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岷县青苗会研究论文集: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成果

岷县青苗会研究论文集: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成果

时间:2023-07-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透过形态多样的文化表现形态,折射出岷县青苗会所具有的另一个文化价值——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从横向的多元宗教文化来考察,岷县青苗会既糅合了汉族地区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同时还有藏族的苯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因子。另外,岷县青苗会中也融有古羌人遗留的文化,神羊祭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综上,岷县青苗会仪式活动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是极为丰富的,糅合了儒释道、苯教、藏传佛教、古羌文化等多元文化。

岷县青苗会研究论文集: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成果

透过形态多样的文化表现形态,折射出岷县青苗会所具有的另一个文化价值——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仅从民间信仰层面而言,这一民俗活动有机糅合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因子。

黄土高原历史上干旱少雨,居住其间的民众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尤其在生产力普遍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占了信仰的主体,这从当地青苗会祭祀山神、泉神、雷神、风神、树神、花神的民俗事项中可一览无余;这种自然崇拜又与生殖崇拜相融合,最典型的是坐床仪式,老爷扮演了娘娘神的“新郎官”的角色,传统的坐床期长达49天,这期间老爷必须与娘娘同床。而两尊娘娘神皆是村里未出嫁的少女演变而成;与处女同房,意寓着生儿育女,通过这种阴阳结合不只是生儿育女,也可以感染万物生长繁衍。人类学家弗雷泽把这种巫术行为称为“模拟巫术”“交染巫术”,也就是说通过模拟人类结婚模式与神灵交合,取悦于神灵,继而借助神力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参与祭祀仪式的神职人员必须是45岁以上、德高望重、家中有儿有孙的男性,从中也显现出以男性血缘谱系为核心的祖先崇拜文化因子。神灵崇拜本身也是多元的,从祝词内容来看,其间供奉的神灵多达20多个:湫山总司,八海龙王,荔川、赤砂二位阎君,九天圣母金华娘娘,金皇娘娘,前山神,后土地,掌愿仙官,黄爷,四爷,大将军,二将军,雷翁电母,井泉龙王,风伯、雨司,行雨龙王,众神百位,阖案等神。单单从岷县的湫神崇拜而言,全县境内就有96处湫神崇拜活动,一个二郞山庙会就要祭奉十八尊湫神。

从横向的多元宗教文化来考察,岷县青苗会既糅合了汉族地区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同时还有藏族的苯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因子。如道教中的玉皇大帝、城隍、关帝、风神、雷神、电母、龙王、碧霞元君等;佛教中的佛祖、罗汉菩萨等,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仁义礼信等价值观,同时把历史上的符合圣人评价标准的历史人物也纳入崇拜神灵间,如范仲淹、宗泽、姜维、雷万春、赵云、庞统等;藏族苯教文化因子主要体现在杀牲血祭[5],古老的原始苯教信仰中,牛、羊等动物不但是藏族先民原始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是原始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牺牲祭品。在祭天地仪式时,都以牛、羊、马、驴,甚至人来做牺牲,青苗会期间所杀祭牲就包括了羊、猪、鸡等,另外,通过念诵祝文,迎请五方神来镇妖除魔也与苯教仪轨存在着内在联系;藏传佛教对青苗会影响最大的是坐床制度,每隔一年重选一个老爷,这个老爷明显带有类似于“活佛”的神格特点,青苗会期间的坐床习俗,以及锣客、伞客的选举及职能与活佛转世的坐床礼仪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至于张润平说的把世俗中的人神格化,神格人格世俗化并非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区别的最大特点,[6]反过来这方面在道教中更为普遍,道教中八仙就是由世俗中的人格升格为神仙,至于本土人物升格为地方神祇更是数不胜数。另外,岷县青苗会中也融有古羌人遗留的文化,神羊祭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古羌人“神羊祭山”在山上林间空地举行,其间禁止上山砍柴、割草、挖苗、狩猎等,后来从祭山演变为转山节,这在现在的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古羌后裔民族中仍有广泛保存。在岷县青苗会的给娘娘献羊牲仪式中有个细节——只有牲羊全身抖擞时,才认为娘娘神收下了祭牲,从而说明祭祷的灵验。在纳西族丧葬仪式有个送冥马仪式,东巴一边念诵祭文,一边在马身上洒清水,只有马的身体全身抖擞时,才认为死者骑上了马,这样可以回到祖居地。(www.daowen.com)

综上,岷县青苗会仪式活动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是极为丰富的,糅合了儒释道、苯教、藏传佛教、古羌文化等多元文化。这些多元文化是历时性的累积叠加的,从空间性上而言,融合了中原文化、藏文化、西域文化圈等多地域文化因子,这与岷县地处陕甘川藏交汇区域,历史上曾受古羌、吐蕃、西域、中原文化的深层影响的历史地理因素密切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这些神灵中绝大部分属于道教中的神灵,说明了道教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深层影响。道教虽有等级森严、层次分明、职能不同的神灵体系,但对民众而言,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金科玉律,也不会束缚于冗经繁文,只要能显灵,只要能实用,他们就“神佛不分,见神就拜”,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弥散型、实用性、本土性特点。据《陕西通志》记载,陕西白水县曾有一座拾遗庙,因为战乱被毁,口口相传,讹为“十姨庙”。乡贤们重建此庙的时候,大概筹到不少资金,干脆一口气塑了十尊女神像。后来金代县令陈炳在庙旁进行考古挖掘,掘得一块诗碑,才知原是杜甫庙,于是拆毁十姨像,重祀杜拾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杜甫远不如十个面慈心善的女神来得灵验。白水县令陈炳显然不懂这个道理,因此,他重修的杜甫庙,很快就被民众废弃了……文人崇奉杜拾遗,把杜十姨当成了乡下人的大笑话;乡下民众则恰恰相反,他们供奉的是杜十姨,而不是杜拾遗,只因为生儿育女、平安幸福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需求”[7]鲁迅先生说“中国根底全在道教”。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功利性太突出,宗教的神圣性相对淡化。关于宗教概念的探讨是一个复杂的、永恒的话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以西方的宗教概念来概定中国的宗教概念内涵,甚至以中国的宗教信仰不能与西方概念严丝合缝就得出中国没有宗教的荒唐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岷县青苗会中却很少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文化因子,其间原因值得后面的学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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