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明朝接管四川后，面临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状况如何？近年来四川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元末四川偏安一隅，是当时中国“难得”的一处安宁之所；明玉珍据蜀，保境安民10余年，使四川成为一片“难得”的乐土；明军平蜀，避免战火祸及民生，极为“难得”地没有大战乱发生。^[1]这里使用了3个“难得”，观点堪称“难得”。不过，这种看法只是对元末明初四川社会背景的一种片面和肤浅的理解。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元末四川并非一片“乐土”。这是因为元末以来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受到了诸多历史条件的制约：

第一，明玉珍据蜀时间短暂，生存空间狭窄，除了要直接面对四川境内以完者都、李喜喜为代表的强敌，更要应付来自四川境外的威胁，因此军事斗争压倒一切，分散了对经济的关注，恢复发展生产的成效相当有限，不可作过高的估计。《明实录》在评价明玉珍时，也从旁印证说：“蜀人经李喜喜残暴之余，赖以粗安。”^[2]所谓“粗安”，也仅仅是初步短暂的安定，并非“难得”的乐土。(www.daowen.com)

第二，就在明玉珍入蜀的同时，李喜喜所率的“青巾军”也从陕甘进入川西，烧杀抢掠^[3]，祸及“三巴数十城”^[4]，造成了“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5]的惨烈后果。对于青巾军给四川各地所带来的破坏，元末明初人杨学可在《明氏实录》中，分别使用了“青巾李喜入蜀，大肆杀戮”“蜀地久被青巾之乱”“今人民遭青巾之苦”来加以描述^[6]，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第三，宋元战争给四川所带来的人口锐减、经济残破等严重后果，不仅在元朝百年统治期间尚未恢复改观，就是其后经过明朝200多年的努力，“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7]，试问明玉珍在短短几年间，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又怎能创造出如此难得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