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岷州地区是一个藏传佛教非常兴盛发达的地区。早在北宋元丰元年(1078)在北宋政府的支持下修建岷州广仁禅院时,吐蕃首领赵醇忠、包约和包诚等为修建寺院“皆施财造像”,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时期的吐蕃佛教为宁玛派。至元代藏传佛教噶举派和萨迦派在洮岷地区传播发展,而且影响深远,萨迦派首领八思巴大师在洮岷地区弘扬佛法时曾经到过岷州地区。元末明初法藏寺高僧仲钦巴·班丹嘉措就是噶举派僧人,他25岁去乌思藏游学,成为名震一时的高僧大德,他特别精于因明及般若,对古印度四大语言文字有精深的研究,而对藏族诗学的造诣更为卓绝。他一生在临洮、洮、岷、迭,以及明京城北京等地从事弘扬藏传佛教的事业,培养很多弟子。晚年在岷州洮河之阳(今西江乡)修建了曲宗班乔寺,汉名为法藏寺。他在留京期间把洮岷地区藏族子弟送到京师学习,使他们成为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发展藏汉友好关系的杰出人物。
藏传佛教最后一个教派格鲁派形成后就开始在岷州地区传播发展,而且出现了许多高僧大德。在明朝时岷州地区藏传佛教非常兴盛,因岷州地处汉藏前沿,又靠近内地,僧人在政治及各方面的灵敏度很高,对明朝的民族宗教政策心领神会,借机争相建寺,并纷纷请求政府护持,据藏史《安多政教史》[4]和《岷州志》[5]记载,明代岷州地区有60多座藏传佛教寺院。明朝政府对各寺院的首领凡来者辄受封,仅大崇教寺就有很多高僧大德受封为法王、大国师、禅师和西天佛子等名号,一寺之中有这么多人受封,这在甘青诸寺绝无仅有。明政府在岷州地区还选了一些重点寺院从政治上和经济方面大力扶植,大崇教寺、法藏寺和圆觉寺就是在明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修建的,其中大崇教寺的影响通过洮岷大道,远及青海玉树、果洛和乌斯藏及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大崇教寺内除供有显密两宗佛像和珍奇稀有法器,以及《甘珠儿》《丹珠尔》等经卷外,还供有藏族原始苯教经卷以及汉文版《大藏经》等佛经。大崇教寺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及苯教为一体,这种宗教形态符合洮岷地区汉藏杂居、文化交融的客观现实,使岷州成为文明荟萃之地和沟通各种文化的重要地区。大崇教寺作为明朝控制藏传佛教和藏区的样板,影响远及乌斯藏,被誉为“第二个卫地”。
岷州地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积极配合明朝政府,在协调沟通乌斯藏各教派与明中央之间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法藏寺的班丹嘉措,大崇教寺班丹扎西和释迦巴藏卜尤为出众。这三位杰出人物,被藏史称颂为“文殊化身班丹嘉措尊,持密宝库班丹扎西巴,慈悲之主释迦巴藏卜,敬礼恩德无比三上师”,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明朝永乐二十一年(1423),为审查噶举派大宝法王哈立麻的转世灵童,班丹扎西作为明朝中央政府的代表奉命赴乌斯藏。从藏传佛教实行转世灵童以来,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审查敕封活佛转世,这说明明政府管理藏传佛教开始规范。这次审验比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达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制早370年,而岷州人士班丹扎西则是第一个代表中央政府具体执行这一制度的宗教上层人士。明朝以大崇教寺为依托,所制定的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率先在岷州地区实行,是岷州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重视信任培养藏传佛教人士,他们积极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汉藏友好团结,这是值得称赞的事,这在今天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不得不说的是大崇教寺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大寺院,是明朝的皇家寺院,在明中央和藏区有重要的影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破败不堪,恢复原貌显然不可能,但必要修复完全是可以的,如果做得好一点可能成为岷县的一个人文景观。
历史上岷县除了藏传佛教发达外,还是原始苯教发源地,因洮岷地区汉藏走廊和藏彝走廊的源头地区,同时也是藏族先民羌人主要活动地区。洮河两岸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迹出土陶器上就有苯教文化符号,明代的大崇寺内就有苯教经卷。苯教作为藏族的原始宗教,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以后,吐蕃不断向外扩张,苯教巫师也随军前往各地,他们举行各种苯教仪式,如祭祀战神、将色、卫玛、山神等,以此激励士气,使军队能够战胜敌人。随军而来的苯教巫师的各种习惯至今还保留在安多藏区的一些边缘地带,这种苯教史称司巴苯。
司巴苯教祭祀者被称之为“录吾”,“录吾”的主要职能是祭祀山神、水神,驱鬼辟邪等,一般婚丧嫁娶等都要“录吾”主持。这种原始苯教分布在安多很多地区,但其规模较小,很多仪轨现在已经失传。前期苯教称为司巴苯,后期苯教称为雍仲苯,这种分法符合苯教的传统分法。司巴苯在很长时间内占有主导地位,后来被雍仲苯所取代。洮岷地区汉族称司巴苯为“司贡子”或“司家”,民间有“跟上好人学好意,跟上司巴跳假神”之说。岷县青苗会的祭祀仪式以及祈雨祭水都由“司家”主持,司家是世袭的,从其家族人嫡传子弟中选,大多从老大中选,最小的也可以选,但绝对不能选中间的弟兄担任司家。洮河流域藏族的“哈瓦”直系传承,是最主要的传承方式,就是指父子相传,一脉相传。其中,长子继承者居多。两者传承方式基本一致,所起的作用和功能大同小异。因此,青苗会期间主持祭祀仪式的“司家”就苯教在岷州民间延续发展的传承人。
卓尼洮砚和藏巴哇一带的藏族称司巴笨为“哈瓦”,在藏区,“哈瓦”是苯教一种半职业化的宗教神职人员,他们通过借助各种法器、念经和复杂的仪轨,最终以供施的形式来沟通、影响、控制与各种神灵、妖魔鬼怪的关系。他们除了从事或参与必要的农业生产、家庭和社会活动外,无论在规范的宗教仪轨、生产活动、村社事物、婚丧嫁娶、人生礼仪、治病建房、出门择日,乃至历史上的军事活动中,均发挥着重要的宗教职能。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加之清乾隆时期大小金川事件以后,清朝政府把苯教称为黑教而奉行压制政策,使很多苯教寺院都开始改信佛教,在安多地区就有数座苯教寺院先后改信萨迦派和格鲁派。
自明朝以后,岷县成了汉藏共居地区,再加苯教与农牧业生产活动联系紧密,在信仰上自然选择并吸收改造了苯教。岷县民间多崇拜山神、祭拜山神、祭祀水神等,除此而外,在民间占卜吉凶、驱鬼招魂、跳神治病等巫术至今在岷县民间流传,这显然是原始苯教的自然崇拜和遗存。岷县中寨乡境内的涅力山神历史上就是苯教神山,相传吐蕃向东发展时有一位将领战死于此,成为这一地区的保护神被当地藏族加以崇拜供奉。后来因民族格局的变化被汉族神所取代,但其渊源是苯教保护神。藏族的祭祀山神,插箭节都集中在农历五六月份,与青苗会有共同或相似之处,最早是同源,后来因文化的作用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www.daowen.com)
藏族原始苯教的赞神(天神)、年神(山神)、鲁神(水神)三大神都是藏族原始苯教的神灵,他们分别住于天界、地界和水中,是藏区三界守护神。在藏族苯教信仰当中山神崇拜最具代表,对山神的信仰占了很大的比例。神山在藏族的思想意识中占有非常神圣的地位,它是藏族的现世护佑之神,藏语称之为“域拉”,指某一特定地区的神灵,有一定有管辖范围和地域。每一地区或每一部落都有地方神,甲部落可以不去敬奉乙部落的地方神,甲部落的地方神也管不了乙部落的地方神。地方神的作用是有限的,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安多地区藏族对神山的称呼主要有“赞日”“拉卜则”“伊达”等三种称呼。
洮岷地区虽然没有苯教寺院,但崇拜的山神和对象特别多,包含的内容也很丰富,大山、湖泊、河流都是神灵的居住地,只能煨桑祭祀崇拜,神圣不可侵犯。在苯教信仰崇拜中,祭祀神山、祭祀神湖,以及一些民间节日最为普遍,也最具代表性。比如转神山、拜神湖、插风马旗、挂五彩经幡、刻石头经文、玛尼堆打卦、供奉朵玛盘、酥油花,甚至使用转经筒,都是苯教的风俗文化。藏族一般不敢登神山,也不说登山、上山、下山之类的话,而只说“进山”“出山”“山里去了”,山是神居住地放,是崇拜祭祀对象,神山是统治者和依赖者,只能保护取悦和朝拜,更不能征服敌视,只能平行地绕着它走。藏族一般不在神山上打猎,这并不是有明确的禁令,主要是因为藏族不愿打,也不敢打。每年定期祭祀山神(拉则),是藏区苯教信仰崇拜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久远的祈愿习俗,这一习俗的基本内容就是插箭、煨桑和抛撒“龙达”。藏语“拉则”即“神宫”之意,祭祀山神时的插箭活动是藏族的宗教习俗之一,富有浓厚的原始苯教文化底蕴。在藏区的高山上、山口处,常常能看到“拉则”和插入其内的神箭,这就是祭祀山神的地方,是山神之依附地。“拉则”的功能有多种,如为保部落平安、保障家族的繁衍、求得财富、消除灾难等。祭祀神山“插箭”是主要的内容,就是每家每户向山神祭供神箭,同时进行抛撒“龙达”风马、挂经幡、煨桑等仪式。
神山信仰非常古老,是藏族最早的一个信仰体系。最初,居住在一定区域的先民因共同的信仰敬奉某一座神山而相互认同,从而也共同享有神山周围的资源,并不把信仰神山的人排斥在外,这就是神山信仰最初的功能。在世界众多民族中,藏族对神山、圣湖的信仰与崇拜绝无仅有,尤其现代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藏族仍然保留磕着长头转神山、圣湖的习俗,这可以说代表了当今人类自然膜拜的一种极致。藏族对自然的极大崇拜,是对自然的高度敬畏和遵从,是藏族祖祖辈辈在青藏高原这个人类极限地区生活所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经验,这是一种很高的生存智慧。在那么严酷脆弱的环境下,人一定要和自然环境搞好关系并保持一种高度协调。所有,藏文化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蕴含着对青藏高原地理及生态环境的一种独特理解和认识,凝聚着这个文化高超智慧。藏族是用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经验和智慧保护着自己居住的生态环境。
近几年,与岷县接壤的宕昌和舟曲发现大量苯教文献;最近,岷县的麻子川乡也发现苯教经典文献。所有这些就可以有力地证明古代岷州地区是苯教的发展传播地区之一,也是藏族文化重要地区之一。现在国外和国内有些苯教研究专家认为,苯教发源与藏汉边界地带,岷州正处于藏汉交汇的结合部地区,岷县山区人虔诚崇拜祭祀山神,很能证明苯教形成于汉藏交汇地区这一观点。明朝初期明政府把大将常遇春封为洮岷地区的河神,主要管理洮岷一带河水,洮岷地区修了很多庙,临潭冶力关有常爷庙,供奉常遇春牌位。在卓尼县洮砚一带也修有庙,也供奉常遇春牌位,但不称常爷庙,称鲁哇,给常遇春穿上了藏衣,把他藏化了,给了洮河神的地位和待遇。
青苗会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与藏族祭拜山神是一致的,他们有共同之处,文化价值是一样的。舟曲县城有正月十五迎婆婆神的习俗和信仰,这和岷县青苗会迎娘娘神有没有关系,值得我们调查研究。我想它们至少有渊源关系,因为这两个民间信仰都产生于明代,有可能舟曲的婆婆神和岷县的娘娘阿婆有姊妹关系。但不管怎么说,青苗会期间在“司家”的主持下进行祭祀山神、煨桑、宰羊献羊头仪式,以及抬两位婆婆神逆时针方向行走围绕几个村寨转一圈,这些都是苯教的文化在岷州地区民间顽强生存发展。同时大老爷和二老爷坐床前首先要净身,再用柏香熏身,然后穿上里外全新的衣服,再洗手,而后由司家主持敬神仪式,这明显借鉴了藏传佛教转世活佛坐床仪式。因此,青苗会无论从苯教文化,还是藏传佛教文化上讲,都有藏族文化的特征和元素。苗会场面大,参与人数多,集神性与娱乐性为一体,如果没有宗教性传承延续发展到现在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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