；企业征信则采取市场模式，私营征信机构自主经营、市场化运作。中高收入国家中，中国的征信体系建设也位于前列。中国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在完善征信体系，使之满足普惠金融的发展需求的进程中，相关方推动符合条件的放贷机构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同时有序推进征信系统非金融信息采集，扩大了征信体系覆盖范围。2018 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市场化征信公司——百行征信，专注于数字金融领域的个人和企业征信、信用评估、信用评级、数据库管理等业务，成为央行征信的重要补充。在亚洲中低收入国家中，越南早在1992 年就成立了公共征信系统，并在国际金融公司的支持下于2007 年成立了私人信贷局。柬埔寨于近几年建立了全国性征信机构，征信体系建设进步飞快，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征信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详见本书第二章柬埔寨案例）。

支付清算系统是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也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基础设施。支付清算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转确保了金融体系“毛细血管”的通畅。发展亚洲各国的普惠性支付体系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传统的支付清算体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创新的支付方式和手段。在数字技术深植金融业的今天，数字支付正逐渐取代现金支付的主流地位。印度于2016 年推出UPI系统，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实时支付改革的成功案例，为其他国家的实时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详见本书第二章印度案例）。

除此之外，资产抵质押系统也是普惠金融领域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等国家引入动产抵押担保体系，为中小微企业信贷提供了便利（详见本书第二章中国动产抵押担保体系案例）。

4. 数字基础设施

随着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逐渐被应用于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数字普惠金融逐渐成为普惠金融的重要途径。数字技术拓展了金融服务覆盖的对象，延伸了服务的时间与空间，更容易精准捕捉和满足普惠金融客户群的需求。对普惠金融服务供应商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同时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实现征信信息的获取和积累，有助于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进行风险定价。因此，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在普惠金融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亚洲各国推行了多种加速相关金融科技发展的激励措施，借助金融科技的高效率加速发展普惠金融。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详见本书第二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案例）。蚂蚁金服、腾讯、京东数科等金融科技公司率先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和平台优势，为广大金融消费者提供了移动支付、消费金融等金融服务；商业银行等各类传统金融机构在“鲶鱼效应”的作用下进行科技化转型，进行数字赋能^[14]。蒙古国利用移动钱包在世界上最地广人稀的国家实现了较高的金融服务普及率，成绩斐然。东南亚各国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契机大力推动数字科技对金融行业的赋能。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有助于原本传统金融体系发展不足的国家利用数字金融实现金融服务覆盖面与质量的全面提升（详见第二章马来西亚金融科技案例）。亚洲其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积极探索新型数字监管方式“监管沙箱”，在创新与风险中寻求平衡之路（详见第二章沙特阿拉伯监管沙箱案例）。

金融科技的发展依赖于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成为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

5. 消费者金融素养与保护

微观层面上，随着金融消费者面临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选择的增加，为了使消费者合理适度地使用金融服务，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软条件和保障。韩廷春与雷颖絜（2008）发现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变迁影响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Triki 和Faye（2013）、Evans 和Adeoye（2016）均认为居民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根据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分析可见，在亚洲，受教育水平是造成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最大影响因素。

依照包容性原则，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应包含社会各阶层，但其服务重点是当前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外、较难获取信贷服务的中小微企业和特殊群体，此类人群恰恰是教育水平、金融素养较低，综合能力较差的群体。随着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普惠金融客户群将面临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如何提升这些群体的金融意识和金融素养，提高其对金融服务的辨别能力，助其合理、适度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对普惠金融客户群的金融贷款服务应摒弃“救济、扶贫”的模式，而应在为其“融资”的同时进行“融智”，实现消费者赋能，最终达到更好的金融福祉的状态。金融消费者的能力建设也需要得到社会群体和金融机构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