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述及吴登启的《招民榜文示》揭示出一段在全国其他地区广为流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史实——“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这里的“麻城孝感之民”，显然不是自愿迁入的楚籍移民，而应理解为被政府强迫从窄乡移徙到宽乡来进行开垦和安置的对象。他们在迁入四川后，被严格限制在“富、荣二邑”境内安插定居。“富、荣二邑”显然是明政府为这批移民精心规划设计的集中安置区。那么，“富、荣二邑”为何区？明初政府为什么选择此区安置“麻城孝感之民”呢？

（一）此区地荒民稀，具有安置移民的基本条件

从区域范围看，“富、荣二邑”中的“富”，指的是富顺县（今属四川自贡市）；“荣”指的是荣昌县（今属重庆市）。在今天的地图上，富顺与荣昌之间隔着一个隆昌县，二者并未连成一片，吴登启何以将“富、荣二邑”并在一起呢？这恰恰是明初历史实际的反映，现在这个格局正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明初，富、荣二县原本彼此邻界，隔在其间的隆昌县是明代中期才设置的。隆昌县未置县以前，名隆桥驿。隆庆元年（1567年），因“田野寥旷”，不便管理，经四川巡抚谭奏请，割三州县（富顺、泸州、荣昌）绣错地置隆昌县。^[95]因此，明初所称之“富、荣二邑”，区域范围甚广，大致包括今川南地区的富顺、泸州北部、隆昌以及荣昌在内，而以今富顺、隆昌二县为主。这一地区由于在元末战争中遭受破坏，人口流失严重，所以到了明初，在裁并州县时，元代的富顺也就改州为县了。富顺立县之初，兵燹之余，百废待举。洪武六年（1373年）锺铉就任知县，“立县之初，万事草创。铉早作夜思，陈立纲纪，自宗庙坛墠，下至市场廛民居，靡不规画周至，邑中政教自铉始”^[96]。由此也可见这一地区在元末明初之状况。

（二）此区盐业资源丰富，极具开发潜力和价值

富顺县位于沱江下游，沱江穿流全境，境东与泸州、东南与江安、南与南溪县、西南与宜宾、西与荣县、西北与威远、北与内江县、东北与隆昌县临界。此区有着丰富的盐泉资源，“自晋唐及宋，盐井之盛”。宋代曾在县境立富义监，“元明间井泉枯竭”^[97]。元末至元六年（1340年）前后，绍熙府曾经因为私开盐业，一时引起襄、汉流民在其境聚集，人数达“数千户”之多（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绍熙府所辖之境，处于沱江流域中段两翼之川中丘陵地带，就在本移民安置区域的东北。可见，无论从农业耕作条件还是盐业经济资源来说，此区都和绍熙府一样，是极富开发价值的。元明之际，一些来自外省的移民家族，往往依靠煮盐为业，并因此致富。明人熊过为富顺县撰写《吴方泉墓铭》云：

吴初自孝感来者曰判官必秀，故元时判泸州，卒，遂葬焉。子海蟾，泝江自泸徙宜宾。子潮鉴籍为盐官丁口，煮盐贡井，因往来家焉。贡井隶荣，而畛于富顺，于是吴氏占三籍矣。^[98]

显然征发移民迁入此区，不仅有助于填补人口，改善地荒人稀现状，而经济开发的结果，也必然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赋收入。

（三）此区位居战略要冲，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此区界连巴蜀，紧邻叙泸，扼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军事价值显著，历来是兵家必守之地。宋人曾经用“南距戎泸，大江环其下；奠梁蜀之东，拟于列藩”^[99]的字句来形容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特别是鉴于明夏政权建都重庆，以长江上游的泸、叙为后方，在其政权覆灭后，这些地区仍存明氏余部影响的情况下，通过移徙湖广移民于此区，无异于在川西和川东重要城市和腹心地带的外围设置了一座藩篱。

（四）此区明氏旧部影响犹在，对明朝统治构成潜在威胁

民国《王氏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八月该家族迁入泸州安贤乡大佛坎的背景形势是，“其时，伪夏初平，天下甫定”^[100]。明氏政权覆灭后，明夏政权在泸州、叙州一带的影响犹存。民国《南溪县志》证实：(www.daowen.com)

（南溪县李庄驿）驿滨江，为蜀南孔道。当是时，明昇初降。叙、泸士大夫慕进士刘桢之风（桢，泸州人，明玉珍谋主），志功名，尚风节。^[101]

另有《甘氏族谱》也证实：

元末明初……有明（玉珍）公抚有四川，传之明昇公封归义侯。侯公四子，曰庆一、庆二、庆三、庆四。庆一公居渝城。庆二公居富顺。^[102]

四川民间颇有明昇后裔于大夏亡后，改甘姓逃亡的传说，是否与历史真实相合，有待考察。但将其看作是明氏旧部对于大夏政权的一种怀念应该是合理的。而被称为庆二公的明氏后裔之聚集富顺，则是值得关注的。编修于康熙三年（1664年）的自贡（元明时属富顺）武陵祠《龚氏族谱》就记载了一个明夏覆灭前授内江邑令的龚隆的家世渊源：

稽吾族入川，始祖龚公讳隆大人，宦任于蜀，妣王孺人，自楚黄州府麻城孝感乡长秧田，于大明洪武三年岁次庚戌，宦于蜀，后因落业贡井溪河鱼栈滩，系威远县国溪乡地也，世传三代，兄弟十人，支派繁衍。^[103]

此处之洪武三年（1370年），为明夏覆灭之前一年，原籍黄州府麻城孝感乡的龚隆，受命赴内江担任县令，一年后四川归属明朝统治，龚氏全家遂在富顺县境内落业，证明该县境内确有不少明夏遗民居住。

在富顺县之外，与之邻境的南溪县，居民祖籍素“以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为最伙”^[104]。该县在元明之前，“都鄙情状，渺不可考，意其出榛芜。而入耕桑者，殆自元明之交始”^[105]。在县东30里有留宾场，“明玉珍据蜀，名游兵镇。明永乐时更今名……其地南达江安，东通泸县，北乡富顺”。距场百余步，有留宾寺，“建于明玉珍天统时”^[106]。寺内有明正德六年（1511年）刑部主事杨璞撰写的碑文一通，碑文称：“游兵，古戍镇……古老相传，镇之置在明玉珍天统初，是寺之创或其时也。”^[107]按南溪扼泸州上游，留宾镇为古代军事重镇，明玉珍占据泸州后，自当留兵戍守。明玉珍称帝后，改元天统，时在1363年。可见，明氏据蜀后，即以此地作为戍守要地，故有建镇、建寺之举。以此推之，其地必多楚民和溃散士卒。

与富顺接壤的隆昌县，情况也大体类似。县城东南15公里有李市镇，1958年在镇上古桥曾发现石刻“洪武元年建”字样。^[108]提供此条资料的《隆昌县志·社会风土》稿本，没有交代碑刻的撰写年代和收藏情况，但鉴于这类情况不止出现在川南一个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凭借其他地方的类似碑刻作出合理的推断。据实地调查，在今重庆市綦江区古溪镇，现存有一座“建于明太祖三年（1370年）”的太平桥，桥长30米，宽5米，拱桥跨度9.1米，通高8.7米，系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綦江县为明玉珍大夏政权新建之县，大夏覆亡在1371年。此前一年何来明太祖三年（1370年）建桥之说？另据光绪《井研县志》记载，在该县东30里盐井湾场溪右舞凤山东岳祠中，存有一通《景迎春修复舞凤山五岳祠碑》，“碑字完善，惟年号二字为人铲灭”。碑中有“恭遇圣朝乘乾，龙飞御极，士忻庆弹冠，民喜歌乐利”之句。碑末落款为：“信吏曾仕洪□□（二字琢损）元年岁次戊午十一月十二日，施财捐资信人景迎春立。”据考，碑记所云之“圣朝乘乾，龙飞御极”，所指“其为（明）玉珍据蜀改元时无疑”。碑中的年号，原本大夏纪年，后改为“洪□□（二字琢损）元年”（洪武元年）。此举“必系汤和平夏之后，土人恐以奉迎伪命见罪，故铲去。所称元年，即明昇开熙之首年也，惟戊申讹作戊午耳。或以呓定为洪武元年，不知太祖即位五年，乃始定蜀，六年始署官，何以此碑遽有邑侯洪浩之名耶？”^[109]

由井研县碑记年号改刻“洪武元年”可以推知，在明玉珍据蜀时期，在其辖境之内，原本存有一定数量同类歌颂大夏的碑刻，在朱元璋平蜀后，当地人“恐以奉迎伪命见罪”，故将原来的年号铲除，并自作主张地更改为“洪武元年”。李市镇上的“洪武元年建”碑记，綦江东溪太平桥建于“明太祖三年”之说，可能均属于这种情况。按李市镇，宋元时曾在此设置分巡检司。“其地在前明隆庆以先，隶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今场北贺家大院犹有衙署遗址，乃从前分设职官（按：泸州分巡检司）处也。”^[110]明玉珍既以泸州为其根据地，李市镇必有众多楚民聚居。至于古桥所书“洪武元年建”文字，与各宗谱之用意相通，属于事后避讳所为。綦江县既为明玉珍大夏政权新建之县，其地又为兵家必争之地，同理必多楚民居住。太平桥建于“明太祖三年”之说，也可能同样属于事后避讳所形成的。香港学者马楚坚推测这些居民的主体，一为往依明氏之乡人；二乃明昇降后作鸟兽散之楚人。^[111]显然，这里也可能是明氏旧部聚居之区。亟须通过安置“迁人”来加强分化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