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与先秦时期一样，金石乐悬亦是礼乐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发现汉墓出土金石乐悬的钟磬的比例结构与乐悬排列结构并不统一，没有固定的规范标准。

西汉到东汉，皆有金石乐器的出土，其主要有钟、磬、钲、铎、于这几种，这些出土的金石重器主要可分为实用器和明器两种，从汉代的大型诸侯王墓金石乐器的出土可以看出，此时乐悬的编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洛庄王墓出土的金石乐悬，该墓第14号祭祀陪葬坑是一个专门乐器坑，经发掘者初步统计，出土的乐器达149件之多，超过了曾侯乙墓；乐器的品种十分丰富，有编钟、编磬、于、钲、铃、串铃、瑟、建鼓、小扁鼓、悬鼓和笙等十余种，与曾侯乙墓相比，它不仅是出土乐器最多的一次，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考古史上发现乐器数量最多的一次。该墓出土的乐悬有呈三面轩悬的可能。

【延伸阅读】

汉代不仅有很多著名的琴师，还有大批文人擅长弹琴，欣赏琴艺表演，琴曲的整理在汉代也成绩斐然，文学作品中描写琴艺表演的篇章也很多。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姻缘就得益于琴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只是记载相如“以琴心挑之”，并没有提到他在弹琴中演唱歌诗。到了南朝，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收入了琴歌二首，并说成是司马相如弹琴时所唱：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余悲。”

这首《凤求凰》后来成为男性求偶的固定用语。《琴歌》之所以把相如和文君比作鸟中之王的凤凰，固然是出自对两位才子佳人的喜爱，同时也和古代音乐起源传说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最初创制十二律的伶伦，听到凤凰的和鸣之后得到启示，根据和鸣声造出律管。《琴曲》作者把十二律起源的传说和相如的逸闻轶事结合在一起，创作出托名于相如、以凤求凰为意象的《琴歌》。

汉代整理的琴曲包括扬雄的《琴清英》，东汉末年蔡邕编纂的《琴操》也是研究汉代琴曲的重要资料。它把搜集到的琴曲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古琴曲，共五曲，都以《诗经》的篇名为题，分别是《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二是操，共十二曲，分别是《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朝飞操》、《别鹤操》、《残形操》、《水仙操》、《怀陵操》。三是引，共九曲，分别是《烈女引》、《伯妃引》、《贞女引》、《思归引》、《霹雳引》、《走马引》、《箜篌引》、《琴引》、《楚引》。四是河间杂歌，共二十一曲。《琴操》选录了当时流行的主要琴曲，有歌辞，有题解，叙述每支琴曲的来源。但是也不是囊括了所有，这里就不多做介绍。

根据先秦的考古资料来看，“西周乐悬的钟磬编列数有3件、8件、9件、13件、16件等多种编列形式”，其中16件编列的发现较多。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是以16件编列为主的，而据作者研究，钮钟14甬钟5的配置可能为西汉时期编钟的一种组合形式。根据考古资料的研究发现，汉代可能为编钟19，编磬14或19的实例较多一些。但是，这与《后汉书·礼仪志》明器制度“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的记载有所出入，所以究其真正的比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14]

西汉到东汉，皆有金石乐器的出土，其主要有钟、磬、钲、铎、于这几种，这些出土的金石重器主要可分为实用器和明器两种，从汉代的大型诸侯王墓金石乐器的出土可以看出，此时乐悬的编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洛庄王墓出土的金石乐悬，该墓第14号祭祀陪葬坑是一个专门乐器坑，经发掘者初步统计，出土的乐器达149件之多，超过了曾侯乙墓；乐器的品种十分丰富，有编钟、编磬、于、钲、铃、串铃、瑟、建鼓、小扁鼓、悬鼓和笙等十余种，与曾侯乙墓相比，它不仅是出土乐器最多的一次，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考古史上发现乐器数量最多的一次。该墓出土的乐悬有呈三面轩悬的可能。

【延伸阅读】

汉代不仅有很多著名的琴师，还有大批文人擅长弹琴，欣赏琴艺表演，琴曲的整理在汉代也成绩斐然，文学作品中描写琴艺表演的篇章也很多。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姻缘就得益于琴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只是记载相如“以琴心挑之”，并没有提到他在弹琴中演唱歌诗。到了南朝，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收入了琴歌二首，并说成是司马相如弹琴时所唱：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www.daowen.com)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余悲。”

这首《凤求凰》后来成为男性求偶的固定用语。《琴歌》之所以把相如和文君比作鸟中之王的凤凰，固然是出自对两位才子佳人的喜爱，同时也和古代音乐起源传说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最初创制十二律的伶伦，听到凤凰的和鸣之后得到启示，根据和鸣声造出律管。《琴曲》作者把十二律起源的传说和相如的逸闻轶事结合在一起，创作出托名于相如、以凤求凰为意象的《琴歌》。

汉代整理的琴曲包括扬雄的《琴清英》，东汉末年蔡邕编纂的《琴操》也是研究汉代琴曲的重要资料。它把搜集到的琴曲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古琴曲，共五曲，都以《诗经》的篇名为题，分别是《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二是操，共十二曲，分别是《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朝飞操》、《别鹤操》、《残形操》、《水仙操》、《怀陵操》。三是引，共九曲，分别是《烈女引》、《伯妃引》、《贞女引》、《思归引》、《霹雳引》、《走马引》、《箜篌引》、《琴引》、《楚引》。四是河间杂歌，共二十一曲。《琴操》选录了当时流行的主要琴曲，有歌辞，有题解，叙述每支琴曲的来源。但是也不是囊括了所有，这里就不多做介绍。

根据先秦的考古资料来看，“西周乐悬的钟磬编列数有3件、8件、9件、13件、16件等多种编列形式”，其中16件编列的发现较多。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是以16件编列为主的，而据作者研究，钮钟14甬钟5的配置可能为西汉时期编钟的一种组合形式。根据考古资料的研究发现，汉代可能为编钟19，编磬14或19的实例较多一些。但是，这与《后汉书·礼仪志》明器制度“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的记载有所出入，所以究其真正的比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14]

西汉到东汉，皆有金石乐器的出土，其主要有钟、磬、钲、铎、于这几种，这些出土的金石重器主要可分为实用器和明器两种，从汉代的大型诸侯王墓金石乐器的出土可以看出，此时乐悬的编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洛庄王墓出土的金石乐悬，该墓第14号祭祀陪葬坑是一个专门乐器坑，经发掘者初步统计，出土的乐器达149件之多，超过了曾侯乙墓；乐器的品种十分丰富，有编钟、编磬、于、钲、铃、串铃、瑟、建鼓、小扁鼓、悬鼓和笙等十余种，与曾侯乙墓相比，它不仅是出土乐器最多的一次，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考古史上发现乐器数量最多的一次。该墓出土的乐悬有呈三面轩悬的可能。

【延伸阅读】

汉代不仅有很多著名的琴师，还有大批文人擅长弹琴，欣赏琴艺表演，琴曲的整理在汉代也成绩斐然，文学作品中描写琴艺表演的篇章也很多。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姻缘就得益于琴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只是记载相如“以琴心挑之”，并没有提到他在弹琴中演唱歌诗。到了南朝，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收入了琴歌二首，并说成是司马相如弹琴时所唱：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余悲。”

这首《凤求凰》后来成为男性求偶的固定用语。《琴歌》之所以把相如和文君比作鸟中之王的凤凰，固然是出自对两位才子佳人的喜爱，同时也和古代音乐起源传说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最初创制十二律的伶伦，听到凤凰的和鸣之后得到启示，根据和鸣声造出律管。《琴曲》作者把十二律起源的传说和相如的逸闻轶事结合在一起，创作出托名于相如、以凤求凰为意象的《琴歌》。

汉代整理的琴曲包括扬雄的《琴清英》，东汉末年蔡邕编纂的《琴操》也是研究汉代琴曲的重要资料。它把搜集到的琴曲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古琴曲，共五曲，都以《诗经》的篇名为题，分别是《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二是操，共十二曲，分别是《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朝飞操》、《别鹤操》、《残形操》、《水仙操》、《怀陵操》。三是引，共九曲，分别是《烈女引》、《伯妃引》、《贞女引》、《思归引》、《霹雳引》、《走马引》、《箜篌引》、《琴引》、《楚引》。四是河间杂歌，共二十一曲。《琴操》选录了当时流行的主要琴曲，有歌辞，有题解，叙述每支琴曲的来源。但是也不是囊括了所有，这里就不多做介绍。

根据先秦的考古资料来看，“西周乐悬的钟磬编列数有3件、8件、9件、13件、16件等多种编列形式”，其中16件编列的发现较多。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是以16件编列为主的，而据作者研究，钮钟14甬钟5的配置可能为西汉时期编钟的一种组合形式。根据考古资料的研究发现，汉代可能为编钟19，编磬14或19的实例较多一些。但是，这与《后汉书·礼仪志》明器制度“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的记载有所出入，所以究其真正的比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