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鲜于庭诲墓出土骆驼载乐俑

1957年2月，在西安西郊南河村发现一座唐代墓葬，墓地紧邻皂河，距西安城约7千米。据考证，此墓墓主是鲜于庭诲，字庭诲，渔阳人。他“起家拜右卫翊府队正长上，寻迁右卫明光府果毅都尉”。后迁右领军卫将军，加上柱国北平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开元十一年（723）六月薨于京兆开定里，享年六十有四，其年八月，葬于长安城之西部。

该墓葬多次被盗扰，除墓志外，出土陶俑120件。俑中有骆驼载乐俑一件，驼身为白色釉，颈部、前腿上部、尾部涂黄色。驼首高扬，站立于长方形托板上，驼峰上置圆毯以构成平台，上覆长方形条状图饰长毯。

驼背平台上共有五个乐俑，左右两侧均置有两俑，面朝外坐，中间有一立者。乐俑均为男俑，头戴幞头，足蹬长靴。左侧前方乐俑为一老年胡人俑，身穿蓝色窄袖翻领长袍，左腿垂吊，右腿盘坐，横抱琵琶，左手按弦，右手拨弹；左侧后方为一年轻汉人，身穿绿色圆领长袍衫，左腿盘坐，右腿垂吊，双手右上左下举于颔下，手中器物丢失，从乐俑的姿势看，应是吹奏管状乐器。右侧前方为一青年汉人俑，俑身着淡黄色窄袖圆领长袍，右侧后方为一胡人俑，俑身着红色翻领长袍衫，此二俑的乐器均失，两手做拍击状，当是使用拍板乐器。^[3]中间立一胡人俑，俑为老年胡人形象，满脸络腮胡，身穿绿色窄袖长袍衫，腰上系带，前襟撩起挽于腰部，左手甩于身后并隐于袖中，右手抬举到胸前，做歌舞状。此乐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6-1）

图6-1　鲜于庭诲墓出土骆驼载乐俑

2.白陶舞马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两件白陶舞马，它们通体洁白，如象牙雕一般，均为立姿。其中一件，高46.5、长54厘米，体格健壮，体态健美，右前蹄抬起，立于方形托板上；另外一件高49、长46厘米，姿态和另一件相同。两个白陶舞马鬃毛弯曲漂亮，修剪得非常精美。陶马前蹄弯曲上提，三足立地，身子微仰。这样高级的舞蹈动作，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可表演。白陶舞马是对域外名马飒爽风姿和优美舞蹈动作的翔实摹写。

3.排箫俑

1975年，西安市长安县发现一座隋墓，出土骑吹陶俑、乐舞陶俑等文物，两套乐俑中均有排箫俑，现收藏于西安市文物库房中。骑吹俑两件，其中吹排箫俑一个，吹指俑一个。吹排箫俑为男性，头戴风帽骑于马上，手执单翼式排箫，左手持较长一边，右手持较短一边。这套陶俑为古代骑吹的剪影，骑吹的兴起受到北朝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是中原与外族文化的产物，后逐渐被吸纳成为宫廷音乐，在隋唐时期地位十分突出。（图6-2）

图6-2　长安隋墓出土排箫俑

2004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大学长安新校区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中，出土一件笼冠骑马吹排箫俑，骑俑跨骑于马上，头戴笼冠，皆着交领右衽及膝袍，领口翻起，足蹬靴，踏于马镫之内，双手捧排箫吹奏，排箫左短右长，刻出九支箫管，马体态雄健，立于长方形踏板之上，剪鬃扎尾，备鞍鞯，通体施白衣，通高34厘米。（图6-3）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大学长安新校区内的唐故司戎散官尹僧护墓，也出土两件笼冠骑马吹排箫俑，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均泥质红褐陶。骑俑、马头、马身、马四腿、踏板等分体合范模制，后粘接成一体，体中空。骑俑身体挺直坐于马鞍桥上，头戴厚高髻顶笼冠，内衬巾帻，短帽帔下垂覆耳。面相方圆，五官清晰，细弯眉，双眼微眯，高鼻阔翼。上身穿大交领阔袖长袍，腰系宽带，下裳窄筒裤，脚穿黑色尖首高靿靴，骑坐于马鞍桥上。左臂下垂曲肘，手握拳抱腹前，右臂下垂曲肘，手握笤帚状排箫置于嘴边，做吹奏状。马俑与风帽骑马击鼓俑基本相同，唯马通体涂白色，眼睫毛、络头饰、马体上攀胸、秋带、鞍鞯用黑彩描绘。骑俑笼冠，靴子涂黑彩、袍服涂红彩。一件通高38.2、马体长35.0厘米。另一件骑俑将乐器置于左手，乐器已残佚。通高38.0、马体长34.0厘米。（图6-4）

图6-3　西安市长安区唐殷仲容夫妇墓出土笼冠骑马吹排箫俑

唐殷仲容夫妇墓，2004年发现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该墓系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龛的单室土洞墓，为夫妇合葬墓，葬具为石棺、木棺各一具。该墓曾遭盗扰，但其中仍出土大量的遗物，还保存下来两合墓志，分别为殷仲容墓志和颜颀墓志。通过墓志得知，颜颀是殷仲容的妻子。因有两合墓志出土，下葬年代具体。颜颀葬于唐高宗永隆二年（681），殷仲容葬于武周长安三年（703），因此该墓的下葬年代应为殷仲容墓志所记的长安二年七月十七日。墓主人之一殷仲容（633～703），是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官至秘书丞（从五品上阶）、工部郎中（从五品上阶）、申州刺史（正四品下阶）。他擅长篆、隶书，尤精于榜书题额。两唐书中没有立传。但其名屡见于他传。《旧唐书》卷五八《殷峤传》后提及“峤从祖弟闻礼，有文学，武德中，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闻礼子仲容，亦知名，则天深爱其才，官至申州刺史”。殷仲容妻颜颀（631～677），是秘书监、海内大儒颜师古之女，也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堂姑祖母。

图6-4　西安市长安区唐故司戎散官尹僧护墓出土笼冠骑马吹排箫俑

图6-5　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笼冠骑马吹排箫俑

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西省潼关税村一座隋代壁画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出土有线刻石棺和大量精美的随葬器物。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壁龛的单室砖墓，平面呈“甲”字形，坐北朝南。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砖券墓道和墓室等组成，据研究者认为，该墓是迄今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隋代墓葬，其长度、深度、天井的配置与唐代太子、亲王的墓葬类似，据发掘者推断，该墓可能为隋文帝杨坚长子杨勇的墓葬，杨勇曾做过太子，死后被追封为房陵王。

该墓出土有一件骑马吹排箫俑，骑俑头戴黑色笼冠，上身穿白色窄袖内衣，外罩红色交领右衽广袖衫，下穿红、白兼色裳。白色宽腰带束于胸前。双手捧排箫置唇边吹奏，手较长不合比例，马于长方形踏板上颔首站立，通身白色，剪鬃短而直立，鞯做长方形搭于马背，上置鞍。络头、攀胸、鞧带俱全，除鞯外均为黑色。攀胸上可见方形贴金装饰。通高28.8、马高19.8、马长27.1厘米。（图6-5）

1972年，在张士贵墓^[4]发现三件吹排箫俑，俑高25厘米，白胎，质地坚硬，表面施白釉、青釉或黄釉，上有涂彩，可惜大多剥落，残存有部分颜色，可看出是黑冠、乌鞍鞯、乌革带、乌靴、俑身红衣、红马以及笼头上的贴金。俑左手持缰绳，右手持排箫吹奏。张士贵墓是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之一，由墓室、甬道、墓道三部分组成，墓道为长斜坡形，有五个天井、五个过洞，在第三、四天井下各有一对壁龛，该墓曾经被盗过，出土有许多骑马俑，还出土有张士贵墓志一合，岐氏墓志一方。据墓志记载，其上篆文“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岐氏墓志盖上书“大唐故虢国夫人岐氏墓志铭”这两方墓志为我们了解墓主人身份有重要作用，而且张士贵墓志上记载的内容还可与《新唐书》以及《旧唐书》相互佐证。（图6-6）

1985年，在长武县枣园乡郭村发现唐张臣合墓^[5]，为方形单室穹窿顶砖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因早期被盗扰，墓室积水淤泥严重，随葬品扰乱，仅出土墓志一合，随葬陶俑135件。出土物中有乐俑共16件，其中女舞俑2件，黑人舞俑1件，骑马乐俑13件。这些骑马乐俑依照吹奏乐器的不同可分为六式。

图6-6　张士贵墓骑马吹排箫俑

头戴黑色或红色风帽，穿红窄袖袍、黑裤，足穿黑靴。所乘之马皆低首做奔走状，双耳前竖，躯体肥壮，束尾。马色分白、红、黑三色，部分马颈及腹、臀部涂黑。Ⅰ式仅有一件，身体端坐于马背之上，曲肘竖持觱（bì）篥于胸前吹奏，马体长24厘米，通高33厘米。Ⅱ式端坐马背之上，曲肘，手握排箫吹奏，马体长25厘米，通高34厘米。Ⅲ式也有一件，端坐于马背，头偏向左侧，手执横箎于右侧，口贴于箎上吹奏，马体长26厘米，高31厘米。Ⅳ式螺贝俑两件，乐俑面微向下俯身吹贝；Ⅴ式吹哨俑四件，俑人头向右侧仰望天空，右手伸展上举，左手收拢置于嘴边做吹哨状；Ⅵ鼓俑四件，乐俑身穿窄袖翻领及膝长袍，头微向左侧，双臂弯曲上举，手呈半握拳状，手心有空，马背中间或左侧亦有一空，惜鼓体、鼓槌丢失。张臣合墓中所出乐舞俑造型独特，是初唐乐俑造型特征较为明显的类型，有较多意义蕴含其中，是迄今为止出土发现唐墓乐舞俑中不易见到的类型，此16件乐舞俑现藏于长武县博物馆。^[6]（图6-7）

在李渊父子创业之初，张臣合授封通议大夫，朔方道安抚大使；武德二年（619）25岁授骠骑将军；武德八年（625）31岁兼苑游军长史；贞观二年（628）34岁授左武卫礼义府军，除壮武将军，监州刺史；贞观十六年（642）48岁转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地区）刺史；贞观二十三年（649）55岁加正议大夫，瓜州（今甘肃省敦煌东）刺史；显庆元年（656）62岁授朗州刺史；龙朔三年（663）69岁改授泉州刺史。张臣合一生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直到麟德二年（665）72岁时客死扬州。其三子张智慧长途奔丧，由于极度悲哀，于乾封元年（666）死于洛阳。父子同于总章元年（668）归葬故里乌氏县。由于扶唐功绩卓著，死后朝廷伤悼。

图6-7　长武县张臣合墓出土骑马乐俑

在唐代墓葬中发现大量的吹排箫俑，说明在唐代的时候，排箫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吹排箫俑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骑马吹排箫俑，这种俑可能主要用于出行的仪仗队中；而另外一种是跪坐的吹排箫俑，可能用于日常生活的娱乐活动中，这为我们了解当时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4.击鼓俑

击鼓俑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伎乐俑，在陕西地区发现比较多，但因保存条件的问题，出土时陶鼓大多已经不在，这里列举的主要是一些还可以看见陶鼓的击鼓俑，可以分为骑马击鼓俑、骑马摇鼗鼓俑、拍节鼓俑，还有一些拍腰鼓俑和一些陶制腰鼓，均为这一时期陕西发现的非常重要的音乐文物资料。

骑马击鼓俑

2004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大学长安新校区南部隋仪同新太县开国伯宋虎墓M60，出土一件鲜卑帽骑马击鼓俑，为泥质灰褐陶，俑头、身、马身、四腿、托板等均分范模制，后粘接成一体，体中空。骑俑头戴鲜卑帽，帽帔中分衩，系搭于脑后。面相长方浑圆，高额头，细眉凤眼，鼻高挺，双唇微闭。身体偏向左侧，上身穿斜披右袒半臂衫，右袖襟左缠于背，衫襟加襕。内衬窄袖圆领衫，有勒腕帛子。下裳筒袴，脚穿尖首高靿靴，腰系索带。骑坐于马鞍上，右腿下垂踩马镫，左腿曲膝后撇。左大腿上有建鼓的斜插孔，鼓已佚。有一件建鼓置马鬃毛上。两臂曲肘上举，手握拳，原似握鼓槌，做击鼓状。马鞍下有鞯，外罩障泥，秋带紧靠鞍鞯后，左右各系一鞘带。面上络头、锡、镳、衔一应俱全，无辔。骑马粗脖前挺，头微左侧，两尖状小耳上竖，似为剪平鬃，刘海额前八字形中分。马面宽短，两眼高凸圆睁，目视左前方，鼻孔圆张，嘴微闭。体肥臀圆，四腿直立于方形托板上，宽扁长尾下垂。通体施白彩。通高24.2厘米，马体长21.4厘米。（图6-8）

2002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新校区内，发现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彭州刺史上柱国京兆韦慎名及妻子刘约墓M101。这是一座大型唐墓，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五件（共八件，修复完整的五件）。形制基本相同，骑俑头戴红色风帽，环眼暴凸，鹰钩鼻，咧嘴，表情凶恶。头略偏向左，目视左下方。身穿交领广袖过膝长袍，白裤白鞋。左膝部位有一圆形穿孔。双手握拳，手中有穿孔。根据骑俑手部动作不同，可分二型：

Ⅰ型，一件。红衣红马，骑俑袍上有直径1厘米的环形白色斑点。左手下按，右手上举，通高31.2厘米，马高27厘米，马长27厘米。（图6-9）

图6-8　西安市长安区宋虎墓出土鲜卑帽骑马击鼓俑

图6-9　西安市长安区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

Ⅱ型，七件。红衣白马者一件，红衣红马者六件。红衣红马，马的面部、鬃尾做白色。骑俑右手握拳高举于头侧，左手于腰下握拳，做击鼓状。通高32.7厘米，马高27厘米，马长25.8厘米。（图6-10）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大学长安新校区内，唐故司戎散官尹僧护墓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六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均泥质红褐陶。骑俑、马头、马身、马四腿、踏板等分体合范模制，后粘接成一体，体中空。骑俑挺直坐于马鞍桥上，身体微侧向右，头微低。头戴矮髻顶风帽，帽帔覆耳披肩背。面相浑圆，细弯眉，双眼凸睛圆睁，高鼻阔翼，大嘴厚唇紧抿微噘，上唇蓄八字胡须，脖颈雍肿。上身穿大翻交领阔袖长袍，衣领加厚，内衬窄袖衫，腆腹，下裳窄筒裤，脚穿黑色圆首高靿靴，骑坐于马鞍桥上。左臂下垂曲肘，手握拳上举，拳心原插有小鼓（已佚），插孔犹存；右臂下垂曲肘，手握拳，拳心有插鼓槌（已佚）小孔，抱腹前。左腿上原似插一大建鼓，鼓已佚，插孔犹存。马俑直立状，粗长颈平前挺，低头勾首，马面较瘦短，棱角分明，两插耳已佚，插孔犹存。两眼凸睛圆睁，注视正前方，鼻孔圆张，扁嘴大张，牙齿外露，似做嘶鸣状。额前流海呈扇形护额，颈上剪平鬃。马体肥臀圆，背宽平，宽扁长尾下垂，四腿细长劲健，四蹄敦厚，直立于圆角长方形薄踏板上。马背上置黑色桥形鞍，鞍下有黑色椭圆形鞯。骑俑风帽、长袍涂红彩，面容、双手涂白彩。马通体白彩，鞍鞯涂黑彩。通高38.0厘米，马体长35.0厘米。

图6-10　西安市长安区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

图6-11　西安市长安区尹僧护墓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

图6-12　西安市长安区尹弘道墓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

另有一件，形制基本同上，唯骑俑左手半握，马通体涂黑彩，马面、脊背涂白彩。通高38.0厘米，马体长32.5厘米。（图6-11）

2003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康杜村以北、郭杜村以南，西北大学长安新校区内发现唐故奉义郎行太常博士骑都尉尹弘道墓M2。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四件，其形制大小相同，均泥质红陶，骑俑为单范模制，马为左右合范模制，马体中空，俑与马粘接成一体。骑俑头戴风帽，帽帔覆肩。面相方圆，细弯眉，高鼻梁，粗脖颈。上衣着交领窄袖长袍，腰系宽带，下裳筒裤，脚蹬尖首履，侧身骑坐于马鞍桥上。左臂曲肘上举，手举小鼓，右手握拳，拳心插孔，左腿处亦有孔，原插有物已佚。通体白彩地，外涂红彩。马勾首而立，头部马鬃束于额前。体肥臀圆，背上置鞍桥，鞍下有鞯。马足踩踏板，马通体施白彩。通高28.6厘米。（图6-12）

骑马击鼓俑16件，其中编号为M∶3的4个骑俑头戴红色风帽，上身穿白衣，外罩红袍，袒右，上身偏向左侧，右手握拳于腰间，左手握拳靠近左肩，手中有孔。左大腿上有一孔，插一面大鼓。马通身红色，头顶鬃毛较长，下垂至眉心，络头和攀胸上可见方形贴金装饰。鞯做白色，有红色襕边，鞍饰拔尘。通高29.5厘米，马高20.4厘米，马长27.1厘米。（图6-13）

1972年，在陕西礼泉李贞墓，出土一件骑马击鼓俑，俑通高33、宽23.5厘米，俑头戴笼冠，双手执槌，左侧有鼓，悬于腹腿间，神情专注做敲击状。鼓与阿拉伯的“塔布尔”（塔布尔是一对单面鼓，是印度斯坦音乐的主要节奏乐器）有相似之处，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7]

5.骑马摇鼗鼓俑

鼓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多见鼓字，今天看来，作为儿童玩具的小小拨浪鼓似乎很不起眼，但如果追溯它的来源的话，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古老的谱系，在上古时期被称为“鼗”、“鼓”。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知，鼗鼓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早，其形制独特，演奏方法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鼓，它在古代的宫廷礼仪、郊祭活动和民俗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图6-13　西安市长安区尹弘道墓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

鼗鼓是中国古老的乐器，它在两面蒙有皮革的圆形鼓身中间竖贯一长柄，鼓身两侧各固定有一耳环，耳环上各系一带圆球的短绳，当转摇竖柄时，鼓身两侧的圆球反复敲打鼓面发出声音。据文献记载，鼗鼓可用于战争，汉代公孙弘注解的《握奇经》云：“金有五，革有五。退则听金，进则听鼓。鼓以增气，金以抑怒。握其机关，战不失度。红尘战深，白刃相临。胜负未决，人怀惧心。乍犇乍背，或纵或擒。行伍交错，整在鼗音。”以上记载说明了鼗鼓在远古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在两军交战时，鼗鼓声不但能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调整队伍阵形的变化，可见鼗鼓最初的功能不是娱乐功能，而是其军事功能，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鼗鼓还可用于祭祀，在诗经里面有许多关于鼗鼓用于祭祀的记载，它与其他的乐器一起演奏用来祭祀。在古代，鼓和雷神有一定的联系，鼗鼓用于祭祀，也是为了用隆隆的鼓声来传递人们对天神或先祖的祝福和祈求，这些表明，鼗鼓被当作法器用于祭祀，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乐器。鼗鼓还可作礼器使用，《礼记·王制》：“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敔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这句话记载了天子赏赐诸侯时的礼仪，其大意为：天子赏赐诸侯乐器，就有使者拿着柷向诸侯致辞而赐，赐给伯、子、男乐器，就有使者拿着鼗致辞而赐。可见，天子赐给低等级官吏乐器时才使用鼗，可见鼗并不像钟、磬那样地位尊贵。鼗作为乐器使用，以导乐、节乐，主要在乐队中起着引导乐队的功能，表明在奏乐之前，播鼗作令，使诸乐人做好准备，刘熙《释名·乐器》：“鼗，导也，所以导乐作也”。^[8]也说明了这一点。

2005年，在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七件骑马俑，其中一件，骑俑头戴红色风帽，面部敷白彩，以墨线勾绘眉眼，长八字须，唇点朱，上身穿白衣，外罩红袍，袒右，上身偏向左侧，右手握拳置前鞍桥上，左手握拳靠近左肩，手中举一鼓。马通身白色，障泥做黑色。通高28.8、马高20.1、马长25.9厘米。出土时鼓与俑体分离，鼓槌可能系木质，已完全腐朽。共出土大小陶鼓15面，皆为泥质红陶，手制，表面施红彩。其中大鼓11面，面径3.2、腹径3.8、厚1.9厘米，腹下有一直径0.3厘米的孔；鼗鼓4面，直径1.7、厚0.9厘米，腹下插有铁芯。（图6-14）

骑俑跨乘马上，上身偏向左侧，头戴红色风帽，帽屋较高并有黄色绲边，面容俊朗，双目微睁，神态安详，上身穿白色窄袖内衣，外罩红色交领右衽广袖长袍，袍长至膝下。右臂袒露，右侧衣袖下垂至左肩背后。腰间系带，脚穿黑靴，踏入马镫内。骑俑面部敷肉红色彩，右手握拳置鞍桥上，左手握拳靠近左肩，手中有孔。马于长方形踏板上颔首站立，通身红色，剪鬃短而直立，头顶鬃毛中分，备鞍鞯、络头、攀胸、鞧带俱全，鞯做黑色。马尾呈扁平状自然下垂，尾稍渐尖。（图6-15）

图6-14　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

图6-15　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风帽骑马击鼓俑

6.腰鼓俑

“道人劝我清明来，腰鼓百面如春雷。”^[9]腰鼓是古时打击乐器。框用瓦或木制。两头大，中腰细，用手掌拍击。清曹寅《畅春苑张灯赐宴归舍恭纪》诗之四：“幸无邻比喧腰鼓，嬾逐游人上堍桥。”腰鼓制作“用土，亦有用木，为之者矣土鼓土音也，木鼓木音也，其制虽同，其音则异”。

在金乡县主墓发现过一批乐俑，其中包括一件骑马击腰鼓女俑，女俑明眸弯眉，小巧鼻樱桃嘴，圆润的脸庞显得丰腴而秀美，头戴孔雀冠，头上孔雀翘首远眺，神色安详，天蓝、浅绿、红、白、黑等彩绘五色羽毛宽大，羽尾飘然低垂，覆于肩下，如逼真的孔雀立于女俑头上。女俑身穿圆领粉白色长袍，袍及膝下，袍服的前胸、后背、双肩及下摆腿部各饰有圆形莲花，莲花白中泛红，用黑线勾勒，甚有意韵。脚蹬黑色尖头长靴，置于马镫中。俑身前置一腰鼓于马鞍上，鼓身为红色，鼓面为白色，鼓中间部分束腰明显。较之陶土制成的瓷腰鼓，腰鼓女俑所击腰鼓当为木质结构的小腰鼓一类。《旧唐书》载：“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又云：“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正鼓用仗击之，和鼓以双手拍击。俑人左手大指弯曲，四指并拢，以手拍击，此当为纤腰广腹的小型腰鼓。鼓俑色彩艳丽，俑体基本完好，只左面陶制鼓面因岁月久远而稍有裂缝。鼓俑座下之马膘肥健壮，双目炯炯，昂首翘尾，似要奔腾。马身为白色，四蹄及颈下有淡橘红色，配黑色鞍，鞯有四瓣小花散缀于中间褐红色底上，并以天蓝色勾饰宽边。鼓俑通高37.5厘米，马长32.8厘米。

打腰鼓是我国陕北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民俗体育活动，相传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目前在延安、榆林，腰鼓表演随处可见，其中又以安塞县最为盛行，因此，安塞腰鼓已成为陕西腰鼓的代名词。据史料记载，远古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带的人们常把羊皮包在中空树干两头，绷紧扎好，把它做成一种通过敲打能够发出较大响声的器具；放羊时将它系于腰间，通过击打两侧的羊皮使其发出响声用来驱赶各种野兽，这就是腰鼓的雏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器物（鼓）有了一些改进，在黄土高原地区使用腰鼓的人数大量增加，这时的腰鼓主要用于军事方面。在秦国北部，腰鼓被广泛装备于各个驻防的军队中，非常普及，驻地的将士们把腰鼓看作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作战装备。遇到敌人突袭时，以击鼓来报警；两军对阵时，以击鼓来助威；征战取得胜利时，士卒又以击鼓来庆贺。安塞因为是军事重镇，所以腰鼓的普及性也高一些。

1976年，在礼泉县赵镇西北方向发掘唐左骁卫大将军唐牛进达墓，共出土三件击鼓女坐俑。其一彩绘乐俑高 15.4厘米，女伎，头梳双螺髻，脸庞丰满，神态端庄。身穿红色短袖衫，下束红、白色长裙，曲膝跪坐，双目平视，仪态自若，双膝上置一腰鼓，双手分贴于鼓面，做击打状。另有两件彩绘女坐俑，高15.5厘米，清美俊秀，神态端庄，头梳双螺髻，俑人形态、坐姿、奏乐与其一鼓俑相同，此鼓俑现存于昭陵博物馆。^[10]

根据《唐李宪墓发掘报告》，李宪墓出土两件陶制腰鼓，上施白釉，釉上附彩，其器型、纹饰有盛唐时期明显特征。彩绘陶腰鼓出自K1龛西部偏北处，为泥质红陶制成，腰鼓胎厚0.5厘米，中空，合模分制粘接而成。两端鼓身呈喇叭状，腹微鼓，口略敛，圆唇边，鼓身近口沿处有弦纹环绕一周，鼓腹至束腰部亦设弦纹，由大至小又有五条竖纹。腰鼓两端头部原有皮革蒙面，出土已朽，仅存用于蒙鼓皮的铁箍圈和铁环钩等小部件。鼓身通施白釉，上绘橘红色彩，再以绿色勾墨边小团花横向连环，由大至小，较腰处花形渐小，每组四朵，有缤纷之感。鼓腹部团花最为硕大，有小花四朵分绕周围。鼓身花饰大小有异，但形状完全相同。标本K1：1，通长39.7厘米，两端口径17厘米，腰径7.2厘米。标本K1：2，通长35.5厘米，两端口径14.5～15厘米，腰径5.8厘米。（图6-16）

1982年，西安北郊大明宫遗址出土一件腰鼓。长56厘米，两端口径21.5厘米，腰鼓以黑褐色釉为底釉，再以黑褐色釉上点绘块斑状白色彩涂抹装饰，鼓身两端呈喇叭状，腹微鼓，圆唇边，鼓身两边近口沿处有凸起弦纹环绕一周，鼓腹至束腰部亦设计有弦纹，由大至小，共有七纹。现存于西安文物库房。（图6-17）

图6-16　唐李宪墓出土彩绘腰鼓(www.daowen.com)

图6-17　大明宫遗址出土陶腰鼓

7.持琵琶女乐俑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白居易的这首《琵琶行》中生动描写了琵琶语音，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唐代李峤的《琵琶》有云：“朱丝闻岱谷，铄质本多端。半月分弦出，丛花拂面安。将军曾制曲，司马屡陪观。本是胡中乐，希君马上弹。”古代用铜琶铁板形容气概豪迈，音调高亢的文辞。铜琶、铁板，两种伴奏乐器。铜琶就是指铜制的琵琶，这里用铜琵琶、铁绰板伴唱，说明琵琶之音的高亢。

刘熙的《释名》称其为“批把”：“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隋书·音乐志》：“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又因其经过龟兹传来，又称龟兹琵琶、胡琵琶或胡琴。宋代以后统称琵琶。

在陕西地区出土过一些唐代怀抱琵琶的伎乐俑。2004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大学长安新校区公共教学楼基槽西部唐故乐安郡太君赠贝国太夫人任氏墓M108发现一件持琵琶女乐俑，头梳双环望仙髻，短发齐耳，双鬃外张，形如燕尾，头微左下偏，面相方圆，双颊圆润，眼微眯，鼻高挺小嘴微张，做吟咏状，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袍下摆压在臀下，腰系革带，背带左边悬挂一长方形袋，脚穿高靿及膝靴，右脚已残，两腿盘曲，席地而坐，怀抱琵琶，琵琶首端已残，两臂残缺，原似做弹奏状。通体深白彩。通高16.5厘米。（图6-18）

图6-18　西安市长安区出土持琵琶女乐俑

图6-19　金乡县主墓出土骑马弹琵琶女俑

同样，在金乡县主墓，也发现有骑马弹琵琶女俑，女俑粉面红唇，丰腴秀美，端庄大方，额上饰有花钿，头顶单髻，垂于额前花钿之上；左右两侧又各挽垂髻，“疑为双环髻”。^[11]女俑身穿白色圆领窄袖缺袴袍，内着半臂，脚蹬尖头靴，骑于马上。乐俑左手及琴颈、琴头部分残缺不全，是持琴还是按弦尚不得知。琴体面板上部有半月形装饰，右手大指竖持，手呈握拿状，手臂抬起，倾情弹拨，俑手中原来应有拨子，“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12]，现今已残损不全。琵琶俑所持乐器琴腹宽厚，颈部弯短，张四弦，为曲项，如史书所云：“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13]乐俑横抱于怀，头微左倾，凝神而奏。琵琶俑座下为枣红马，马配白鞍，鞯有四瓣小花散缀于中间褐红色底上，以天蓝色勾饰白色宽边外缘。琵琶俑通高36厘米，马长33厘米。（图6-19）

8.骑马吹角俑

2005年，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骑马吹角俑四件，骑俑头戴红色风帽，上身穿白色窄袖内衣，外罩红色交领右衽广袖长袍，袍长至膝下。右臂袒露，腰间系带，脚穿黑靴，上身偏向左侧，右臂平伸，手舒张做托物状。左手握拳置唇边，张口吹奏，角已佚。马于长方形踏板上颔首站立，通身红色，剪鬃短而直立，备鞍鞯、络头、攀胸、鞧带俱全，除鞯外均为黑色。通高28.7、马高19.7、马长26.6厘米。（图6-20）

图6-20　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风帽骑马吹角俑

标本177，骑俑跨乘马上，上身偏向左侧，头戴红色风帽，帽屋较高并有黄色绲边，面容俊朗，双目微睁，神态安详，上身穿白色窄袖内衣，外罩红色交领右衽广袖长袍，袍长至膝下。右臂袒露，右侧衣袖下垂至左肩背后。腰间系带，脚穿黑靴，踏入马镫内。骑俑面部敷肉红色彩，左臂平伸，袍袖滑落至肩上，手舒张做托物状。右手握拳置唇边，张口正在吹奏，角已佚。口内残留有铁芯，说明长鸣应为陶质。马于长方形踏板上颔首站立，通身白色，剪鬃短而直立，鬃涂黑色，头顶鬃毛中分，备鞍鞯、络头、攀胸、鞧带俱全，鞍后缀有拔尘，鞯白色，有红色襕边，除鞯外均为黑色。马尾呈扁平状自然下垂，尾稍渐尖。（图6-21）

9.骑马吹笳俑

《乐府诗集》题解引《蔡琰别传》载：“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14]陈旸《乐书》载：“胡笳似觱篥而无孔，后世卤簿用之，盖伯阳避入西戎所作也。刘琨尝披而吹，杜挚尝序而赋，岂张博望所传《摩诃兜勒》之曲邪？”^[15]笳源于胡人，是鼓吹乐和横吹乐中最主要的乐器。

图6-21　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风帽骑马吹角俑

图6-22　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笼冠骑马吹笳俑

2005年，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出土三件骑马吹笳俑，其中标本47，骑俑头戴黑色笼冠，穿红色广袖衫、裳，右手握拳置腹部，左手握乐器置唇边吹奏，手中和唇上残留有铁器残渣，应为陶质乐器之铁芯，乐器已佚。马通身红色，攀胸上可见方形贴金装饰。鞯作白色，有红色绲边，装饰黑色纵向平行线条。通高29.4厘米，马高19.8厘米，马长26.7厘米。（图6-22）

10.骑马吹觱篥女俑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旁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唐代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前面先点出觱篥的制作材料和来源，中间写到觱篥之声，有的如寒风吹树，飕飗作声；树中又分阔叶落叶的枯桑，细叶长绿的老柏，其声自有区别，用笔极细。有的如凤生九子，各发雏音，有的如龙吟，有的如虎啸，有的还如百道飞泉和秋天的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对觱篥这种乐器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史记·乐书》：“觱篥，以竹为管，以芦为首，状类胡笳而九窍，所法者角音而已。”《通典》：“觱篥出于胡中，胡人吹角以惊马。后乃以笳为管，竹为首。”《乐府杂录》：“觱篥，葭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出于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声，五音。唐编入卤簿，为笳管；用之雅乐，以为雅管；六窍之制，则为凤管。旋宫转器，以应律者也。”这为我们了解觱篥的结构形制及其音色等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它的形状与胡笳类似，有九个孔。

《明皇杂录》：“觱篥本龟兹国乐，亦曰悲栗。注按：以其声悲也。”唐刘商《胡笳十八拍》第七拍：“龟兹觱篥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元年》：“师道时知密州事，好画及觱篥。”胡三省注：“胡人吹葭管，谓之觱篥。”杜佑曰：“觱篥，一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东夷有以卷桃皮为之者。”亦出南蛮。清俞蛟《梦厂杂着·乡曲枝辞下·芦笙》：“初疑边笳鸣，晋阳铁骑来纵横；又疑吹觱篥，龟兹旧乐多凄恻。”这些都表明觱篥所发出的声音是比较哀怨的，而且这种乐器可能是来自龟兹而非中原的乐器。从文献记载来看，有觱篥、桃皮觱篥之分，是一种芦茎为簧，以竹或木为管，有别于竖笛或笳管的打合簧乐器。有孔，以手捺之可以发出音节，其音时而凄婉哀楚，时而高亢激越。在隋九部乐、唐十部乐中使用甚广，特别是在管乐器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在金乡县主墓发现一件骑马吹觱篥女俑，女俑眉目秀美，细眉丰颊，头戴宽边翻檐胡帽，帽檐饰有红色釉彩勾边的小花，身穿窄袖圆领长袍，袍内着白色裤。袍上彩绘已基本脱落，仅残留斑斑红褐色釉彩，脚蹬黑色尖头长靴，骑于马上。乐俑左手置上，右手在下，手执觱篥做吹奏状，俑身向左前方略倾，芦首含于唇齿间，神情专注，用力演奏。觱篥形状有大有小，“大者九窍，小者六窍”，乐俑双手握持觱篥，其管体及芦首清晰可见，管尾隐于手中，形状当为小觱篥一类。觱篥俑座下之马昂首向上，马身为白色，剪鬃修尾，置黑色鞍，鞯中间褐红底上散缀由白色、浅蓝等色绘成的四瓣花型，并以白色勾饰宽边。马下有长方形托板。通高36厘米，马长33厘米。

11.骑马弹箜篌女俑

中国境内发现时代最早的箜篌，是1996年9月在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1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质角形箜篌和2号墓地出土的一件木制箜篌。它的出现标志着箜篌自西向东的流动趋势，以及在中国本土化进程的开始。据《后汉书·五行志一》的记载：“（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16]此“胡箜篌”应即“竖箜篌”。又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四《乐四》也记：“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上述文献说明，至少在东汉灵帝之前，西方的竖箜篌已传入中国内地。

在金乡县主墓发现一件骑马弹箜篌俑，女俑面容饱满，黑眸朱唇，双眼炯炯有神，头戴圆头黑幞头，两条巾带飘于身后，身穿蓝色圆领窄袖缺袴袍，袴袍下摆分叉处可见橘红色长裤，腰系蹀躞胯带，身后胯带下垂八根黑带，左侧挂一锦囊，足蹬黑色长靴，骑于一枣红马上。女俑怀抱箜篌，左手执箜篌脚柱，右手抱持音箱下部，箜篌横梁、琴弦已不存，唯音箱完整而清晰，宽厚圆润的曲木音箱和脚柱涂黄褐色釉彩，并饰有黑色卷草纹，箜篌形体较小，属小箜篌一类。两唐书载“有大箜篌、小箜篌”，陈旸《乐书》亦曰：“乐有大箜篌、小箜篌，音逐手起，曲随弦成。”^[17]并赞美其音色：“声之清越者也”。陶俑面带微笑，怀抱小箜篌坐于马上，上身向左微侧。女俑座下之马亦向左微侧，昂首挺立于长方形托板上，马前额及鼻子涂白彩，配黑色鞍，鞯有以白色、浅蓝等彩绘成的桃形三瓣小花散缀于中间褐色底上，以淡蓝色勾饰白色宽边外缘。箜篌俑通高36厘米，马长33厘米。（图6-23）

《史记·封禅书》载：“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琴瑟自此起。”这里的箜篌是古代类似琴瑟的乐器，叫卧箜篌。而我们现在见得比较多的是竖箜篌，这种竖箜篌来源于西亚两河流域，在西亚被称为竖琴。在古埃及，箜篌在当地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早期被视为神圣的乐器，主要用于神庙祭祀，到了新王朝以后，箜篌的形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用于神庙祭祀、婚丧庆典，更多用于宫廷活动、节日庆贺和宴会。（图6-24）

图6-23　金乡县主墓出土骑马弹箜篌女俑

12.骑马敲钹女俑

《通典》：“铜钹……一其圆数寸，中间隆起如浮沤……一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陈旸《乐书》：“铜钹……今浮屠氏法曲用之……然有正与和，其大小清浊之辨欤。”让我们可以对铜钹的具体形制及音色有所了解。铜钹作为乐器用以伴奏歌舞的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前凉张重华永乐元年，即公元346年。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346～353年），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

在金乡县主墓发现过一件骑马敲钹俑，因泥土浸湿，俑脸上釉彩脱落，有斑驳。女俑面庞丰腴、圆脸、红唇、小嘴，额上有一花钿饰，女俑头戴圆头黑幞头，身穿圆领窄袖缺袴袍，袍衫上釉彩多已脱落，仅存斑斑橘红釉彩，脚蹬黑色长靴，骑于马上。俑左手上托，右手上提，双手执铜钹，上下相击，铜钹“浮屠氏所用，浮沤器小，而声清”，“然有正（正铜钹）与和（和铜钹），其大小清浊之辨欤”。在唐代，出于夷地的铜钹不仅为释氏法曲所用，更因其便于携带的小巧体形和悦耳清亮的声音特点广泛应用于西凉、天竺、龟兹、康国、高丽、安国、高昌及突厥乐中。手持铜钹的女俑坐于黄褐色马上，头略左侧，座下之马昂首直立于一方形托板上。马的前额及鼻子涂白彩，配白色鞍，鞯有以白、粉红、浅蓝诸彩绘成的大团花饰缀于中间橘红色底上，以橘红色勾饰白色宽边外缘。箜篌俑通高37、马长32厘米。（图6-25）

图6-24　古埃及箜篌

13.乐俑编队组合

在唐代，还发现有一些组合性质的乐舞俑，它们以成组的方式出现在墓葬中，这些组合乐俑为研究当时的乐队组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里按墓葬对其做以简单介绍。

郑仁泰墓乐俑

郑仁泰墓是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之一，当地群众称其为“尖冢”，冢南有石虎、石羊各三个，其结构为斜坡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五部分。墓中出土有墓志，对我们了解墓主人生平有着重要的作用。据志文记载，郑仁泰死于龙朔三年（663）十一月十九日，麟德元年（664）十月二十三日陪葬于昭陵。墓葬中出土有大量乐俑。

图6-25　金乡县主墓骑马敲钹俑

其中，有一组女乐俑，女舞俑两件，出于墓内东三龛，“双髻，圆脸涂粉，表情温婉，穿窄袖红短襦，腰系黄色曳地长裙，身向右倾，两臂挥动起舞，高27厘米”。两舞俑着长袖，双手隐于其中，相对而舞，“妙舞轻回拂长袖，高歌浩唱发清商”。所咏长袖妙舞与此组舞俑形态极为吻合。女跪坐俑14件，出自东三窟，14件乐俑除一腰鼓女俑较为完整外，其他13件均有残损。腰鼓女俑头梳双螺髻，跪坐，腿上置鼓，以双手拍击，与《通典》卷一四四记“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记载相符。其他13件头梳单髻或双螺髻，身穿窄袖衫，短襦，曲膝跪坐，有的击鼓，有的吹笛，可惜手中乐器大多不存，从残存形态可略知其持乐情况。一俑双手斜放右边，做吹奏状，可以判断是在吹奏横笛；一俑双手上举至口唇左右握持做吹奏状，双手间距离及握持形状可以判断是在吹奏排箫；还有一些俑双手放置膝上未执任何乐器，可能属于歌唱俑或侍舞者。有的乐俑残缺过甚，手中所举之物已不能明辨，所以也不能确定使用何种乐器。

这组乐俑反映的是当时流行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乐舞。乐俑所着的服装为典型的胡服，而女俑为中原汉族的形象，由此可见，这组乐俑既含有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的成分，也含有传统汉族乐舞的成分；既不属于纯粹的胡乐，也不属于传统的雅乐。

男骑马乐俑38件，通高30～40厘米。27件乐俑头戴笼冠，4件击鼓俑头戴红色帷帽，7件头戴红风帽。头戴笼冠与红色帷帽的乐俑均身着宽袖红袍，窄肩瘦面，神色肃穆、庄严。乐俑双手捧持觱篥倾情而奏；还有一手持缰绳，一手持排箫；也有分持横笛、鼓、竖笛等不同乐器演奏。乐俑双手齐举至嘴唇左边做吹奏状，可惜手中乐器已不存，仅从姿态上看似吹横笛；有的双手置于胸前做上下握持状，仅从双手握持姿态及距离判断是演奏竖笛或是吹奏觱篥。这些乐俑均乘骑黄色马匹，马的颈部和臀部有圆形红斑或蓝色斑点，形体丰硕健壮，马体装饰不仅华丽，而且在鞍鞯部备有金饰。马匹安静站立，马首下弯，长尾垂落，乖巧温顺，似倾听马上乐俑吹奏之音律。此组乐俑所持乐器与鼓吹乐中大横吹部乐器（觱篥、笛、角、箫、笳、桃皮觱篥等）最为接近。故有学者推测，这一组鼓吹仪仗俑可能属仪仗出行鼓吹乐中的大横吹。（图6-26）

图6-26　郑仁泰墓乐俑

1959年6月，在西安西郊中堡村发现一座唐代墓葬，为正南北向的土洞墓，由于淤土的扰动，人骨葬式及葬具形状不明。墓室为长方形，室内大部分器物保存较为完整，主要出土物有骆驼载乐俑、其他俑类（包括女俑、牵马俑、牵驼俑、马俑、骆驼俑以及若干件动物俑等）、陶器类生活用品（包括三彩罐、陶罐）以及陶器类建筑模型（包括假山、八角亭、四角攒尖亭、房屋）等。未发现墓志，从俑类塑造手法和形制上略同于西安南郊鲜于庭诲墓出土物，当是盛唐时期的墓葬，墓葬所出陶制乐俑仅一件。

三彩骆驼载乐俑，高58厘米，长41厘米。驼高48.5厘米，乐俑高11.5厘米。骆驼身呈乳白色，颈部中间及下部、前腿下部及上部、后退下部及臀部、尾部施橘黄色，驼峰周饰一绿色花边织物，上覆长方形绿边菱形图饰长毯，菱形图主要涂以乳白色、绿色及橘红色，驼头昂然向上，做嘶鸣状。

驼背构成平台，上坐有七人，皆为男性乐俑，均头戴圆头幞头，身穿圆领长袍，盘腿坐在毯上弹琴奏乐，七人长袍颜色有所区别，持拿乐器亦各不相同。前面正中位置乐俑身穿绿色与橘黄色相间长袍，双手捧笙，做吹奏状。乐伎嘴部、笙吹管部和芦管顶部惜有残损。驼身左侧有乐伎三人，前第一人身穿黄色长袍，双手执觱篥做吹奏状。第二人身穿浅褐色长袍，双手平举于身体右侧，持横笛吹奏。第三人身穿淡土色长袍横抱五弦，左手执琵琶，右手持木拨弹奏。在驼身右侧有乐伎三人，前第一人身穿绿色与赭黄色相间长袍，左手上，右手下，执拍板击奏，乐伎所持拍板由六块板组成，属小拍板。第二人身穿绿色长袍，双手执排箫于胸前，若有所思，似乎在等待。第三人身穿赫黄色长袍，置竖箜篌于怀，双手弹奏。箜篌下面部分似有两个脚柱。

在乐俑中间有一站立女伎，面如满月，凤眼小嘴，头梳堕马髻，身穿圆领襦，外套黄色、蓝绿色相间阔袖开领长裙，右手下垂，左手举于胸前，欲做歌唱姿。（图6-27）

俾失十囊墓乐俑

图6-27　西安西郊中堡村出土三彩骆驼载乐俑

1983年7月，陕西西安西郊枣庄俾失十囊墓出土奏乐陶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时代为开元二十六年（739），出土陶俑57件，其中有一组六件的乐俑。乐俑均盘腿席坐地上，体型壮硕。其中奏琵琶者，排箫者，横笛者，箫者，答腊鼓者，歌者各一人。这组彩绘说唱乐俑高都在7～8厘米，是由五个盘腿而坐的乐师和一位交脚而坐的表演者组成的说唱组合。乐手都穿着圆领长袍，头戴幞头，说唱者和拍击答腊鼓者高鼻深目，络腮胡须，是典型的胡人。他们动作协调，表情生动，配合默契，似乎沉醉于说讲的故事中。

墓志记载，墓主人俾失十囊为突厥族，开元初期归顺唐朝，官拜右卫大将军、雁门郡开国公，开元十二年卒。盛唐时，中原与西域的政治与商贸往来更加密切频繁，都城长安作为国际化都市，居民中常有胡人出入。胡人喜好骑马，擅长歌舞，其中也有不少人专门从事乐舞活动，可以看出，胡乐、胡舞在开元、天宝年间极为盛行，从俾失十囊墓出土的奏乐陶俑便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把说唱表演与乐舞、杂耍统称为百戏。《墨子·耕栏篇》：“能言者谈辩，能说者说书”，可能是最早有关说书的记载。说书是一种口头表达文学，又说又唱，内容都是韵文，它是民间文学普及的主要途径。早期的佛教徒为了传播佛教，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说唱方式宣讲佛教教义或佛教传说故事，后来逐渐演变成民间趣闻逸事或历史典故，开启了今天说书、评书、弹词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先河。

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类说唱俑群，人数不等，有三人、六人、七人、八人一组，还有十二人一组，人数不同说明演出内容和曲目不同，或者国别、民族不同，演出效果也不相同。^[18]（图6-28）

图6-28　俾失十囊墓出土奏乐陶俑

14.彩绘说唱俑

1966年西安市西郊出土，高18～23厘米。这组俑由一个说唱俑和两个伴奏的乐俑组成。他们均戴幞头，穿圆领长袍和长裤。说唱者为一美髯公，坐在一圆形藤墩上，左手扶膝，右手举至胸前，原应持有一击节乐器，仰面翘颌，似乎正说到精彩之处。伴奏乐俑一人盘腿坐在蒲团上，双手捧笙吹奏；另一个双腿交叉坐在座垫上，做弹拨乐器状。

说唱是一种曲白相生，韵散兼陈的艺术形式。有一人说唱、二人说唱和配乐说唱等形式，唐代开始成熟和盛行。公元1世纪，随着佛教东传，佛教说唱艺术也传入中原。佛教说唱也叫“俗讲”，是以边唱边讲、韵散相间的形式来宣讲佛经和佛理，它的曲子称为“佛曲”，文字称为“变文”。最初的“变文”题材都与佛教有关。后来，为适应中原世情风俗，以吸引更多听众，从而广播佛理，佛教僧侣还采用中国民间故事和曲调讲唱。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卷子来看，除了一些宣扬生死轮回、颂扬佛法的“经变”，还有许多讲唱历史和民间故事的“俗变”，内容已不限于佛经故事。后来讲唱者也不全是僧人，民间艺人也加入讲唱的行列之中，形成了完全世俗化的说唱艺术。唐以前，说唱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至唐开元、天宝之后，出现了“变场”即演出说唱曲目的固定场所。

15.三彩吹笙女俑

1995年西安市西郊小土门村出土，高约16厘米。女俑头梳抛家髻，面涂脂粉，身穿赭色窄袖襦，下身穿绿底黄花长裙，盘腿而坐，双目微闭，神情专注，双手捧笙做吹奏状。

笙，是汉族传统乐器，《礼记·明党位》：“女娲氏之笙簧。”甲骨文中有“和”字，即小箫，可见它的起源久远。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实物是曾侯乙墓出土的笙，竹管十四根，竹制簧片。笙管分两排插在匏（葫芦）制的笙斗上。它在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都是重要的吹奏乐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十三簧、十七簧、十九簧数种。唐代笙斗改用木制。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于民间器乐合奏和戏曲、说唱伴奏中。有方、圆、大、小各种不同类型。普遍流行的是十三簧、十四簧笙。现代常用的笙，笙管竹制，排成马蹄状，装在铜制圆形笙斗上，左面密排，右留缺口，可容右手食指插入。簧片铜制。演奏时多吹奏三或四个音组成的和音。经多年改革试制，已有十七簧笙、二十一簧笙、带扩音管的二十四簧加键笙、三十六簧加键笙等类型。^[19]（图6-29、图6-30、图6-31）

图6-29　唐三彩釉陶吹笙女坐俑

图6-30　唐三彩釉陶吹笙女坐俑

图6-31　唐三彩釉陶吹笙女坐俑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