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亲自参加青苗会，以及查阅结合有关资料，认为青苗会与藏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信仰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在藏族宗教文化的强力影响下，借助于丰富的藏传佛教和原始苯教仪式，增强人们对于青苗会的体会和认知。岷县本地学者张润平在谈到青苗会来源时说：“月露滩青苗会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祭祀活动，无不渗透着原始苯教的活动仪式，比如每一个活动都少不了祝词，稍大型、隆重一点的活动，不但有祝词，还配有祝文。”“有了神如何信仰祭祀?他们自然而然就顺手拿来当地盛传的藏传佛教的信仰方式，也把神给完全世俗化、人格化了，通过人间最为世俗化的娶亲方式完成对神的信仰祭祀。他把灵童转世的坐床仪轨巧妙转化成了世俗性每年一度老爷、锣客伞客选举坐床活态传承。”^[6]借助藏传佛教和原始苯教使青苗会的神职人员穿上了宗教的外衣并更具神圣性，显示属于初级宗教信仰的巫术同制度宗教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主要缘于人们的现实诉求，强化了信众对青苗会的虔诚与信仰，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威望受到信众的普遍敬仰，对增强信众的凝聚力起了积极的作用。青苗会这类民间组织和活动场所对于民众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大众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调节力量。

民间宗教信仰同制度化宗教相比，在信仰强度、社会性和组织性方面存在差异，从表现形式来说，青苗会这类民间性的宗教更加接近民众生活，因而相对来说其世俗性更强。青苗会的神职人员通过神秘的降神仪式和预言能力，来沟通神灵，不断强化神圣力量，将未知的、不可确定的神灵威力“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并借助于藏传佛教和藏族原始苯教的仪轨，增强人们对于青苗会的体会和认知。青苗会的神职人员以其富有直观性的“通神”仪轨弥补了制度宗教在民间的空缺，并经长时间的发展完善成为制度宗教和地方信仰的融合者。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信徒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态度和理解，并通过他们的社会行为反映出来。同时民众的宗教情感往往与实实在在的世俗目标自然结合，组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信仰惯习”，这类信仰惯习以宗教权威为主导，虽然看上去较为隐匿，但通过不同神职人员的参与而得以体现，并不断主导人们的精神取向，影响着人们的世俗生活。可以说，由于民众基于世俗现实需要而采取回归传统的取向，乃是将现实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诉求于某种神灵，寻求一类“宗教合理化”答案，这样才有了宗教与世俗间的互动模式。

长期以来宗教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很多研究从宗教文本的教义和教规出发来理解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人的关系。“现实社会生活为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民间信仰也表现出了极强的社会适应性。”^[7]青苗会与制度宗教相比有差异，但民众自己参与其中，能拉近民众与神灵的距离，弥补了信仰方面的缺位并满足了精神需求，所以得到民众的体会和认知，并在精神层面上心安理得地加以崇拜信仰。“心安理得”指的是日常生活层面，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逻辑。“心安”是指情感方面的满足，指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否能够关照到人们的情感需求，情感上能否接受。“理得”涉及的是规范，意味着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否符合一个群体或地方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的要求。“一年一度的青苗会系列活动自觉、和谐、圆满、热烈、有序地进行。每年新当选的二位老爷，二位锣客、二位伞客、总会长、分会长共计18位青苗会的主角和组织者，就是整个锁龙人、上下延川五会群众道德的典范、师法的楷模、高尚伦理道德的化身。”^[8]青苗会“心安理得”所做的一切意味着民众中追求自身的“心安”“理得”，是民众生活世界内的心安理得。当民众观念和实践受到外界冲击时，能够通过“转换”，化解其中的冲突，融入自己的观念，使其既符合情感又符合情理要求。

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宗教实践中，并不是刻板地遵照制度性宗教的规范、仪式、逻辑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与反常。在其生活层面的宗教活动中，尽管这种活动并非是符合官方、学者、制度性宗教要求的，甚至在逻辑上存在矛盾的，但只要民众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和观念的转变，既符合情感又符合情理，就获得了自身的“心安理得”。“人和佛爷一样，干的好事多了，人就会变成神的。给神办好事，就是给自己办好事。自己好事办多了，一过逝，人人都说好的，这就和神一样了，人和神也就没啥区别了。”^[9]岷县民众把参与承担青苗会活动认为是为众人办好事，好事干多了就变成神，把信仰提高到精神层面来加以心灵实践。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以学者的理性去考量民众的生活，那些看似不合理、不理性的实践，其背后却是民众已经“心安理得”的现实生活。“传统社会供养着普通百姓栖居于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生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天地人和合之境，也为我们今天建设心理和谐、人际友爱、社会安定、生活温馨、生态友好的和谐新农村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本。”^[10]

岷州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和汉藏交接地带，是藏族文化与非藏族文化的融合区，也是不同文化的融合线，不在文明发达的中心地区，因此会出现新的思想。因为在文明发达中心地区思想已根深蒂固，社会结构已定型，故不利于创新。民众不因循守旧，“心安理得”地实践创造出青苗会这一文化，这是一种文化的创新，是民众在生活实践中面对冲突的一种调适、转换。民众在面对现代性、面对外来文化积极主动地去进行文化创设，求得“心安理得”，这期间不完全是现代性对民众生活的冲击，更体现的是民众内在的调适和改造以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青苗会就是在民众不断调适和改造中神化并融入民众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是青苗会不断延展的动力源泉。

“文化遗产化作为民间信仰合法化的路径之一，确实是可以暂时规避对其宗教属性予以判断时的意识形态困扰。”^[11]青苗会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能进入现代的生活空间，就没有新的生命力。“我国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与民间信仰的信仰观念、禁忌、巫术仪式、神话传说等水乳般交融在一起的具有浓郁的信仰色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存在一个正确对待民间信仰的问题：一方面，对那些有益或无益但无害的民间信仰要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害的民间信仰则要剔出有害的成分，变有害为无害，促进迷信向俗信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固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之根，保持其生命的鲜活状态，促进其生命的新陈代谢。”^[12]现代，是传统的现代；如果没有传统作为基础，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巨大的文化资源库，就会没有原创性的发展，底气就不足。“任何一种文化建设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改写与创新。”^[13]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解决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和思路，如果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我们就没有必要开这个会议。我衷心希望岷县的文化得以弘扬，也衷心希望青苗会不断传承发展。

【注释】

[1]张祝平：《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深圳大学学报》，200年第6期。

[2]金泽：《民间信仰的聚散现象初探》，《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3]吴均：《论苯教文化在江河源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

[4]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www.daowen.com)

[5]甘肃省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岷州志校注》，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年。

[6]张润平：《地方湫神与社群和谐——岷县青苗会研究》，第44—45页，甘肃省文化出版社，2016年。

[7]张祝平：《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深圳大学学报》，200年第6期。

[8]张润平：《地方湫神与社群和谐——岷县青苗会研究》，第150页，甘肃省文化出版社，2016年。

[9]张润平：《地方湫神与社群和谐——岷县青苗会研究》，第155页，甘肃省文化出版社，2016年。

[10]高长江：《民间信仰：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本》，《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11]周星：《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

[12]向柏松：《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3]高长江：《民间信仰：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本》，《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