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了人类，同时创造了音乐。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说：“今夫举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劳动之歌。”也就是说，最初的音乐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而孕育产生的。音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活动涤荡着人类的心灵并不断充实着先民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使音乐器具不断丰富，音乐活动更加精彩纷呈。而作为各个时代的音乐器具，伴随着考古工作者的手铲而不断问世，是我们了解、感知中国古代音乐文明与音乐活动的真实载体。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古代周秦汉唐盛世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14个王朝定都在这片沃土上，是周文化的发祥地，秦、汉、唐帝国中心所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基本是在这里谱写的，因而留下了众多具有至高、至上文化品位的古代文化遗存。

正是这种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从陕北高原到秦巴山区，从关中腹地至东西关隘，分布着大量的文物遗存，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伊始，先后有13个考古发掘项目入选，这充分体现了陕西文化遗产的丰厚、完整及在中国考古上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陕西的文物工作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仅“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规划保护的100项大遗址中，陕西就占15处40个遗址，包括了反映周秦汉唐盛世文明的诸多重要遗址，数量之多、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在全国位居前列。其中既有周原、雍城、咸阳、长安等显赫的都城和秦始皇帝陵、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等巍峨的陵寝，又有像洛南盆地旧石器、被评选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世界重大考古发现的神木石峁遗址等文化遗存。多年来，通过陕西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大批古遗址、古墓葬等珍贵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陕西乃至全国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发现了大量各类文物遗存，其中有许多种类的音乐文物，尤以周秦青铜礼乐器具、汉代画像石与墓葬壁画、隋唐乐伎俑与墓葬壁画等最为丰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物的最高水平与最杰出代表。可以说，透过这些音乐文物，可以看到一部活生生的周秦汉唐音乐图景。

陕西的渭水流域是中国史前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以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各类新石器时代遗存就发现了陶埙等史前音乐文物，其后，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等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陶埙、陶鼓等史前时期的音乐文物，这些文物遗存是中国史前社会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实物印证。

西周时期，形成了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礼乐制度。在关中周原、丰镐建都的西周王朝是这种礼乐制度的建立者，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宝鸡、西安、咸阳等地发现了大量反映西周礼乐情况的编磬、编钟等高等级的文物遗存，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但是当时社会最高等级的乐器遗物，更是研究西周礼乐、等级、社会等制度的真实材料，这些音乐文物上的金文遗存还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情况的珍贵资料。

劳动创造了人类，同时创造了音乐。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说：“今夫举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劳动之歌。”也就是说，最初的音乐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而孕育产生的。音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活动涤荡着人类的心灵并不断充实着先民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使音乐器具不断丰富，音乐活动更加精彩纷呈。而作为各个时代的音乐器具，伴随着考古工作者的手铲而不断问世，是我们了解、感知中国古代音乐文明与音乐活动的真实载体。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古代周秦汉唐盛世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14个王朝定都在这片沃土上，是周文化的发祥地，秦、汉、唐帝国中心所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基本是在这里谱写的，因而留下了众多具有至高、至上文化品位的古代文化遗存。

正是这种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从陕北高原到秦巴山区，从关中腹地至东西关隘，分布着大量的文物遗存，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伊始，先后有13个考古发掘项目入选，这充分体现了陕西文化遗产的丰厚、完整及在中国考古上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陕西的文物工作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仅“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规划保护的100项大遗址中，陕西就占15处40个遗址，包括了反映周秦汉唐盛世文明的诸多重要遗址，数量之多、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在全国位居前列。其中既有周原、雍城、咸阳、长安等显赫的都城和秦始皇帝陵、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等巍峨的陵寝，又有像洛南盆地旧石器、被评选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世界重大考古发现的神木石峁遗址等文化遗存。多年来，通过陕西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大批古遗址、古墓葬等珍贵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陕西乃至全国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发现了大量各类文物遗存，其中有许多种类的音乐文物，尤以周秦青铜礼乐器具、汉代画像石与墓葬壁画、隋唐乐伎俑与墓葬壁画等最为丰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物的最高水平与最杰出代表。可以说，透过这些音乐文物，可以看到一部活生生的周秦汉唐音乐图景。

陕西的渭水流域是中国史前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以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各类新石器时代遗存就发现了陶埙等史前音乐文物，其后，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等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陶埙、陶鼓等史前时期的音乐文物，这些文物遗存是中国史前社会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实物印证。

西周时期，形成了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礼乐制度。在关中周原、丰镐建都的西周王朝是这种礼乐制度的建立者，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宝鸡、西安、咸阳等地发现了大量反映西周礼乐情况的编磬、编钟等高等级的文物遗存，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但是当时社会最高等级的乐器遗物，更是研究西周礼乐、等级、社会等制度的真实材料，这些音乐文物上的金文遗存还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情况的珍贵资料。

劳动创造了人类，同时创造了音乐。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说：“今夫举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劳动之歌。”也就是说，最初的音乐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而孕育产生的。音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活动涤荡着人类的心灵并不断充实着先民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使音乐器具不断丰富，音乐活动更加精彩纷呈。而作为各个时代的音乐器具，伴随着考古工作者的手铲而不断问世，是我们了解、感知中国古代音乐文明与音乐活动的真实载体。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古代周秦汉唐盛世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14个王朝定都在这片沃土上，是周文化的发祥地，秦、汉、唐帝国中心所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基本是在这里谱写的，因而留下了众多具有至高、至上文化品位的古代文化遗存。

正是这种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从陕北高原到秦巴山区，从关中腹地至东西关隘，分布着大量的文物遗存，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伊始，先后有13个考古发掘项目入选，这充分体现了陕西文化遗产的丰厚、完整及在中国考古上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陕西的文物工作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仅“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规划保护的100项大遗址中，陕西就占15处40个遗址，包括了反映周秦汉唐盛世文明的诸多重要遗址，数量之多、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在全国位居前列。其中既有周原、雍城、咸阳、长安等显赫的都城和秦始皇帝陵、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等巍峨的陵寝，又有像洛南盆地旧石器、被评选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世界重大考古发现的神木石峁遗址等文化遗存。多年来，通过陕西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大批古遗址、古墓葬等珍贵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陕西乃至全国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发现了大量各类文物遗存，其中有许多种类的音乐文物，尤以周秦青铜礼乐器具、汉代画像石与墓葬壁画、隋唐乐伎俑与墓葬壁画等最为丰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物的最高水平与最杰出代表。可以说，透过这些音乐文物，可以看到一部活生生的周秦汉唐音乐图景。

陕西的渭水流域是中国史前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以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各类新石器时代遗存就发现了陶埙等史前音乐文物，其后，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等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陶埙、陶鼓等史前时期的音乐文物，这些文物遗存是中国史前社会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实物印证。(www.daowen.com)

西周时期，形成了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礼乐制度。在关中周原、丰镐建都的西周王朝是这种礼乐制度的建立者，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宝鸡、西安、咸阳等地发现了大量反映西周礼乐情况的编磬、编钟等高等级的文物遗存，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但是当时社会最高等级的乐器遗物，更是研究西周礼乐、等级、社会等制度的真实材料，这些音乐文物上的金文遗存还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情况的珍贵资料。

至春秋战国以降至秦代，关中地区是秦人的活动疆域，更是秦文化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秦人由甘肃东部顺千河而进入关中，历经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而至于咸阳，长达近六个世纪的发展，在陕西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关音乐的文物也是这个时代最为丰富的。自宝鸡太公庙秦武公钟、镈开始，秦人渐次吸收了来自周人的礼乐制度与文化传统，改变了东方六国对秦人“击缶而歌”这种没有礼乐概念的固有认识。其后，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了春秋时期秦人的编磬实物，咸阳塔尔坡秦墓出土了战国晚期的铜于，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出土了与可能是夏太后有关的石磬共计16件，体形较大，均是凸五边的倨顶形式，为实用编磬随葬。秦始皇帝陵园青铜水禽坑出土了有关音乐的银义甲、骨质与陶俑文物，陵园内还发现有“乐府钟”，是秦代设有专门乐府机构的实物证据。

“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全面继承了秦代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管理制度，当然，礼乐制度也与秦代的传统相类似，并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以前以钟磬等乐器为主的音乐制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不仅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丝竹乐器也开始大量出现。同时，伴随着张骞凿空丝绸之路，西域等外来乐器的传入，迫使传统乐器为了适应发展而进行改革，乐队的编制也产生变化，加之佛教音乐对中原的影响，为汉代的音乐文化带来了新元素。而反映在实物遗存上，汉代有关音乐的文物主要是画像石与墓葬壁画上有关音乐的乐器、场景，而钟、磬等多为陶质明器，部分墓葬发掘时，有建鼓等痕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地区社会动荡，而南北方文化随着常年战乱的影响得到了不断融合，南北方音乐文物也有了深入的交流互鉴，开始出现了成组进行音乐演奏的陶俑编队或骑马奏乐俑，这也是隋唐时期有关音乐文物遗存的主流。长安城郊地区大量隋唐中小型古墓葬中这类有关音乐的陶俑文物有大量出土，而且部分陶俑更是高鼻梁、宽脸阔的胡人形象。同时，随着丝绸之路这一文化交流通道的进一步发展，西域地区乐器与音乐演奏形式更是在长安地区大量出现，这类题材的文物更多地表现在大型墓葬壁画上。2014年发掘的长安唐韩休墓壁画中，更是出现了唐代汉人乐舞与西域胡人乐舞同台演奏的场景。可以说，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物是陕西这一时期音乐文物的最主要特点，同时，陶俑与墓葬壁画又是全国发现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地区，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物的最高水平。

自唐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东迁，陕西就不再是各种重大历史活动的中心区域，当然，音乐文物也与音乐文化一样，不再是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而更多的是反映民间音乐演奏、音乐活动的普遍遗存，且发现数量很少。可以说，唐以后陕西的音乐文物只能是“民间小调”，反映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至春秋战国以降至秦代，关中地区是秦人的活动疆域，更是秦文化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秦人由甘肃东部顺千河而进入关中，历经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而至于咸阳，长达近六个世纪的发展，在陕西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关音乐的文物也是这个时代最为丰富的。自宝鸡太公庙秦武公钟、镈开始，秦人渐次吸收了来自周人的礼乐制度与文化传统，改变了东方六国对秦人“击缶而歌”这种没有礼乐概念的固有认识。其后，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了春秋时期秦人的编磬实物，咸阳塔尔坡秦墓出土了战国晚期的铜于，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出土了与可能是夏太后有关的石磬共计16件，体形较大，均是凸五边的倨顶形式，为实用编磬随葬。秦始皇帝陵园青铜水禽坑出土了有关音乐的银义甲、骨质与陶俑文物，陵园内还发现有“乐府钟”，是秦代设有专门乐府机构的实物证据。

“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全面继承了秦代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管理制度，当然，礼乐制度也与秦代的传统相类似，并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以前以钟磬等乐器为主的音乐制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不仅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丝竹乐器也开始大量出现。同时，伴随着张骞凿空丝绸之路，西域等外来乐器的传入，迫使传统乐器为了适应发展而进行改革，乐队的编制也产生变化，加之佛教音乐对中原的影响，为汉代的音乐文化带来了新元素。而反映在实物遗存上，汉代有关音乐的文物主要是画像石与墓葬壁画上有关音乐的乐器、场景，而钟、磬等多为陶质明器，部分墓葬发掘时，有建鼓等痕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地区社会动荡，而南北方文化随着常年战乱的影响得到了不断融合，南北方音乐文物也有了深入的交流互鉴，开始出现了成组进行音乐演奏的陶俑编队或骑马奏乐俑，这也是隋唐时期有关音乐文物遗存的主流。长安城郊地区大量隋唐中小型古墓葬中这类有关音乐的陶俑文物有大量出土，而且部分陶俑更是高鼻梁、宽脸阔的胡人形象。同时，随着丝绸之路这一文化交流通道的进一步发展，西域地区乐器与音乐演奏形式更是在长安地区大量出现，这类题材的文物更多地表现在大型墓葬壁画上。2014年发掘的长安唐韩休墓壁画中，更是出现了唐代汉人乐舞与西域胡人乐舞同台演奏的场景。可以说，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物是陕西这一时期音乐文物的最主要特点，同时，陶俑与墓葬壁画又是全国发现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地区，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物的最高水平。

自唐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东迁，陕西就不再是各种重大历史活动的中心区域，当然，音乐文物也与音乐文化一样，不再是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而更多的是反映民间音乐演奏、音乐活动的普遍遗存，且发现数量很少。可以说，唐以后陕西的音乐文物只能是“民间小调”，反映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至春秋战国以降至秦代，关中地区是秦人的活动疆域，更是秦文化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秦人由甘肃东部顺千河而进入关中，历经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而至于咸阳，长达近六个世纪的发展，在陕西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关音乐的文物也是这个时代最为丰富的。自宝鸡太公庙秦武公钟、镈开始，秦人渐次吸收了来自周人的礼乐制度与文化传统，改变了东方六国对秦人“击缶而歌”这种没有礼乐概念的固有认识。其后，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了春秋时期秦人的编磬实物，咸阳塔尔坡秦墓出土了战国晚期的铜于，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出土了与可能是夏太后有关的石磬共计16件，体形较大，均是凸五边的倨顶形式，为实用编磬随葬。秦始皇帝陵园青铜水禽坑出土了有关音乐的银义甲、骨质与陶俑文物，陵园内还发现有“乐府钟”，是秦代设有专门乐府机构的实物证据。

“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全面继承了秦代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管理制度，当然，礼乐制度也与秦代的传统相类似，并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以前以钟磬等乐器为主的音乐制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不仅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丝竹乐器也开始大量出现。同时，伴随着张骞凿空丝绸之路，西域等外来乐器的传入，迫使传统乐器为了适应发展而进行改革，乐队的编制也产生变化，加之佛教音乐对中原的影响，为汉代的音乐文化带来了新元素。而反映在实物遗存上，汉代有关音乐的文物主要是画像石与墓葬壁画上有关音乐的乐器、场景，而钟、磬等多为陶质明器，部分墓葬发掘时，有建鼓等痕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地区社会动荡，而南北方文化随着常年战乱的影响得到了不断融合，南北方音乐文物也有了深入的交流互鉴，开始出现了成组进行音乐演奏的陶俑编队或骑马奏乐俑，这也是隋唐时期有关音乐文物遗存的主流。长安城郊地区大量隋唐中小型古墓葬中这类有关音乐的陶俑文物有大量出土，而且部分陶俑更是高鼻梁、宽脸阔的胡人形象。同时，随着丝绸之路这一文化交流通道的进一步发展，西域地区乐器与音乐演奏形式更是在长安地区大量出现，这类题材的文物更多地表现在大型墓葬壁画上。2014年发掘的长安唐韩休墓壁画中，更是出现了唐代汉人乐舞与西域胡人乐舞同台演奏的场景。可以说，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物是陕西这一时期音乐文物的最主要特点，同时，陶俑与墓葬壁画又是全国发现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地区，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物的最高水平。

自唐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东迁，陕西就不再是各种重大历史活动的中心区域，当然，音乐文物也与音乐文化一样，不再是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而更多的是反映民间音乐演奏、音乐活动的普遍遗存，且发现数量很少。可以说，唐以后陕西的音乐文物只能是“民间小调”，反映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