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内核即价值观,信仰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青苗会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至今,关键内因是当地的民间信仰内核仍未受到破坏。青苗会内部存在着诸多清规戒律,如新当选的老爷、锣客、伞客直至四陪官都不能吃葱和蒜;他们的外套必须是黑色绸缎长袍,所有祭祀期间的日常用品必须是新添置的;老爷坐床前须要净身、熏香、净手;坐床期间老爷只准偶尔与陪官说话,除此之外不准说一句话;晚上睡觉时自己用一套新被褥;睡在左边;右边留一床新被褥;不准女人入内;严禁烧香弟子在烧香期间与女人同床;凡是当过烧香弟子的,终生不许干坏事,不准偷人、抢人、欺人、压人;一切国家公职人员及各种党派社团人员不许参选老爷、锣客、伞客;当老爷期间一切日常用品包括厕所都是专用的,不能与其他人混用,若有不知情人混用了必须换掉,厕所必须重新修建。
岷县青苗会的民间信仰文化生态不仅从这一民俗活动严格的仪程、虔诚的态度、约定俗成的禁忌中可以得到验证,而且从众多的在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中也折射出来。
至今村里仍流传着诸多两位娘娘的灵验故事,流传最广的一件事同治年间回民民变,来到锁龙严家庄烧杀抢掠财物,当时群众全跑在严家庄村山顶的堡子里躲藏。因堡子修建的很险要,易守难攻。回民冲不进堡子就走了。走出不远就被当地群众用自制的火炮(火药里混合了大量的铜钱)连发两炮,回民伤亡很大,因此恼羞成怒,发誓要血洗这个堡子。正在为难之际,只见回民占据的两个山头的上空长剑缨子飞舞不定,回民哀叫声连天,不久回民伤亡大半,剩下的仓皇而逃。这些群众均认为是二位娘娘显神保佑了他们。那么膜拜和崇信这二位娘娘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4]。
2002年岷县发生口蹄疫时,上级要求所有患口蹄疫的牲口都要杀死活埋,而锁龙乡大部分民众对此进行了抵制。乡党委书记只好到村里动员,村支书说,村民普遍信仰娘村中的两个娘娘神,可否通过先向娘娘献牲祈福再动员群众。乡党委书记只好入乡随俗,先在娘娘庙举行了献羊牲仪式,仪式毕,牲羊全身抖擞,众人以为娘娘显灵了。都欢呼:“阿婆把羊领了!”接着书记布置动物消毒防疫工作任务,村民也乐意执行。这样,锁龙乡没有杀一头牛,那些患者口蹄疫的牛都转危为安。(www.daowen.com)
笔者在村子中访谈中得知,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5.12大地震”,周边村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而娘娘庙在地震中并未损坏,包括整个月露滩的村庄也未受损失,村民普遍相信那是娘娘神灵所佑。一直到现在,村民的娘娘信仰根基仍甚为深厚,不只是在中老年人普遍信仰,对村里年轻人也深有影响。村里青年到外打工,受其他人怂恿做坏事时,他们说,我们村里的娘娘一直在天上看着的。遇到困难时,他们也会说,不怕,我们有娘娘罩着的。
这样的灵验故事、传说一代代传下来,一代代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不断地型塑、强化着民间信仰的传承,也就是说口头传统与民间信仰传统是辩证统一的,民间信仰是口头传统产生的土壤,口头传统深化民间信仰,共同构成了民间传统传承的文化场域。不同时代的口头传统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验证着传统存在的合理性,推动着民间传统的可持续发展。上述的“口蹄疫事件”也说明了传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化石,民间信仰自身具有调适性,同时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因俗施政”“顺俗教化”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认为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人为地在短时期内消灭,由此决定了我们如何辩证地认识它、改造它。如何正确地认识看待宗教、民间信仰,如何利用其合理性因素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需要我们从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审视它。岷县青苗会既是一个“活形态的民间信仰博物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如何善待、利用民间信仰为当代社会服务的文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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