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县古称岷州。早在秦统一六国前即设立县制，北朝西魏文帝始置岷州，明朝洪武年间设置岷州卫，民国二年，改为岷县。民国时期，国家不断地对乡村进行政治、经济渗透，以此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乡村社会也企图利用各方面的资源保障村庄的整体利益，青苗会组织经历了重要变迁。在华北农村，青苗会在处理村庄内部事务的同时，还要在行政改革、维持秩序、财政需求诸方面与国家政权进行积极互动，青苗会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冲突、融合的载体。岷县锁龙青苗会与洮岷其他地区的青苗会和华北青苗会相比有何异同，它的组织和运作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有一首岷县民歌十分贴切地描述了洮岷百姓当时的苦难生活：

甲子年甘肃省天遭大难，降冰雹又地震人死万千，天无雨地荒旱颗粒不见，难民逃贼盗起人把人餐，宋有才抢民女极端淫乱，张兆钾做恶事虎狼一般，孔繁锦小匹夫狼奔鼠窜，黄得贵、鲁大昌兵匪为奸，十七年狄道城起了争战，炮火响就在那五月十三……正月里来是新春，十八年间大不同，没贴对联没挂灯，锣不敲来鼓不鸣，国不安来民不宁，谁有心劲闹新春，天灾人祸无穷尽，避死爬活愁煞人。^[1]

歌谣表面上叙述的是民国甲子年(1924年)岷县百姓所经历的一系列天灾人祸与悲惨的生活状况，但从叙述的事件来看，其发生的时间并不限于甲子年间，歌谣是对甲子年前后岷县十几年间基本社会状况的一种描述。连年的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物价飞涨、沉重徭役加上地震、干旱、冰雹、瘟疫等天灾，使得岷县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无法保障正常的农业生产与经济活动，鸦片种植在岷县境内迅速蔓延。民国十年(1921年)，岷县境内广种鸦片，官府征收“烟亩税”，不种者还要被罚款。岷县县城内赌场、烟馆林立，烟和赌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洮岷乡间更是兵匪勾结，横行乡里，摊派、徭役迫使百姓卖房、卖地，很多人为躲避沉重的徭役、摊派逃到更为偏远的地方避难，这些人成为洮岷地区第三次人口迁徙时期的主体。(www.daowen.com)

社会状况的好坏与稳定与否会影响到青苗会某些职能的强化或削弱。民国时期社会环境动荡，村落、族群关系紧张，社会风气恶化，这些因素促使青苗会维持社会治安、村落生产、生活秩序的职能加强。民国政府在岷县设置自治所，调查户口，划分区、村，加强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民国时的洮岷青苗会是地方社会道义和权威的中心，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与当地青苗会首合作，依赖青苗会进行村落自治管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各种民间信仰活动与民间组织遭到禁止和解散。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信仰活动开始恢复与再造，岷县地区的青苗会组织再次重建。

华北社会史研究表明，青苗会是以防守庄稼被偷盗而设立的临时性看青组织；旗田巍还认为青苗会是一个协同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复杂化，在晚清以后承担征派赋役的国家职能^[2]。杨念群看到了青苗会具有两面性，一面为国家办理赋役，一面主持乡村祭祀^[3]。就是说华北青苗会是以看青为基本职能、主持乡村祭祀的协同组织，并在发展过程中部分承担国家行政职能的半自治组织。范长风认为：在西北边陲社会，生态压力和文化多样性交织在一起，沿着冰雹路线分布的青苗会是一种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组织类型，其与龙神信仰和龙神庙宇的分布保持同构。由青苗会组织的祈雨攘雹的祭祀仪式是西北边陲跨族群乡村组织的孵化器。他指出：“高原青苗会所创造的文化多样性的组织模式，为人类学的社会组织研究和族群理论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的中国经验。”^[4]岷县青苗会与古洮州地区的青苗会相比，其组织生产的功能明显弱化，仪式化功能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