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激烈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会让人瞠目结舌。相比之下，社会精神文化领域中的变化虽然没有经济、政治等领域那么轰轰烈烈，但激烈、深刻程度不亚于后者。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境遇中，面对着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及其所盛行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思潮的涌入，再加上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封建残余和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所引发的物欲崇拜等思想都给我国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心态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些人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出现理想信念动摇的倾向

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封闭的文化格局被多元、开放的格局所打破。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出现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的冲突和对抗。在多元文化冲突中，各种社会思潮为中国民众提供了观念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信仰选择，具体表现在:部分人经受不住西方价值观念的诱惑而放弃了一直指导我们前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表现出怀疑甚至是抵制情绪。如有些共产党员失去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陷入了金钱崇拜中，沉浸在物欲横流中而迷失了自己，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一部分人甚至是一些高学历的人受西方提倡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影响，主张全球化就是价值观多元化，否定或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国家的真正目的是企图通过价值观的灌输来动摇我们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力图改变我国社会的性质，重走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的道路。以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怀疑，是在多元文化冲击和交锋的转型时期，我们所面临的严重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会使我们党面临着严重考验，另一方面也会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深重的影响。如当前的贪污腐败，就是某些党员的信仰缺失所造成的。代表着政府形象以及作为引领社会前进的先进分子的失职使人们对政府产生了怀疑，政府将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二)在多元文化辨别、选择、认同过程中的迷茫困惑倾向

近代以前，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固定的环境中，传统社会中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由家及国、天下合一的文化系统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因此人们很少会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问题产生疑问，国家和民族也很少考虑国家和民族的身份问题。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侵略而来的文化冲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并以其强势的姿态给传统文化予以重重的打击。面对“他者”的文化，中国文化处于与西方文化的紧张关系之中，是全盘接收还是坚守传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理智和情感上的一个两难抉择。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行以后，多种文化蜂拥而入，当今面对着多元文化选择，人们心态上呈现出一种文化焦虑，折射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这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认同危机的延续，又是中国当前空前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矛盾的外在体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矛盾和冲突更加突出，以致产生了“我是谁”的疑问。大致说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东西文化的冲突

近代以来，东西文化的冲突是我国精神家园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文化全球化，使得东西文化的对抗和合作同时并存。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打破了地域对文化交流的限制，为人们的生活和文化方式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视域。作为后起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国于90年代也深深地卷入这一全球化进程，它给了中国一个向“他者”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捷径，但也使中国在与“他者”交流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文化认同危机。由于西方文化挟政治、经济的巨大威力，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规范作为统一的标准越来越规范着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反映在文化方面即美国希翼全球文化以其为标准的同质化的过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凭借着经济的强势占据着文化市场上规则的制定和话语的霸主权，实现了“文化倾销”。全球文化存在着走向“一体化”的危险，这“一体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它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沟通。这种不平等的“单向文化倾销”如同资本主义的工业入侵压抑了民族工业生长一样，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创造遭到了压抑，同时亦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模仿外来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失掉了本土文化的特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目前国际通用语言为英语，在互联网上，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占5%，其他世界上众多的不同语言只占5%，这意味着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其唯一的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受众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不可抗拒地影响着受众对它的感受和价值判断。”^[27](www.daowen.com)

这种文化殖民侵略对中国的影响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加剧的，西方的花花世界是那样充满着诱惑，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如飞蛾扑火般涌向西方，以敞开的胸怀紧紧拥抱西方的一切文化。人们看到西方世界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惬意，都想试一试，尝一尝，看一看，于是中国文化走向西方中心论，对西方文化强烈认同。这使得当代中国文化存在着严重“失语症”，即所有的概念、术语、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来自西方，连中国哲学也主张用西方话语和理论阐释才符合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然而文化资源内源的积累和增长才是文化真正的发展，它是衡量一个文化是否独立、是否有竞争力的标识。“一种文化只有当它是可发展的，这才是有生命的。只有当它增长的成果不仅是可以影响一国一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精神世界的塑造，而且还给予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巨大的影响，它才是有力量的，也才具有资源和遗产的意义。”^[28]一味地模仿和跟随其他国家的文化，这个民族是没有竞争力的，难怪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谈到西方所担心“中国威胁论”时，她说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尽管撒切尔的话让一个有着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听后感觉到刺耳，但她的话给我们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警醒。即文化的发展既体现在外源的拓展上，更在于文化自身的提升，即内源的积累和增长。完整的文化资源积累与社会资本增加的统一应当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与增长方式的基本思想。对此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叶汝贤讲到:“中国文化在未来21世纪的发展应当吸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成果与教训，更理智地以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以文化的‘内源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增长方式和发展道路选择。”^[29]

2.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与“中西”问题相联系的，还有一个“传统”与“现代化”的“新旧”问题，这是新时期中国精神家园建设过程中所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现代化后起国家所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G·罗兹曼等人有一个颇另人玩味的比喻:“对于现代化后起国家，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对抗常常更加带有激烈性和戏剧性。对抗采取的形式包括抵制现代性或西方现代化国家，或走到另一极端，丢弃自己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30]由于现代化肇始于西方，一直以来不少学者和民众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发展现代化就是彻底丢弃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主张对自己文化作彻底了解后，再把这些文化传承给丢弃掉。他们主张的是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认为儒家思想是代表封建主义而将其全盘否定，就如同将小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铲除传统文化思想，注入社会主义新思想，这种想法之不可行可以从中国现代化道路之多灾多难中得到印证。改革开放后，经过20世纪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对代表现代化西学的盲目崇拜，随着民族国家对以西方为首的全球文化的抵制，90年代中国民族文化开始抬头，出现了国学热。国学热主要是新儒学热，尽管儒家思想重视精神价值的追求，重和谐、重人际之间的情感交流，重人格修养的内在价值的提升，这对当今市场经济中工具理性泛化、人际疏离、人感觉生活无意义等具有制衡作用，但儒学在外王的开发上如制度、科学和民主等内容明显是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甚至是对立的。因此，儒学只能是作为精神文化资源的一元。但是有些人打着国学的旗号，实则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的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腐朽思想、文化糟粕也进行继承和推广，“有的人甚至打着以民族文化为主导的旗帜，主张我国要以儒学为主导，排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这些人混淆了时代与社会的性质差异，看不到古代传统文化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地缘等自然伦理纲常范畴之中，束缚了个体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对社会主义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和创新精神起着排斥和制约作用。”^[31]所以，“过分强调古代传统文化而拒斥现代性、批判现代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构成了阻滞力。”^[32]如何摆正儒学的位置，以及如何利用文化的各种资源来开发与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相适应的文化，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

3.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

在多元文化格局下，中国精神家园建设既面临着外来西方文化的入侵，又受着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还存在着由市场经济孕育而成的大众文化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文化的冲突。大众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有益补充得到了迅速发展。“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33]它的发展满足了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多样性的需要，丰富了我国社会的文化内容，其积极面应当给予肯定。但同时要看到，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要按商品规律运作，因此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世俗性、娱乐性、消费性的特点。它倡导人们关注当下的感受，直接面向现存的生活境遇。这种大众文化，能够满足大众的休闲、娱乐需要，应当肯定其价值及其发展。但仅限于这种文化层次是不行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忽视了远大理想和崇高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关涉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大众文化必须要由较高层次的主导文化对其引导。我国的主导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其根本精神是以远大理想为追求指向，弘扬积极向上的精神，号召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奋发进取的良好氛围，激励社会大众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主导文化的这种超越性、理想性的价值取向和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消费性取向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在社会转型期尤为激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一方面新的价值观、人生观正处于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还未完全得到确立，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人们对物质生活提高的欲望和世俗生活享乐的向往，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对此充满了期待，连代表主流文化的部分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挥霍无度的倾向同样以“示范”的方式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深深地反映在大众文化上，以致大众文化过分强调经济效益，为了获得利润，不顾及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想尽办法哗众取宠，提供和生产一些不需任何理性思考的娱乐方式来满足个人的感官直接愉悦，从而使文化呈现感官化和低俗化。这种以注重满足感官快乐的大众文化对原有的主流文化提供的是非观念、荣辱观念产生冲击，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打着传播大众文化的旗帜，迎合社会文化转型期一些社会大众不稳定、不成型的价值态度、文化品味、审美趣味，忽视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目标与规范，嘲弄和戏谑历史英雄和先进人物，冲击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向往心理，在一些大众中造成不良影响”^[34]。这些不良影响动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地位，一元指导思想受到了挑战，权威失去了威严，主导文化为人们提供的超越性的道德理想被大众文化所消减，但世俗的大众文化并不能为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终极价值关怀，无法整合现代社会。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人们通过启蒙运动使人从彼岸世界回到了此岸世界，人获得了自由，但“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大众文化使得人们的感性需求得到认可和满足，但真正的问题正是在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天，即感性和感觉欲望满足后，人们心理出现失落、空虚，它让人觉得生活毫无价值和意义，产生一种价值虚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