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主观说”要求协同行为之成立须存在“协同合意”，一些法学家根据传统的意思契约理论提出歧见。他们认为，合同乃当事人经过要约和承诺而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之合意，除此再无其他成立契约的途径。但是，协同“合意”之成立并不要求经过要约和承诺的过程，亦不要求该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无疑有悖于意思契约理论。奥利弗·布莱克指出，（协同行为中）信息交流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存在，可以是语言或非语言的。^[19]通过点头或眼神，或者直接沟通或通过中间环节，或者不作任何表示而被动地接受信息，都有可能形成协同合意。因此，包含协同行为的垄断协议不同于合同契约，此“合意”非彼“合意”，“若将卡特尔合同按照德国民法典的含义去解释，就会大大限制卡特尔法的效力”。^[20]协同行为主观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低的，一些文献中尝试用信息传递（information conveyances）^[21]、信息流动（information flow）^[22]等概念来表征这种主观方面极低程度的联系。欧洲法院曾经在判例中使用了知会行为（Fühlungnahme）这个概念。“‘知会’一词而非‘接触’或者‘意思联络’，意在强调协同行为的构成无须行为人双方都作出意思表示，而仅需某一企业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须使其竞争对手知道且能够理解其将来要采取的行为，以致使后者随之采取同类行为成为可能。”^[23]此外，随着格式合同条款的大量运用，严格的传统意思契约理论也面临着来自事实契约理论的挑战，其自身理论体系也在不断调适与发展，这也为协同合意概念的存续留下了理论空间。

美国反托拉斯法将协同行为称作“默示共谋”（tacit collu⁃sion）无论是何种称谓都包含有主观因素。我国《反垄断法》未对协同行为进行定义，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反价格垄断规定》第6条规定：“认定其他协同行为，应当依据下列因素：（一）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具有一致性；（二）经营者进行过意思联络……”该条款将“经营者进行过意思联络”作为构成要件之一，体现了“主观说”的进步性。但从立法技术学的角度，条文中“行为一致性”和“意思联络”是两个先后排列的可选择性要件，是“或”的关系，不尽合理。在认定价格协同行为时，两项都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是“且”的关系。应将二者捆绑在一起，缺一不可。此外，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民法中的共同侵权理论、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都涉及“意思联络”的概念，但这些部门法中的“意思联络”所要求“信息含量”和“主观联系程度”都要高于反垄断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要求认定协同行为要考虑“经营者之间是否进行过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相比较而言，在反垄断法中用“信息交流”这个概念可能比“意思联络”更为妥当。(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