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文物中乐舞图像^[59]

法门寺出土物品中，鎏金人物纹银香宝子、鎏金伎乐纹银香宝子（两件）上有乐舞图像。

【杜红儿】

杜红儿（？～881），雕阴（今陕西省富县北）人。晚唐官妓，善歌。

晚唐诗人罗虬有《比红儿诗并序》，诗序说：“比红诗者，为雕阴官妓杜红儿作也。美貌年少，机智慧悟，不与群辈妓女等。”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说：“（鄜州，今为富县）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说：“（广明）时雕阴籍中有妓杜红儿，善歌舞，姿色殊绝。”在唐代，雕阴郡（绥州）与鄜州相近，但不是一处，晚唐时可能雕阴县划入鄜州管辖，因此具体说来杜红儿应是雕阴县人，身份是乐籍中的歌伎。

僖宗广明年间（880～881），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诗人罗虬曾写诗数首称赞杜红儿：

其一

楼上娇歌袅夜霜，近来休数踏歌娘。

红儿漫唱《伊州遍》，认取轻敲玉韵长。

其二

金粟妆成扼臂环舞腰轻薄瑞云间。

红儿生在开元末羞杀新丰谢阿蛮。

鎏金人物纹银香宝子，通高24.7厘米，口径13.2厘米，腹深11.4厘米，圈足径12.6厘米，重883.5克。钣金成形，带盖，盖面高隆，圆敛深凹分成四瓣，每瓣模冲、錾刻出一只狮子，衬饰以缠枝蔓草，凹棱两侧饰以二方连续的S纹样，凹棱连接处饰以宝珠形盖钮，盖沿下折，盖沿下壁及外沿饰以鱼子纹，錾以连续卷草纹。盖下器身为四个壶门形规，其内被分别錾刻四个不同图像。第一面仙人弄乐。两人相对跪坐于蒲团之上，一人捧箫吹奏，一人双手捧钵，似在倾听。第二面金蛇吐珠。一蛇口含宝珠，一人举手做接珠状。第三面伯牙抚琴。一人戴冠，坐于圆毯之上阔袖抚琴，左手抚弦，右手拨弹，一侧有双鹤，一个振翅而立，一个振翅欲飞。第四面一人持笙跪坐于圆形蒲团上，其前一凤鸟振翅作舞。四壶门外填饰以缠枝蔓草，腹下部以连珠纹为界栏，其下又饰以两层莲瓣，八瓣为一层，上下错列，器底呈喇叭口，底沿下折，錾刻以鸿雁、鸳鸯、鹦鹉、凤凰等，其底衬以卷草及鱼子纹。鎏金人物纹银香宝子现存法门寺博物馆内。

鎏金伎乐纹银香宝子，通高11.7厘米，口径5.6厘米，杯高5.8厘米，圈足径6.3厘米，重158.5克。钣金成形，带盖，直口，平底，深腹。盖面高隆，中间饰宝珠形钮，下饰一周莲花纹样，钮座周围錾刻两只鸳鸯及一只飞鸟，周饰蔓草。器物腹部内壁呈内弧，口沿饰蔓草，底部饰莲瓣，腹壁錾刻吹奏、舞蹈的伎乐，四周衬以飞卷蔓草。乐伎头戴宝冠，身着胡服，肩披帛带，脚蹬胡靴，弄乐起舞。根据线描图，第一人手持觱篥，左脚着地，右脚抬起，做奏乐起舞状。第二人怀抱箜篌，依左肋，右脚站立，左脚抬起后翘，起舞奏乐。乐伎所持箜篌为小箜篌，张弦数根。第三人双手上举，左脚高抬翘起，右脚站立，做旋转舞蹈状。

2.伎乐纹八棱金杯^[60]

伎乐纹八棱金杯，出土于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金杯器体厚重，约380克，杯高6.4、径7.2厘米，侈口，尖唇，器体上部外张，呈喇叭形，下部里收内敛，有横向折棱，中间有束腰，形体呈八棱形，杯体一侧由连珠组成环形把，上部带指，指附接两个相背的胡人头像。金杯有八个棱面，每个棱面各雕饰一手执乐器的乐伎，乐伎均为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或瓦棱帽，身穿窄袖胡服的胡伎形象。这八个乐伎均呈立奏状，第一人右手举角，扬头，左手置于体侧，倾力吹奏。第二人左手持四弦琵琶，右手弹奏，侧脸站立。第三人双手捧贝，置于嘴边，扭身侧奏。第四人双手平持，捧排箫于胸前，若有所思。第五人、第七人均为箜篌伎，乐伎左手持角形箜篌，右手弹拨，所弹奏箜篌为小箜篌一类。第六人怀抱答腊鼓，双手揩打。“答腊鼓，制广羯鼓（圆形）而短，以指揩之，其声甚震，俗谓之揩鼓。”这种鼓即今新疆的手鼓，至今仍在流传。第八人手持拍板，揽于胸前，执板击节。拍板是胡人击打乐节之器，大者九板，小者六板，长阔如手。乐伎所持拍板为小拍板。雕饰有八个乐伎的棱面外有高起的界栏，界栏上装饰连珠纹，在杯体的足部一周亦用连珠纹装饰。连珠纹出现于北朝，在隋及唐初较为流行，8世纪中时（安史之乱）以后已很少出现了，八棱形的杯体造型为明显的西方造型风格。金杯那种颗粒雕塑状的连珠纹、杯下部的指以及浮雕的胡人乐伎形象，以及乐伎所持有的箜篌、贝、琵琶等典型的外来乐器，显示出浓厚的异域风格。据此，有学者推测此杯年代约在7世纪后半叶，来自于西方的粟特地区。此器物可能是外国输入的原器物，也可能是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图6-96、图6-97）

图6-96　西安何家村出土伎乐纹八棱金杯

图6-97　西安何家村出土伎乐纹八棱金杯线描图

3.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1970年10月，在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通高14.5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7.2～8.9厘米。造型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形象。这种形制，便于军旅或出行，盛以美酒携于马背，不易倾溢，不能不让人惊叹当时匠人慧心独运的艺术巧思。它反映了唐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体现了唐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此外，在银壶两腹各饰一马，通体鎏金，颈系飘带，嘴衔一杯，前腿直立，后腿曲卧，奋首鼓尾，做舞蹈状。黄灿灿的金色与银白色壶体交相辉映，色调和谐而富丽，当年歌舞升平、雄浑博大的盛唐气象尽现于此。（图6-98）

基于军事和通商的需要，唐代官民都极重视马匹的养育，在唐高宗时官方牧马已超过70万匹，玄宗时仅宫廷御厩养马就达40万匹，且均为外族进贡的健壮良马。李白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骏马：“天马来自支窟，背为虎纹龙翼骨。”在唐代，乘马被看成一种贵族的特权，马也成了一种贵族动物，好马之风由贵族、官兵普及民间。当时不仅男子善骑，女子也不让须眉，故女骑飒爽的英姿在唐壁画和唐三彩作品中均有所见。在玄宗时还出现了曹霸、陈闵、韩干、韦偃等画马名家。唐代马多肥壮，并被调教得多有优雅的步伐。马匹既能供武装出征骑乘，又能供皇帝、贵族狩猎、出游、打马球，还可用于盛大场合的仪仗，所以唐马拥有骁勇雄壮、华贵优美的风韵。(www.daowen.com)

图6-98　西安何家村出土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唐代还专门驯养调教了一批为皇帝表演马戏的用马——舞马。舞马最晚于三国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国，到唐玄宗时期，舞马活动形成规模并掀起高潮，唐后则在中原大地消失。《通典·乐·杂舞曲》曾说过这种舞马。今翔麟、凤苑厩有蹀马，俯仰腾跃，皆合曲节。舞马表演技艺高超，非常人所能得见。《唐书·音乐志》和《明皇杂录》对舞马也有生动的记载；玄宗时，宫廷中驯养舞马400蹄，它们都是从那些外国贡献的资质最优良的贡马中挑选出来的，玄宗经常亲临训练场观看或亲自训练。每当表演时，这些舞马被分成左右两队，每匹马还被标以“某家庞”或“某家骄”之名盛装上场。“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以鬃鬣，间杂珠玉”，在《倾杯乐》的乐曲声中，舞马和着节拍跃然起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而姿貌美秀者”。每年八月五日的“千秋节”是庆祝玄宗皇帝诞辰的节日，每年此时在勤政楼下举行的庆典活动中，照例都少不了健美的舞马表演，曲终时，舞马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寿，把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

4.伎乐纹白玉带胯

1976年，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出土了白玉带胯的玉带板共计16件。由10件半椭圆形玉带板、4件方形玉带板及1件圭形玉带板、1件铊尾组成，重约335克。半椭圆玉带板：长4厘米、宽3、厚0.5厘米；方形玉带板：长4.8、宽3.8、厚0.5厘米。每块玉质洁白细腻，上有润光，并用浅浮雕与阴线刻相结合手法饰不同的披帛胡人纹，均为男性，头戴尖顶帽或瓦棱帽，以乐伎为主，又有饮宴者、狮子。玉胯出土时和另外一条无纹纯白玉质带胯放在一个素面银盒内。

玉胯的白玉板上大多饰有不同的人物纹样（下文按自上而下、自左而右顺序简单梳理如图像所示），仅一件半椭圆形玉带板上饰有狮纹（四排第三个），狮子后肢曲坐，尾巴上扬，前肢上挺，较有神采。左起第一件，胡人一男性乐伎席地而坐，一腿支起踏地，一腿曲膝伏地，双手持横笛平举右边，置于嘴边吹奏；第二人、第三人手持酒杯。二排第一人亦持杯饮酒；第二人手持叵罗做畅饮状；第三人盘腿而坐，持排箫吹奏，排箫芦管清晰可见，伎人双手持握排箫两侧，倾力吹奏。三排第一人盘腿而坐，演奏排箫；第二人演奏尺八；第三人吹奏觱篥。圭形玉带板即第四排第一人右手置膝上、左手高举叵罗，跽坐于毯上；铊尾玉带板即四排第二人左手按扶在垂吊的左腿膝上，右手举角，右腿盘坐于高台上。第五排四件方形玉带板上的乐伎皆披帛、盘腿坐于方毯上，做击鼓状。第一人置羯鼓于身体右侧，左手抚腿，右手击奏；第二人左手举鼓，右手以桴击之，似为鸡娄鼓；第三人置腰鼓于怀中，右手上扬，左手下张，做拍打状；第四人怀抱答腊鼓，左手持鼓，右手扬起，双手揩打。

在唐代，玉带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其质地特殊珍贵又使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者。“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白玉带胯不仅是皇帝赐贵戚要臣的重要物品，也是持有者尊贵身份、地位的象征。唐京师长安使用的玉多来自西域，何家村出土的玉带胯中有一副在盛装的银盒上以墨书题记“央咄玉一具”，所云应是指地处西域的骨咄国。伎乐纹白玉带胯上的图像内容和风格以胡人形象为主，在显示其玉带自西域传入长安的同时，西域乐舞亦以玉带板为载体随之流入。这种图案的玉带板为唐代玉带纹饰所特有，在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时有发现，只是时代不同，玉板上的纹饰均有变化。根据同类物品的题记和玉带板上浓厚的异域风格特点，玉带应出自西域工匠之手，时代在7世纪后半叶。

5.鎏金伎乐纹银盏托

银盏托直径15.2、高4.8厘米。上部中间镂空，边沿折合压制，为六瓣圆形，相互拥簇，每瓣圆形中间低，四周高，上面錾刻有乐舞伎形象，六位乐伎有的手持拍板，有的在吹奏横笛，有的双手拍击腰鼓，有的在演奏排箫。六名乐伎处于花瓣圆形中央位置，每瓣相接处饰以半莲和相拥着的草叶纹，底纹錾刻菱形小格，中间再饰以鱼子纹，下部是喇叭形高足，表面为鎏金荷叶纹饰。整个盏托工艺精湛，画面生动，应属于中晚唐时期的器物，此器物现藏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图6-99、图6-100、图6-101、图6-102、图6-103、图6-104、图6-105）

图6-99　唐鎏金伎乐纹银盏托

图6-100～图6-105　唐鎏金伎乐纹银盏托乐舞伎图像

6.三彩胡旋舞纹凤首壶

凤首壶高27厘米，腹径11厘米，壶体陶制，通体施绿、白、蓝、褐色等釉，凤嘴张开衔一宝珠，细长颈饰做把手，以连接壶腹。壶腹扁而圆鼓，在圆腹两面饰以图像，为一胡人舞伎，舞伎头梳高髻，项佩缨珞，臂着钏饰，穿一窄衣胡服，手持帛带，右脚站立，左腿提膝翘足立于舞毯之上，帛带飞扬，有明显动感，似乎暗合“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之描述，在舞伎周围饰有卷草纹。壶体圆腹下收口再设高足，下为平底，未施釉，尽显陶土本色，壶口开于凤首之上，实用性强，且造型优美。（图6-106）

图6-106　唐三彩胡旋舞纹凤首壶

7.伯牙弹琴纹铜镜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里藏有一面铜镜，直径16厘米的菱花镜，素缘，有锈迹，其造型和韩森寨出土的真子飞霜镜形制类似。此镜中间的钮是一乌龟卧在荷叶之上，主纹分别为上下左右四组，上方饰白鹤飞向祥云纹样，下方饰一丝池水托出一片绿荷，右边是一片竹林，林前有一高士坐毯子上抚琴，左边是凤鸟立于山石之上闻乐起舞。（图6-107）

图6-107　唐伯牙弹琴纹铜镜

【陈拙】

晚唐琴家。长安人。曾任京兆尹户曹。初从孙希裕学琴曲。孙氏拒绝授予《广陵散》，认为此曲“伤国体”，并将琴谱焚毁。但陈拙坚持另向梅复元学得此曲。对琴艺的论述颇有精到见解。著有《大唐正声新徵琴谱》十卷、《琴谱》九卷和《琴法教勾剧谱》，均已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