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区出土大量西周时期的乐器，这与礼乐制度的繁荣发展密不可分，周人吸取了商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殷鉴不远”，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王室统治的措施，从政治到文化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周代统治者在对音乐上比前代更深一层，除了加强统治外，同时宣传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合法性，并且设置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来控制音乐活动，他们在“国学”设音乐，培养青年，使他们能根据统治者的意图，利用礼乐来巩固周王朝的编制权。

周公对于“乐”的社会功用认识得十分清楚：“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因为对于音乐的感受，来源于人生命意识的深处，所以通过“乐”可以调节人的性情，达到返璞归真的目的。“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咩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周公对于“乐”的使用，严格规定了不同的礼仪制度、不同等级相配的乐舞名称、内容、程序与规格，不同等级的不能跨越，这也就形成了礼乐制度^[37]。《周礼·春官》载：天子使用乐队排列在东南西北四方（宫悬），8行（八佾）64人；诸侯排列三面（轩悬），6行，共36人；卿大夫可以排列两面（判悬）、4行，16人；士只可以排列一面（特悬），2行4人。《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是说鲁国大夫季桓子越级享用八佾之舞，破坏了礼乐等级制度，这是不能容忍的事件，由此可见孔子顽固的等级观念。

礼乐制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礼器和乐器则是礼乐制度的物化形态，是礼乐制度的外在表现方式。乐器是礼乐制度的表征，象征拥有者的身份等级，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并服务于等级制度，就国家而言，乐器乃礼乐重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礼乐制度维护和强化社会等级制度，成为巩固政权、统治国家的政治手段。商周礼乐制度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特权制度，礼乐器的所有权人（墓主人或做器者），从王到各级奴隶主贵族，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体系，属于商周社会的统治阶层，且往往以血缘和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庶人平民的墓葬绝无乐器随葬。“礼不下庶人”的礼乐规范，于商周音乐考古得到印证。中原地区的西周墓葬的礼器为“重食组合”，乐器则以编钟、编磬为主构成“金石之乐”的组合形式。^[38]

西周有着专门的音乐机构，该机构归“大司乐”领导，其中的工作人员包括乐师在内，除了“旄人”所属的表演民间乐舞的人数无定不能计算外，有明确定额的为1463人，其职务包括音乐行政、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院，除了少数贵族以外，有1277人是农奴阶级。但在音乐行政方面的各领导、音乐教育各方面的负责人，都是由贵族组成，显示出统治阶级对音乐控制十分严密。音乐教育培养的对象主要是王和贵族的子弟，也有从民间选拔出来的青年。^[39]

礼乐制度的建立促使我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明确的宫廷雅乐体系，对后世雅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礼乐制度上产生的六代乐舞在礼乐中意义重大。雅乐和乐舞的盛行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乐器和乐律的发展，周代的“八音”分类法即是在西周时代乐器品种的大量增加和广泛使用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的按乐器制造材料不同来划分的乐器分类法，标志着我国古代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层次。“八音”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而且这一时期乐理、乐律学已成熟，如旋宫转调、十二律、三分损益法的出现。礼乐制也促进民歌之风盛行。始于周代的“采风”制度客观上促进其发展，产生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音乐、文学集——《诗经》、《楚辞》等。^[40]

礼乐的产生促进了西周音乐文化的繁盛，并促进了早期乐器的发展，这一时期在陕西地区出土的大量青铜乐器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注释】

[1]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3月版。

[3]《诗经·小雅·鼓钟》，出自《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466-467页。

[4]《诗经·大雅·灵台》，出自《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

[5]《诗经·小雅·何人斯》，出自《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

[6]方建军：《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7]王子初：《音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8]李小虎：《〈说文解字〉中的音乐文字研究释例》，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硕士学位论文。

[9]高蕾：《西周磬研究综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0]陶思炎：《中国鱼文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45页。

[11]高蕾：《西周磬研究综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版。

[12]樊维岳、吴镇烽：《陕西蓝田县出土商代铜器》，《文物资料丛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3]方建军：《中国古代乐器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津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15]王永光：《宝鸡贾村塬发现矢王簋等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6期。

[16]罗西章：《周原出土的西周石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17]罗西章：《周原出土的西周石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www.daowen.com)

[18]〔宋〕林希逸：《考工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韩城梁带村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21]方建军：《两周铜镈综论》，《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

[22]刘怀军：《眉县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铜乐器》，《文博》1987年第2期。

[23]曹淑琴：《先秦铜铎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91年第3期。

[24]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

[25]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韩城梁带村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27]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3年第2期。

[28]《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

[29]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3年第2期。

[30]《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3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32]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33]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34]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35]赵丛苍：《介绍一组青铜钟、铃》，《文博》1988年第3期。

[36]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版。

[37]汪荣：《浅析西周礼乐文化的起源及其历史作用》，《黑龙江史志》.2003年第11期。

[38]方建军：《上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39]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3月版。

[40]胡可：《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概念和含义的探讨》，《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