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会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不同特征,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也有所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它们的结构功能相似,都对当时的农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看护青苗功能是首要功能,也是青苗会赖以产生、发展的根由。早期的华北青苗会是产生于民间、结构松散的看青组织,看护青苗是其最直接、最根本的社会功能。而西北地区的青苗会虽然更多的将地方神信仰与青苗保护结合起来,在地方神的保护的名义下,实施世俗社会的田间管理事务,但也不能弱化其看护青苗的首要功能。而且,青苗会一直能够延续至今,也与农村社会的农业生产至今仍然进行直接有关。
第二,青苗会后来兼有了其他社会功能。早期的青苗会只是结构松散的临时看青组织。19世纪中期以降,以征派差徭为契机,青苗会逐渐演变为担负村庄各项公务且结构严密的村落自治组织[20]。一方面,它日益成为国家在基层实施新政的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仍保留着乡村秩序协调和保护人的角色[21]。青苗会在处理村庄内部事务的同时,还要在行政改革、维持秩序、财政需求诸方面与国家政权进行积极的互动[22]。19世纪末青苗会逐渐具备了信仰、政治、经济、治安功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有权威的自治组织[23]。“青苗会对近代华北农村的变迁起了重要作用,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华北农村在近代变迁的一个缩影。青苗会作为近代华北乡土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组织,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它是村落政权的代表,对内它是村民的统治者,管理村庄的行政事务:对外它代表整个村庄,与乡、区、县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成为国家政权统治农村社会的一个有力工具,也是村民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织,其性质具有两面性。在经济上,青苗会代表国家征收赋税和摊派,征收青费,管理村庄土地和公共财产。在宗教信仰方面负责管理村庙、祭祀、求雨等宗教事务,是村庄信仰的重要代表。在宗族方面,青苗会的存在本身反映了一个村落宗族的盛衰的具体特征,其中的权力斗争反映了农村社会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社会治安方面它又是村落安全的负责人,打更、保卫团、看护庄稼等都需要青苗会来管理,其中掺和着村落之间、村民之间、村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错综复杂的。在法律纠纷方面,笔者通过查阅大量民事的和刑事的各种资料发现,青苗会在各种诉讼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频繁的出现,这些纠纷有经济的、宗族的、村落关系的、村民矛盾的、村落权力斗争的、宗教矛盾,等等。”[24](www.daowen.com)
第三,青苗会的转青苗仪式,是各个村落按照巡逻路线明确村落边界的过程。马若孟将青苗会看作是村界形成的标志,20世纪初青苗会的成立使村庄的边界明确化,农民逐渐习惯于把这些组织守护的土地所在区域看作这个村庄本身[25]。而民和土族的青苗会的转青苗仪式,更是明确地界的过程。“过去,转青苗严格沿着本村的地界转,如果跨界会引起相邻村落的地界纠纷。有一年,邻村的转青苗的队伍由于嫌原来的路不好走,从我们村边的巷道走过去了。从这个巷道一走,巷道那边的几户村民就马上找本村的青苗会组织,告诉邻村这种走法,是把他们几户人家划归了邻村,看你们管不管。”[26]只要是转青苗过程中转进来的地方,就是本村的。相反,没有转进来的也意味着不是自己的地盘。
第四,青苗会凝聚人心,强化伦理,调节情绪。整个青苗会的集体仪式,是凝聚村落人心的重要时段,为村落成员提供了聚合的有效时空。青苗会系列仪式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对强化村落认同有积极影响。同时,许愿、还愿映照的每一个人都应诚信守诺,村民对于公共财产的善于分享、互为依赖等民间伦理原则,其教化功能十分明显。而更重要的是,青苗会成为村民获得心理调适的重要机会,他们对在农业生产和人生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危机和由此产生的紧张情绪,通过神圣仪式得到调控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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