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涉及犯罪学学科发展的持续性，对于人的关怀则涉及犯罪学存在的合理性根据本身。作为一门以特定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犯罪学的存在意义必然是具备某种效用，可以满足主体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甚至本身成为侵害人类利益的来源，那么即使研究方法科学，也不会有存在的价值。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1971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进行了模拟监狱实验。他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里建成一个模拟的监狱，并让24名男性本科生志愿者分别扮演囚犯与看守的角色。实验预计进行两星期。为了让实验效果更加真实，他让看守穿上制服，拿起警棍，带上安全镜，囚犯则被编上号码并穿上囚衣。令人诧异的是，这些志愿者很快就适应了所扮演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实验预设的界限。看守开始采取攻击性和非人道行为，显示出虐待狂病态人格，1/3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囚犯则变得顺从、被动、沮丧而充满敌意，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甚至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津巴多也不得不在实验开始后六天就终止了研究。在Miftord的《善意与不寻常的处罚》（Kind and Unusual Punishment）一书中，此类违背研究道德的例子并不罕见。1998年，美国刑事司法科学院（the Academy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开始起草科研道德守则规范。同年，美国犯罪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也起草了类似的文件。可见，在犯罪学的科学研究中，一定要以对人的善意关怀为前提，在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科学研究中必须坚守伦理规范。(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