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始于秦而发于汉的专门的音乐机构，它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汉书·律历志》曾载：“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元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可见，乐府既是制音度曲机关，又是一存在极早而命名较晚的文艺创作样式专名。

《汉书·礼乐志》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通过此段记载，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认为，在公元前112年官方设立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机构，叫作“乐府”。自此之后大量的音乐史书中大都认为是在汉武帝时期创立了音乐机构“乐府”。而汉代乐府是在秦代乐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据考古资料研究，乐府制度在秦代开始就已经设立，在秦始皇陵园发现的一件乐府编钟、在西安市郊区相家巷发掘的一处秦代遗址出土的大量封泥都证明秦代就已经有乐府机构且有了一定的规模。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秦代“太乐”与“乐府”都是乐官之称，其机构分立，一隶属于“奉常”，一隶属于“少府”。“太乐”和“乐府”的职能各有分工，“太乐”掌宗庙祭祀乐舞，“乐府”则掌供皇帝享用的世俗舞乐。

汉代继承秦代的制度，汉初乐制也设有太乐、乐府二署，分掌雅乐、俗乐。雅乐主要是沿自周代的乐章，俗乐则是以武帝以后所采集的各地风谣为大宗。汉代雅乐经历了春秋、秦之后已不再像西周雅乐那般是正声。乐府中搜集的宫廷歌诗既有来自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民歌，又有从西域传入的乐曲和乐舞。乐府音乐不仅频繁用于宫廷宴飨，有时也参与祭典礼仪，汉代“以俗入雅”的现象已经存在，乐府音乐糅入宫廷雅乐。大量民间音乐通过乐府得以传播。东汉时的乐府采取了一种“观采风谣”的“举谣言”制，促进和推动了东汉民歌的发展和腾涌。乐府的规模在东汉稍有恢复，乐府官署也分两个部门：太予乐署（相当西汉的太乐）和黄门鼓吹署。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东汉民歌的繁荣，为汉乐府增添了新的时代异彩。

乐府承担的任务主要是搜集民间歌谣、创作和填写歌词、创作和改编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演唱和演奏。许继起的《秦汉乐府制度研究》中研究汉初的太乐与乐府的建制，认为太乐机构多传述周秦旧乐、先王之乐，且多为舞乐，乐府机构主要掌管进入宫廷的地方之乐，并对其进行改造、制作，以用于郊庙宴飨等宫廷礼仪。汉初乐府改造《巴渝舞》、《房中祠乐》、《大风歌》等的活动，便是最好的例证，而汉初礼仪之官奉常卿及其属官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博士诸官等地位尤为重要，是国家礼仪制度建设的主要力量，国家郊祀、宗庙、朝会等礼仪制度的制定，均源自礼官之手，当乐府音乐与太府之乐用于礼仪活动时由其礼仪之官进行统一调配。据《汉书》礼乐部分记载，乐府最高领导人是乐府乐丞，主持音乐创作、改编的协律都尉由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另外还有张仲春等专业音乐家与司马相如等几十个有名的文学家及上千的乐工。(www.daowen.com)

汉代时期的音乐文化灿烂辉煌，以乐府为代表的汉代音乐就孕育成长于这个时期。在乐府中，既有为了符合统治阶级政策的宫廷乐，如郊庙用乐、宴飨用乐、军事用乐，又有洋溢着现实情志、来自各地的相和歌、鼓吹、百戏和西南、西北各地、各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这些复杂多样的音乐文化，给汉代的艺术文化交流带来了蓬勃生机。汉代是我国音乐机构变化较大的一个新时期，汉代对俗乐非常重视，祭祀的郊庙用乐常有俗乐相伴。东汉后期至三国魏晋时期，原来西汉乐府中的民间音乐——相和歌、鼓吹等有了新的发展，得到广泛的交流和提高，并在相和歌基础上产生了艺术性很高的大型音乐形式——相和大曲和但曲。琴的演奏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产生很多著名的琴曲。

【李延年】

汉武帝时的乐官李延年（？～约前90年之后）父母兄弟多为乐工。其妹善舞，得幸于汉武帝，号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兄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每为新变声，闻者莫不感动。曾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所撰诗词配曲，作《郊祀歌》十九章。并曾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乐曲《摩诃兜勒》改写汉代最早的横吹曲《新声二十八解》。他因李夫人之宠及自己的音乐才能而被任命为协律都尉时，佩二千石印绶，主持乐府，甚得武帝宠爱。李夫人死，广利降匈奴，弟季奸乱后宫，延年及家族被诛灭。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局面的发生亦说明了，音乐的发展是不会停留在一个已有的体系之中止步不前的。或许是长期以来传统雅乐受束于礼教，从而使得汉代的音乐审美倾向于大众化、世俗化，在广泛的音乐活动中，对审美与享乐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况且汉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及至人们的审美情趣、艺术需求等方面都已与先秦时代大为不同。这从汉墓画像里的钟、磬开始融入俗乐中也能得到体现，作为先秦宫廷雅乐的主奏礼乐器，至汉代也开始慢慢挣脱于“礼”的束缚，从而更多还原了其作为乐器本身的音乐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