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音乐机构，以周朝的“大司乐”、秦汉的“乐府”和唐代的“太常寺”、“教坊”、“梨园”最为著名，也分别是古代“雅乐”、“俗乐”和“燕乐”三种不同音乐模式与观念的体现。唐朝的音乐机构，为了适应宫廷燕乐高度发展的需要，建立了由政府管辖和宫廷管辖两个不同的系统，乐工人数则有数万人之多。其分工之精细，规模之宏大，技艺之高超，均属历代之冠。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唐代完善的音乐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代宫廷的音乐机构主要可分为太常寺、梨园以及教坊，这三个机构有着不同的分工，但是相互之间又联系密切。

1.太常寺

太常寺很早就已经存在，历代名称有所不同，职能大体相似。是历代掌管礼乐、兼管选试博士的最高行政机关，由太常卿主管。太常寺在历代的沿革情况见于《大唐六典》和《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大致秦时称奉常，汉高祖时称太常，汉惠帝改奉常，景帝又称太常；后汉、魏称太常，晋亦称太常，卿三品；宋、齐、梁称太常。太常在梁为春卿，梁加“寺”字，后代因之。陈袭梁。北魏亦称太常，卿从一品下。北齐同北魏，卿三品。北周称大宗伯。隋称太常，卿三品。唐因隋制，称太常，高宗龙朔二年（662）改称奉常，高宗咸亨元年（670）复称太常，武后光宅元年（684）又改称司礼，中宗神龙元年（705）复称太常。安史之乱中，太常乐工奔散，返京后太常寺得以恢复。太常寺是唐代重要的礼乐机构。

唐代太常寺下辖八署，其中太乐署和鼓吹署是音乐机构。唐太常寺乐官约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高层管理人员，指太常卿和太常少卿。他们是太常寺的领导者（并非仅仅是太乐署和鼓吹署的领导者），他们管理的是包括太乐署和鼓吹署在内的太常寺的全面工作，而不仅仅局限于太乐署和鼓吹署的音乐活动。在太常卿和太常少卿当中，亦有精通音乐者。太常卿也被称为“乐卿”，但担任太常卿或少卿并不一定需要具备实际的音乐才能。第二种是实际从事音乐工作的官员，包括协律郎、太乐令、太乐承、鼓吹令、鼓吹承和太乐署、鼓吹署之乐正。他们在太常寺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因而，一般需要具有较高的音乐才能，其中协律郎亦有以文学或管理才能充任者。第三种是从事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低级官吏，包括府、史、典事、掌故等。在太常寺乐官中，高级管理者不要求音乐素养，但以具备音乐素养为佳。低级的乐官需要较高的音乐知识。如《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本纪》：“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太常卿，其职责为负责整个太常寺的各项工作，并不要求具体的音乐修养。而作为太常卿副职的太常少卿，虽然亦不要求精通音乐，但其中已经有许多人为精通音乐者。一些太常少卿为下级乐官升职而来。协律郎中有精通音乐者，亦有长于文学者，这是协律郎的特殊职责所决定的。太乐、鼓吹令承是低级乐官，他们的职责和音乐密切相关，既要管理本署，又要亲自从事和参与各种音乐活动，因此他们必须由精通音乐的人充任。至于太乐、鼓吹二署的府、史、典事、掌故等，他们既从事档案、文书、财务等具体工作，又直接参与各种音乐活动。

太常寺乐工是伴随着太常寺出现的，唐太常寺乐工由不同身份的人组成，其来源亦较为复杂。关于太常寺乐工的来源问题，日本学者岸边成雄认为其来源主要有三：第一主要从犯罪贬配人员中选拔，此为前代以来相传承袭者。其次为叛军将士及其妻子，或战败被捕之蕃族将士及其妻子编入乐籍者亦多。第三从良民身份者直接编入乐籍或从贱民中选拔升充者。岸边成雄认为太常寺乐工亦有从良民身份者直接编入乐籍者，此为他人未述及者。

太常寺是唐代宫廷音乐的中心和母体。尽管在开元二年（714）之后，朝廷又设立了教坊和梨园，但也应该看到，一方面，教坊乐工和梨园弟子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太常寺分离出来的，他们和太常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太常寺兴盛时乐工有数万人，规模非常大，而教坊和梨园的乐工数量远远不及此数。再者，太常寺还承担着为教坊和梨园培训乐工的职能，教坊和梨园的很多乐工技艺高超，其中多是向太常乐工学习的结果。在唐代，太常寺管理的音乐非常复杂，既有郊祀之乐，又有庙祭之乐，还有用于仪仗和各种仪式的鼓吹乐。十部乐、二部乐是大型乐舞，也归太常寺管理。四夷乐和各地的献乐，以及大傩乐等也属于太常寺管理。在开元二年（714）之前，太常寺还负责管理俗乐和散乐。因为唐代的音乐文化非常发达，朝廷对音乐非常重视，所以太常寺的音乐种类繁多，各种音乐活动也非常繁杂。

2.梨园

唐代的梨园有禁苑梨园、宫内梨园、太常梨园、华清宫梨园^[61]。别的梨园遗址都没有发现，只有华清宫梨园遗址于1995年5月被考古工作者找到。^[62]梨园位于华清宫东区北部，唐开元十一年（723）始建，天宝年间扩建维修。由于考古发掘面积限制，仅揭露了梨园遗址的一部分。出土的梨园建筑结构特殊，坐南面北，从南、北墙为主体框架，由主室、东庭院、东庭院北回廊、西庭院、南庑、北庑和主室外北回廊组成。华清宫的梨园遗址虽没有全部清理出来，但形制可辨，为一组封闭式的庭院建筑，内部布局与已发现的唐代建筑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一般的唐代建筑中，主体建筑大多是高台式，开间和进深有一定的比例，柱础排列有序，内部空间宽敞明亮，而梨园建筑则不同，主室建筑结构极为特殊，外边周环回廊，内部被夯土墙分隔成形制不同的室，最大的面积53.1平方米，最小仅16.4平方米。在这样大的室内进行排练，演出歌舞，不用说大型团体，就是少数几个人表演，也明显地受到很大限制而施展不开。而北庑的面积也很有限，最大面积也不过37.62平方米，存在着上述同样的问题。在小房子和南、北庑的回廊及室内地面正对门口处，都设置大小不等的烧火坑。坑内至今保留着草木灰，同时出土陶罐残片，说明其用途是为了生火御寒取暖。陶罐的用途有两种，保存火种和烧水炊事，或二者兼而有之。由室内专设烧火坑推测，主室和南、北庑内不是梨园弟子排练演出的场地，而是他们的就寝之所。

【李隆基】

李隆基（685～761），盛唐王朝的开创者，洞晓音律。能导演，作曲，善击羯鼓，吹笛。

他在位40多年，唐代音乐的繁荣与他的爱好提倡有关，《旧唐书·音乐志》说：

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300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

李隆基喜欢音乐及其他各种表演，每年三月和千秋节（八月五日）的酺会，他必御兴庆宫和勤政务本楼听乐，“与民同乐”。

李隆基爱作曲，著名的如《雨霖铃》，这是尽人皆知的。此外如《光圣乐》、《文成曲》、《得宝子》、《春光好》、《秋风高》、《凌波曲》、《紫云回》等，也是他所创作。有的曲子经过他的修改和整理、润色，如《霓裳羽衣舞》，本名《婆罗门》，出自印度，开元中由西凉节度使杨敬述进献，但唐人有认为是李隆基所作。

李隆基亦能歌。《明皇杂录》载他安史之乱后从四川返回，夜登勤政务本楼，凭栏南望，自歌隋卢思道诗：“庭前琪树已堪攀，寒外征夫久未还。”有的书还说他又歌李峤《汾阴行》“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的句子，称赞李为懂得人生真谛的“真才子”。

李隆基善击羯鼓（古代少数民族乐器，击用二杖，形似漆桶）和吹玉笛。《唐语林》说：

（玄宗）尤爱羯鼓横笛，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初晴，景气明丽，殿庭柳杏将拆。上曰：“对此景物，岂得不为他判断乎？”左右相目，即令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临轩击一曲，名《春光好》，神气自得。

总之，李隆基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少有的、多才多艺的音乐家，是盛唐音乐的代表人物。

西庭院根据南、北庑向西继续延伸和勘探结果分析，其东西长度不会少于25米，南北已知为17米，面积将超过400多平方米，西庭院面积和现代化的大剧场相比，也毫不逊色。唐玄宗的梨园弟子当时应在院内进行排练或者歌舞表演^[63]。

唐代的梨园是在太常寺梨园别教院的基础上建立的。梨园是禁苑的一处果园，因为皇帝经常在此游乐，所以在这里建有一处常设的音乐机构，即太常寺梨园别教院。太常寺的梨园别教院又称太常梨园别教院，其产生的时间可能很早。太常梨园别教院隶属于太常寺，是太常寺的派出机构。其乐工的教习，应属太常寺负责。

在开元二年（714）之前，太常寺既管理雅乐，又管理俗乐，太常寺梨园别教院是为皇帝宴享服务的音乐机构，因此其演奏的音乐当以燕乐为主。《唐会要》卷三十三“诸乐”条记梨园别教院法曲乐章共十二章，即：《王昭君乐》一章，《思归乐》一章，《倾杯乐》一章，《破陈乐》一章，《圣明乐》一章，《五更转乐》一章，《玉树后庭花乐》一章，《泛龙舟乐》一章，《万岁长生乐》一章，《饮酒乐》一章，《斗百草乐》一章，《云韶乐》一章。从这些乐曲的名称亦可推知梨园别教院所演奏的乐曲包括了许多俗乐。梨园别教院可能具有相当的规模，规模一度达到千人左右。梨园就是在梨园别教院的基础上建立的。

唐初的音乐机关以太常寺为主，太常寺主要负责朝廷礼乐，其职能是典司礼乐，但朝廷礼乐庄重正规，并不适合于娱乐之用。于是，太常寺就吸纳了一些俗乐以供朝廷娱乐之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春正月条记之较为详细：“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晓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由此可见，梨园弟子产生的时间是开元二年，即公元714年。唐玄宗建立梨园的原因是因为太常寺是管理礼乐的机构，“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是要把雅乐和俗乐分开，这样就能突出雅乐的地位。但这也许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实际上唐玄宗建立梨园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歌舞娱乐的需要。唐玄宗建立梨园的另一个原因是：直到开元二年（714），玄宗才真正掌握了朝廷的权力。作为一名精通音乐的皇帝，在经历了无数的阴谋和斗争之后，他真正掌握了整个帝国的命运。建立梨园（也包括教坊），表明他可以安心从事他喜欢的音乐活动了。

梨园弟子的来源约有三类：一是太常寺中的坐部伎，数量是300人。二是宫女，数量也有数百人之多。三是“小部音声”30余人，亦属梨园弟子，当是其中年幼而技艺高超者。除此之外，推测可能有一些民间的精于音乐者经过严格选拔加入其中。关于梨园的遗址，约有五说。清人汪汲认为在“今西安府临潼县骊山秀岭下”，王瑞荣认为在长安县西南香积寺附近今黄良乡立园村，范紫东认为在西安城东北唐大明宫东侧附近三华里的午门村，翁维谦等认为在西安城东南隅曲江池附近汉武帝所造宜春苑旧址近旁之春临村一带，李尤白认为在现在的“西安城西北六华里许的未央宫区未央宫乡大白杨村村西”。

【李龟年】

李龟年是唐朝中期有名的音乐家，善奏羯鼓、觱篥，又能作曲，尤善歌唱。公元713～741年年间，与其兄弟彭年（善舞）、鹤年（善歌、兼能撰写歌词）同负盛名。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为人歌唱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作有《渭州》（鹤年词）、《荔枝香》等曲。“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这首《江南逢李龟年》写于安史之乱时，杜甫于湖南潭州碰见音乐家李龟年，这首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国家飘零，连李龟年这样的音乐家也颠沛流离。

梨园弟子在宫廷娱乐中发挥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平时陪伴玄宗和杨贵妃度过无数欢乐时光的正是这些梨园弟子。元棋诗云：“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梨园弟子如李龟年等在当时均极有名。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可见像李龟年这样的歌唱家并不仅限于在朝廷演唱，而是经常到王公贵族家去演出，这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声名。此外，梨园弟子马仙期、贺怀智等亦以洞晓音律而知名于世。(www.daowen.com)

据考证，梨园的高级乐工是由宦官担任的，梨园教坊使是梨园的最高管理者，据李邕撰《唐故逸人窦居士神道碑（并序）》可知梨园教坊使是梨园的最高官，同时，这一职务也是由内侍省最高官担任的。梨园（包括教坊）与内侍省关系密切，推测梨园或许是内侍省的下属机构，或为内侍省所代管。内侍省的官职全部由宦官担任，可知梨园教坊使亦宦官充任。梨园使亦为梨园乐官之一，是梨园的直接管理者。梨园判官为梨园乐官之一，亦由宦官担任，地位在梨园教坊使和梨园使之下。在梨园中还有一些低级乐官，例如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等，这里不多做介绍。通过以上考论可知，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从梨园的高级管理者均为宦官充任这一点看，梨园与内侍省的关系极为密切，推测梨园当为内侍省所兼管，其性质为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把梨园简单地视为“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校”，并不符合实际。总之，梨园乐官中既有由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的宦官担任的高级管理者，又有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的在梨园从事具体音乐工作的低级乐官，梨园是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大曲中的法曲名作。是唐玄宗为道教所作之曲，用于在太清宫祭献老子时演奏。舞曲的内容表现仙真在上界的生活情状，有“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等道教神话场景。唐高宗、玄宗等人亲自撰写清词，供道士祭献祈祷时使用，一些大臣文人亦竞相效仿，从而更加提高了道教文学的水平。安史之乱后失传。南唐时期，李煜和大周后将其大部分补齐，但是金陵城破时，被李煜下令烧毁了。

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并有自注，详细描述了这套大曲的曲式结构和音乐表现，并且用生动的语言将霓裳羽衣舞的场景描述出来。

梨园演奏的曲目，统称为法曲。关于法曲的性质，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丘琼荪认为“法曲出自清商，以清商为基本再融合部分的道曲佛曲以及若干外族乐而成的一种新乐”。岸边成雄认为法曲是唐代的正乐。唐代梨园法曲所传曲目不多，主要集中在《唐会要》卷三十三《雅乐》下所记之太常梨园别教院所教法曲乐章，其他的法曲曲目则散见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文献。法曲历来被看作是唐代音乐艺术的精华，但法曲到底是何种性质的音乐，学界却没有一致的意见。法曲的性质是比较复杂的。它既有清乐的成分，又有胡乐、俗乐、雅乐、道曲和佛曲的成分，从现存的曲目看，很难判断哪一种音乐占绝对的优势。总之，法曲是唐代音乐的精华，是清乐、胡乐、俗乐、雅乐、道曲和佛曲等多种音乐形式的集合体。无论在安史之乱之前还是之后，它在朝廷和民间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教坊

教坊也是唐代重要的音乐机构之一。唐代教坊的设置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分为内教坊和外教坊，外教坊又可分为左右教坊和宜春院，这些机构有着不同的职能和特点。

内教坊是直接服务于内廷的，其产生的时间较早，持续的时间也最长，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相伴始终。武德年间，内教坊设立于禁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新王朝歌舞享乐的需要。如意元年（692）五月，武则天改内教坊为云韶府。中宗神龙年间，云韶府又改称教坊，恢复为原来的名称。内教坊因为包含了雅乐和俗乐，因此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内教坊同梨园一样，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称内教坊使或教坊使。如是教坊使，其管理范围可能包括了内教坊和左右教坊。内教坊使或教坊使不一定具有音乐才能。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应当由精通音乐者担任。第一曹和第二曹也可能是内教坊中音乐组织的两个部分，可能分管雅乐和俗乐，具体分工则难以究明。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此亦与梨园相似。在内教坊的雅乐部分，还有“司乐”和“典乐”这样的乐官，乐工则称“诸女工人”、“诸女工”、“女工人”。

除了内教坊之外，唐代还设有外教坊，一般称教坊。教坊是和梨园同时建立的，同梨园一样，外教坊是唐代重要的音乐机构之一。教坊由玄宗创立于开元二年（714），创立的理由是太常寺作为朝廷正规的礼乐机构不应该杂以倡优杂伎，实际上，建立教坊和梨园是玄宗在完全掌握政权之后，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享乐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教坊分为左、右教坊和宜春院三个部分。唐崔令钦《教坊记》：“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中。右在南，左在北也。”可知教坊分左右教坊，位置不同，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宜春院是教坊乐人中得皇帝恩宠者所在，宜春院的乐伎经常在皇帝面前表演，故称为“内人”或“前头人”。有的学者认为宜春院的女伎是从内教坊选拔而来。如任半塘云：“知内教坊以女伎为主，其色艺兼优者，方入宜春院，院材又精于坊。”从《教坊记》看，有一部分宜春院女伎“其家犹在教坊”，则宜春院女伎似不来自内教坊，而是从外教坊选拔而来。宜春院的女伎从教坊精选而来，故造诣在教坊乐工之上。

同太常寺和梨园一样，教坊也有属于它自己的乐官和乐工。亦是以宦官担任最高长官。唐代教坊设有教坊使一职，负责管理教坊的全面工作。教坊副使是教坊使的副职，一般由宦官担任，主要负责教坊的管理工作，如宦官精通音乐，则是最佳人选。教坊中也有都判官一职，是教坊的乐官之一，职位在教坊副使之下。另外，其还设有判官、都都知、都知这几个官职。总之，教坊与梨园的高级乐官都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由精通音乐的乐工担任，乐官的名称也非常相似。教坊乐官的地位与梨园乐官也基本相同，即同梨园乐官一样，教坊乐官的地位并不高，但有一部分乐官受到皇帝的宠幸，在一定时期内颇有权势。

【杨玉环】

杨玉环（719～756），晓音律，善琵琶，能击磬。

杨贵妃的琵琶演技比较高明。她手中的琵琶非同一般，据说是太监白季贞出使蜀地买回来专门进献的，逻娑（今西藏拉萨）槽，木质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镂的红文，蹙成双凤；弦是末诃弥罗国永泰元年（498年，齐明帝年号）进贡的，由渌水蚕丝制成，光莹如贯珠瑟瑟。《明皇杂录》记载说：

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虢国以下，竟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奏曲毕，广有进献。

公主们、王子们和虢国夫人（杨贵妃的三姐，有才貌，是个风骚的女人，封虢国夫人），所以拜贵妃为琵琶的师傅，主要是为了巴结、讨好她，谋取权势。但如果贵妃不会弹琵琶，或琵琶弹得不好，也是无从谈起的，巴结和讨好只能从其他方面进行。天宝后期，从新丰新进宫内一位善舞的女伶名谢阿蛮，为了排练《凌波曲》舞，当时在清元小殿按乐，由嗣宁王李琳吹笛，玄宗击羯鼓，杨贵妃弹琵琶。此外，还有马仙期的方响、李龟年的觱篥、张野狐的箜篌、贺怀智的拍板，从早晨一直排到中午。这是一个精干的音乐班子，代表着盛唐音乐的最高水平。可见贵妃的琵琶是有相当高的造诣的，否则，精于音律的唐玄宗不会让她参加，也与其他高手配合不起来，尤其贺怀智这位琵琶高手在场，岂非自己出丑？

杨贵妃击磬的事，见于唐郑綮的《开天传信记》。该书云：

太真妃最善于击磬、拊搏（乐器名，牛皮为之，形如小鼓）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超过）也。上命采蓝田绿玉琢为器，上造簨簴（古代悬磬的木架）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二金狮子，作拏攫腾奋之状，各重200余斤以为趺（趺坐，底座），其他彩绘缛丽，制作神妙，一时无比也。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佚，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于太常正乐库。

为了让杨贵妃高兴击磬，把玉磬装饰得如此精美华丽，连磬架、坐趺都不放过，可见唐玄宗对她宠爱的程度。

教坊乐工在专业分工方面包括了器乐、歌唱、舞蹈、散乐和俳优，这和教坊的性质是相吻合的。教坊乐工的来源则有以下几种：教坊乐工的主体当是乐户，其身份是官户或官奴婢。也可能有一部分乐工，其身份比官户要高，属于杂户，地位在官户和平民之间。教坊中还有一部分从民间选拔的乐工，其身份可能是平民。从相关材料看，除教坊从民间选拔的乐工进入教坊之外，还有一部分民间乐工挂名教坊，即在教坊需要时就到教坊表演，平时则不到教坊供奉。这是教坊为解决乐工不足所采取的措施之一。这部分乐工的身份当是平民。另外还有一部分乐工是胡人。从上面可知教坊乐工的来源比较复杂，他们供奉教坊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其身份也有多种，但教坊乐工当以乐户为主，其身份当以官奴婢和官户为主。

教坊的艺术形式有多种，歌舞是教坊的主要艺术形式，俳优、百戏也包括在内，教坊一度还包括了击球、角抵等活动。唐代的教坊曲，见于崔令钦《教坊记》。《教坊记》所记曲名，可以反映初、盛唐教坊音乐的基本情况，正如任半塘所云：“故论本书之内容，比较上尚可代表初、盛唐之时代，及我汉民族自己所有之音乐。”教坊乐曲的内容非常广泛，“或表宗教信仰，或寄才人幽忧，或抒宫闺怨思，或彰‘蛮夷'响慕……显然范围广阔，而情志真纯”。一方面，教坊乐曲大部分是华乐而不是胡乐，另一方面，教坊曲多为俗乐，它的曲调大部分来自民间。但教坊曲的歌词并不直接来自民间，在宫廷演唱的教坊乐曲，其歌词多是文人的诗作。^[64]

从机构的性质上看，太常寺是国家正式的礼乐管理机构，其下属的太乐署和鼓吹署管理的是祭祀和礼仪方面的音乐，梨园和教坊则是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从乐曲上看，太常寺管理的音乐最为复杂，既有郊祀之乐和庙祭之乐，也有用于仪仗和各种仪式的鼓吹乐。多部乐、二部乐等大型乐舞，四夷乐和各地的献乐，以及大傩乐等都属于太常寺管理。多部乐的演出多在宴使节、宴群臣、封王、改元、封禅、祝捷、立太子、庆丰年、嫁公主、重大佛事等重要场合，是一种政治性、礼仪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相结合的音乐形式，但其本质属性是其政治性。二部乐主要是通过乐舞这种精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帝王的文治武功以及国家和帝王的祥瑞，通过对帝王的赞颂，使观赏者对国家的前途拥有信心，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鼓吹乐是太常寺管理的重要音乐种类之一，它由太常寺的鼓吹署管理。

总之，大体上说，太常寺管理的是雅乐，梨园管理的是法曲，教坊管理的是俗乐。太常寺、梨园、教坊分工不同，又联系密切。教坊乐工和梨园弟子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太常寺分离出来的，他们和太常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太常寺还承担着为教坊和梨园培训乐工的任务，教坊和梨园的很多乐工技艺高超，多是向太常寺乐工学习而来。太常寺、梨园、教坊的乐工在演出中也会以不同方式进行合作。

唐代乐府制度对前代乐府制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唐代音乐是以华乐为主体的音乐，但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他们对外来音乐的接纳和吸收是空前的。唐代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对乐府制度影响巨大^[65]。唐代乐府制度的不断完善，为音乐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乐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延伸阅读】

谢阿蛮是杨贵妃的侍女，陕西新丰人，善舞。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说：“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与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妆臂环，曰：‘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出涕，左右莫不呜咽。”这则记载告诉我们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唐玄宗从西蜀回到长安，作为太上皇，曾召见谢阿蛮，两人回忆往事都非常悲伤。谢阿蛮还拿出贵妃赐物金粟妆臂环。大约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唐玄宗与杨贵妃一行幸蜀时，由于形势仓皇，谢阿蛮并没有随行，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谢曾流落离京。乱平再回到宫廷时，贵妃已死，玄宗也失权了。真有一种天地反复、神州板荡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