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域与中原的音乐文化交流，有学者上溯到黄帝时期的伶伦西行入大夏作乐，以及之后的周穆王西游并于昆仑山幸会西王母，歌舞相和、流连忘返的记载，但见于史籍明载且被奉为信史的音乐交流始于汉代，汉代匈奴与中原激烈争夺西域，汉王朝曾与西域两次和亲，中原音乐作为陪嫁的嫁妆传入西域。

晋傅玄《琵琶赋·序》中曾对“乌孙公主”远嫁之音乐信息有所描述：“闻之故老云：汉遣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筝、筑、笙模之属，作马上之乐。”从中可见乌孙公主曾携带中原式乐器作为陪嫁进入西域。

汉时，西域音乐业已陆续传入中原，且博得中原汉室的特别爱好。《后汉书·五行志一》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笙模、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这些为汉末的状况，可见胡乐的传入在中原贵族阶层已有相当影响。学界对于早期西域音乐进入中原的论述起点多首推《摩诃兜勒》，以此为西域音乐入华之开端。学者孔德称：“汉兴至于孝武，张骞首开西域之迹。《古今注》云：‘张博望入西域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此当为西域乐入中国之始。……”然而据《西京杂记》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善作于闻乐，则可知西域部分地区音乐在张骞所传《摩诃兜勒》之前即已有所东渐。

日本学者岸边成雄曾指出：“西域音乐虽然在汉晋时期已东渐，但真正东流还是北魏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北齐后主和幼主非常耽溺西域音乐，因此，西域艺术家极度受宠遇，从而使西域艺术家到中原一时达到最高潮。……同时还有跟随北周武帝的阿史那氏来朝的苏抵婆，把西域乐理传到了中原，成为历史上中原文化吸收西域艺术最重要且最显著的事情。这一时期是西域音乐东渐史上最主要的时代，也是西域艺术家贡献最显著的时代。”^[15](www.daowen.com)

汉代以后，大量新颖独特的外域乐器传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乐器的品类。从汉画像音乐文物中可以看到，由外域传入的乐器，既保留其原有的组合形式，又有和中原乐器融合为一体的表现形式。经文献与实物出土资料考证可知，较早由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的乐器有笳、觱篥、胡笛、角、竖箜篌、羌笛等。其中凤首箜篌、竖箜篌成为汉代常用的乐器之一，曲项琵琶、五弦琵琶也是西域传来的重要乐器。

汉以后至隋朝建立以前，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虽然造成了宫廷雅乐衰落，但是推动了汉族同少数民族间的音乐文化交流。西域乐器的传来，给战乱中的宫廷带进了新鲜的气息。汉代俗乐的兴盛，尤其是相和歌的出现，促进了丝竹乐器的改造，丰富了汉代的音乐文化，许多传统乐器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和发展，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就对这一现象有所反映；而且，在这一时期乐队的组合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鼓吹乐队的演变较为复杂，因其服务的对象不同、应用场合不同，因此其演奏形式不同，乐队的组合形态多样，人数不固定。山东曲阜县城关于家村出土鼓吹乐画像石有乐器7件，其中建鼓1件，二人自两侧且击且舞，另有击小鼓、鼗、吹排箫、吹笙、吹埙等6名乐人奏乐，属中型的乐队编制；南阳草店乐舞画像石有乐器15件，其中钟1件、建鼓1件、小鼓1件、排箫4件、鼗鼓4件、埙3件、琴（瑟）1件，属稍大型的乐队编制；山东沂南北寨村乐舞百戏图画像石有乐器19件，这是一幅钟鼓管弦乐队编制的乐舞图，其中舂牍1、节鼓4、埙2、排箫2、钲1、笙1、瑟1、建鼓1、钟2、磬4，可以说是汉代出土画像石中编制最大的乐队组合形式。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乐队组合形式人数不固定，自由性较大，而且所使用的乐器也没有很严格的标准。^[16]（图4-19）

图4-19　山东曲阜县城关于家村汉代画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