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遗的传承中，各级政府的非遗部门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自中国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正式缔约国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成为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名录。200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每年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非遗保护工作具体由文化部负责，包含文化部、文化厅、文化局、文化馆、文化站五个层级，文化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各地的文化部门相继成立非遗中心或非遗办。

对于不少地方的非遗保护部门而言，诉诸并依赖主流媒体播放平台仍是比较惯常的做法。但现在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以及技术的发展，非遗保护事业实际上也拥有了动员民间影像制作力量的条件。除了中央电视台、各级地方电视台制作了大量的非遗题材纪录片之外，独立制作人、广大的DV爱好者也摄制了各种类型的非遗题材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将不为人所熟知的传统技艺和民俗活动带到大众视野里，不仅开阔了公众的视野，也能用影像引发人们对非遗的关切，以及引发非遗保护传承相关议题的讨论。

这些独立导演和DV爱好者们以自己的偏好选择题材拍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诗人鬼叔中(甯元乖)先生导演的《玉扣纸》《砻谷纪》《老族谱》，李见深导演的《小塔则》等。他们均以纪录片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抢救性的拍摄。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类摄录设备已经由价格昂贵的专业设备变成寻常的手持设备，这降低了纪录片制作门槛，从而使得广大的怀揣影像梦的人们也加入非遗纪录片的制作行列中。而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非遗类纪录片的传播也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we时代的到来，也就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一个使用者都成了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新媒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地从事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工作。

事实上一些地方非遗部门也已经开始动员民间的影像制作力量加入非遗的推广中，从而进一步推动非遗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百姓的喜怒哀乐之间，日常的生活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息的土壤，而动员广大的民间影像制作力量参与到非遗影像的制作，也是调动民间力量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积极性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是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笔者曾撰文指出，现在也有越来越多来自乡村而在城市安家的年轻人参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他们运用丰富的多媒体手段，通过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展示家乡的文化遗产。(www.daowen.com)

有些地方的非遗部门采用了与大专院校合作的方式，为大专院校的学生提供假期社会实践和教研基地的方式，推动青年大学生参与到非遗的推广之中，做法值得各地方非遗部门借鉴。北京市朝阳区非遗保护中心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北京市朝阳区有5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而朝阳区非遗保护中心是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的教学科研基地。他们共同推出了《非遗朝阳》专题片，专题片共16集，内容有关朝阳区16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故事，包括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北京灯彩、东岳庙庙会、小红门地秧歌、罗氏正骨法、老北京跤艺、孔伯华中医世家及诊疗方法、北京宫廷补绣、内画鼻烟壶等非遗项目。值得注意的是，90后大学生是创作主体。这些年轻的导演比较关注非遗如何在年轻一代中传承的问题，这些年轻的导演在访谈中表示，“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非遗文化”。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影像纪录成为寻常事务，人人都可以拿起DV甚至是手机拍摄，然而，这些来自民间的影像制作爱好者普遍没有经受过专业的训练，叙事结构、表现手法等都缺乏专业训练，地方非遗部门可以提供适当的影像摄制，以及剪辑培训。

非遗保护运动存在悖论，也面临许多挑战，悖论包括民俗流变与原生态之间的矛盾，而其面临的挑战则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改头换面，成为哗众取宠的“假民俗”以及随着非遗运动的兴起，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宣扬落后思想观念的习俗获得“新生”等。而从影像表征的角度，影像本身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生产方式，但是正如研究视觉档案的作者所指出，“这种由影像与世界的模拟关系所带来的真实性，并不必然构成历史真实的担保”，选题与表现手法也是意义协商和建构的过程。在影像编织的公共领域，多元化的话语有助于展现一项公共事件的不同面相的特点，而有效利用新兴媒体，不仅可以克服原有的大众传播平台的不足，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非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