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石制乐器在远古时代曾被赋予神圣而高贵的使命，与钟类乐器一起被尊称为“金石之音”，既有“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的威力，是庙堂雅乐的重要乐器，是贵族高贵地位的象征。

磬，为会意字，甲骨文从殳（shū）（手持槌）从声，（上是悬绳，下是悬盘），以槌敲击悬磬之意。或另加口与耳，表示听到了声音，即今之声字。篆文承接甲骨文、籀文并另加义符“石”，表示是种石制打击乐器，遂分为三体。《说文解字·石部》说：“磬，乐石也。从石，殸。象悬簴之形，殳，击之也。古者毋句氏做磬。磬，籀文省。”本义为击打乐器石盘。（图2-2）

磬可解释为：（1）古代打击兵器，形状像曲尺，用玉、石制成，可悬挂；（2）佛寺中使用的一种钵状物，用铜铁铸成，可作念经时的打击乐器^[8]。唐代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有：“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闻钟磬音。”这里引用的应该是第二种解释。

图2-2　甲骨文中的“磬”字

【延伸阅读】

《尔雅·释乐》曰：“磬形似犁翰，以玉石为之。”能想到其形最初为生产工具，可用来掘地，或做食肉剖割的刮削器，进而作为歌舞时敲击节奏的乐器来使用，可知当时的节奏比较简单。远古先民在长期使用片状石制工具的生产活动中，发现这些石器经碰击可以发出清亮声音，于是便将之作为击器使用，从此逐步演变为专门的击奏乐器——磬，和编钟一起构成王室宫廷音乐的主体，在后世宫廷用乐和祭祀仪式等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泗水河，发源于今山东中部新泰太平顶山（海拔814米）西侧，西南流经泗水、曲阜、兖州、邹城、任城区、微山等县市，于任城区辛闸村入南阳湖，河长159公里，流域面积2357平方公里。古代的泗河为淮河的大支流，流经山东、安徽、江苏三省，河长400余公里，流域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流向为自东往西，是全国最大的倒流河。

泗滨浮磬出自《禹贡·徐州》，意为“泗水边上的可以做磬的石头”，编磬用的石料，以古徐州的泗滨浮磬质地最好，这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禹贡》中有明确的记载：“海、岱、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泗滨浮磬。”

传说中我国历代王朝把泗滨浮磬视为国家兴旺的吉兆，并给以极大的重视。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命人击磬问卜朝政，甚至遇有泗滨浮磬出土都要举国欢庆。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因制造磬应该使用哪里出产的材料而引起的争议事件。

唐代天宝年间，皇室废止用泗滨磬，指定用华原磬，在文人中引起强烈的不满，传统所谓的泗滨磬是用一种出产在山东的泗滨石制造，而华原磬则用出产自西域的华原石制造，因为当时是安禄山制造动乱时期，所以白居易为抒发作者的爱国之情，讽刺当时的乐工糊涂无知舍泗滨浮磬用华原磬，使天子聆听靡靡之音，乱了心智，宠幸杨贵妃，忘了封赏驻守边疆的战士，造成安史之乱，便写了《华原磬》这首讥讽时政的诗歌。

《华原磬》：“华原磬，华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泗滨石，今人不击古人击。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乐工。乐工虽在耳如壁，不分清浊即为聋。梨园弟子调律吕，知有新声不知古。古称浮磬出泗滨，立辨致死声感人。宫悬一听华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果然胡寇从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始知乐与时政通，岂听铿锵而已矣。磬襄入海去不归，长安市儿为乐师。华原磬与泗滨石，清浊两声谁得知。”

在中国古代，磬也称作盘，磬（盘）一般可分为特磬（盘）和编磬（盘）。西周时期特盘与编盘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特盘的倨孔大都采用对钻，而编盘均采用管钻；（2）特盘的形制不统一、规范，而编盘均为形制规范的类五边形；（3）特盘的制作工艺较原始，主要采用打制方法，少有磨制，故造成磬体表面凹凸不平，而编磬均为磨制而成，磬面平整^[9]。

“磬”在中国民间，在和其他图案一同出现时，寓含有吉祥的意义。例如，陶思炎先生在《中国鱼文化》一书中解释为：“鱼物图多有所见，但已从生存需求，物象认识而转向单纯的祥瑞图饰，象征指事，谐音联感为最常用的手法。如：鱼与戟或磬同图，意指‘吉庆有余’，鱼与莲、磬、祥云同图，意指‘吉祥如意’等。”^[10]

石磬从远古时期出现以来直到商代，一直是原始乐舞中的重要礼仪乐器，是上层贵族权力的象征。商代出土石磬的墓葬中，有的有人、牲殉葬，有的石磬出土地范围内残留有红烧土块及牛、羊、猪骨、卜骨等，有的石磬出土时的位置在墓主人的腰部。这说明商代时期，石磬不仅是宫廷乐舞中使用的乐器，也被作为在商代盛行的占卜、祭祀等宗教祭礼活动中使用的器物，是一种重要的通神施法工具。到了西周时期，石磬基本都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中，这表明西周时期石磬已较少用于乐舞奴隶或巫师的陪葬，已经由远古及商代的巫器、法器等宗教器物和礼乐器的多重功能，逐步演变为单一的礼乐器功能，用于陪葬地位身份极高的诸侯、王室宗亲等人，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11]。（图2-3）

图2-3　西周磬各部位名称

新石器时代的磬多发现于黄河流域，且多出自墓葬，商代磬多数出于河南安阳殷墟，少量发现于商王朝统治势力范围的晋、陕、冀、鲁、辽等省。在陕西地区也出土过不少磬，主要有以下几例。(www.daowen.com)

1.陕西出土的商代磬

陕西出土的商代磬数量较少，仅在陕西蓝田怀真坊商代遗址中出土过一件特磬，用青色石灰岩打制而成，表面粗糙不平，厚薄不均，略似鱼形，在上部中间偏向股部对钻以悬孔，据报道磬声清婉悦耳^[12]。这也是陕西出土的少量特磬之一。

2.西周磬

西周磬主要发现于陕西关中地区，尤其是在陕西扶风、岐山等所涵盖的大周原等地，目前所知西周磬的形式有弧顶和倨顶两种，弧顶的磬仅见于特磬，而编磬则都是倨顶。西周编磬在继承晚商编磬形制的基础上已发展到基本定型的规范化阶段，即都是倨顶，底边平直或略微内凹的凸五边形磬。倨顶形磬在西周时期确立，为编磬在东周时期的繁盛发展奠定了基础^[13]。

1984年，陕西长安县张家坡西周晚期带有“井叔”铭文的铜器墓M157、M163都发现有石磬残块。其中，M157较多，经拼对，可确认至少有五件，其中两件完整。这些石磬都是用大理石制作的，形状相同，厚度相若而大小递减，当是若干件一套的编磬。石磬顶部做138度钝角，股端做近似直角的转折，鼓端做圆弧形，连接两端的弦做中央略凹的直线。其中标本81是这一组的第二件，股长46、宽11.5厘米，鼓长65.5、宽约12厘米，弦长93、厚5.6、孔径3厘米。标本80是最小的一件，股长26、宽8厘米，鼓长38、宽约8厘米，弦长53、厚4.4、孔径3厘米^[14]。（图2-4）

图2-4　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出土的石磬

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贾村塬上官村生产队农民交给宝鸡市博物馆三件铜器，据称是在该队饲养室后边取土时发现的。宝鸡市博物馆多次派人到该地点进行调查，收集到一件完整的石磬和一些石磬的碎块。该石磐素面，股博长5.5、股长22厘米，鼓博长5、鼓长31.5、倨孔直径2.2厘米^[15]。据研究，同一地点所出土的三件青铜器及石磬时代皆为西周中期。

1980年，在陕西扶风周原召陈乙区西周晚期居住基址出土石磬残片68块，经拼对，有15件以上的石磬残存，分素面和雕纹两种，可复原三件，用青灰色石灰石细磨精雕而成，管钻悬孔，形制与井叔墓出土石磬相同，两面雕阴线交错夔龙纹，鼓上和股上两边雕单行鳞纹，其余三边雕双行鳞纹，两面及鼓股上边皆框以阴弦纹，出土时雕纹内皆填以朱砂，研究者认为应不是一般奴隶主贵族所能使用^[16]。

1982年，陕西扶风县云塘村村民发现一件素面石磬，时代为西周晚期。青石磨制而成，出土时鼓部残断，已经黏合，管钻悬孔，形制如上例，唯鼓博下角硬折，下端基本平直，略带弧度^[17]。倨句135度，股博7.8厘米，股上边25.3厘米，鼓上边39厘米，鼓博7厘米，厚4.7～5厘米。

上述三个地点出土磬石规格可以与《考工记·磬氏》^[18]记载进行比照研究。

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韩城梁带村西周墓地进行了发掘，其中M27是当时梁带村遗址发现的唯一带有南北两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保存相当完整，出土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在椁室东侧放置青铜礼器和石编磬，椁室东北部放置青铜乐器编钟、于、钲和漆木建鼓，还出土大量金器以及兵器，墓主为一代国君，其中一件青铜簋上的铭文“芮公作为旅簋”明确告诉我们墓主为芮公，与它一起发掘的M19、M26出土的带铭铜器上也有“芮公”、“芮太子”等，因此，梁带村两周墓地的国别确为“芮国”无疑。该墓出土的这套春秋早期的编磬，一套十件，呈曲尺形，上有折角，下为内弧边，股部略短而鼓部稍长，上端有倨孔，素面无纹^[19]。

2007年，在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8^[20]也曾出土过一组编磬，总共10件，形制均呈曲尺形，体部均有倨孔。石灰岩制成，青黑色，质细腻，经琢磨，表面光滑，均素面。仅大小不一。（图2-5、图2-6）

图2-5　韩城梁代村西周墓地M27出土编磬

图2-6　韩城梁代村西周墓地M27编磬其中的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