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跨地域社会中的文化仪式对乡村领袖权威与组织建构的重要作用

跨地域社会中的文化仪式对乡村领袖权威与组织建构的重要作用

时间:2023-07-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老友制度使得卸任水头成为新水头的监督者、辅导者和协助者,这样的文化设置和组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代代乡村领袖的创造力。我发现在那些跨村落、跨族群的社会中,文化仪式对乡村领袖的权威和社会组织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得出结论:文化仪式是地域组织的孵化器[11]。或者说乡村领袖有没有超越仪式的行为选择能力和乡村控制权呢?

跨地域社会中的文化仪式对乡村领袖权威与组织建构的重要作用

回顾人类学关于地方领导权的研究,有三种模式值得注意:(1)斯瓦特“男子之家”模式。其首领通过对土地、房产的控制和小恩小惠的伎俩对男子之家施行绝对的统治,同时组织成员亦根据经济上的损益得失选择某个“男子之家”[8]。(2)努尔人的“豹皮酋长”模式。在受到西方思想和制度影响后,努尔人的“豹皮酋长”的主要角色是仪式代理人和解决世仇的调停人,酋长在普通努尔人看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而政治结构通过价值观念来控制人们之间的实际行为,人们遵守某些习俗惯制去行动[9]。(3)华北社会“经纪人”模式。由于当时出现国家羸弱、社会动荡和乡村萧条的情势,杜赞奇观察到华北乡村的精英们极力回避乡村权力,那些有野心的不良之徒攫取乡村权力、欺上瞒下,成为“赢利性经纪人”,乡村实际上形成“权力真空”[10]。本调查说明这里的乡村领袖不同于上述社会的情形:洮岷青苗会的会首不是通过聚敛财富从经济上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宗教体验提升乡村领袖的道德感,造就一位联村社会中值得信任的人而避免成为“赢利型经纪人”;仪式为他赋权,使其拥有足够的能动性以掌握乡村控制权,而非有名无实的“豹皮酋长”。

乡土领袖的选拔与老友制度 从人员配置上看,乡村社会组织与仪式信仰有天然的共生关系。延川青苗会的核心成员如下(两会):(1)老爷(水头)各2位;(2)伞客、锣客各2位;(3)总会长一人,大会长5位;(4)二陪官、三陪官、四陪官各3人;(5)老友若干;(6)仪式专家各一人(常任)。该组织的核心层皆与仪式信仰有关,皆在仪式中分担某个角色。水头须在40岁以上,子孝妻贤,品行好,家境殷实,其职责是服侍女神,主持仪礼。过去选老爷可以连任,现为一年一选;伞客、锣客是老爷的助手和娘娘的侍从;仪式专家皆为世袭,负责唱诵、跳舞,配合水头和会长完成祭祀活动。会长除了祭祀以外,还负责筹集经费,协调各村青苗会的关系,物色和选拔会首人选。该组织不同于其他同类组织的特点是老友制度。前任老爷到今年则变成二陪官,第二年变为三陪官,第三年变成四陪官,第四年及以后的老爷则全部是老友,即娘娘的老朋友。老友制度使得卸任水头成为新水头的监督者、辅导者和协助者,这样的文化设置和组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代代乡村领袖的创造力。陪官和老友的制度设置对组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重大意义。

苹果的味道与羊头的交换 笔者自2003年始在西边的甘南州临潭县做过四年的田野调查,研究了当地18个生态-仪式组织“青苗会”。组织与仪式并不独立存在,没有信仰仪式则无庙宇,亦没有组织,有乡村组织的地方多有庙宇,村庙、大庙、中心庙与青苗会的小会、大会、总会具有空间上的一致性。我发现在那些跨村落、跨族群的社会中,文化仪式对乡村领袖的权威和社会组织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得出结论:文化仪式是地域组织的孵化器[11]。毫无疑问,信仰和仪式以神权、习俗惯制和神判的形式深深地影响着当地人的行为选择和思维模式,问题是信仰仪式是否成为限制乡村领袖和乡村组织能动性的结构制约力量呢?或者说乡村领袖有没有超越仪式的行为选择能力和乡村控制权呢?甘南州临潭县有规模更大的青苗会组织网络,覆盖了汉、藏、回、土十几万人口。刘顺川青苗会一年一度的权力交接在二月二“龙抬头”之日以“神判”的方式进行。在龙神庙里即将卸任的刘会长与他的班子、仪式专家形成了神圣的选举场景。净手、焚香后,刘从龙神的黄袍中取出“神卦”(珓杯)交给“马角”(法师),向龙神大声喊出候选名单中的一个人,锣声响起,马角掷卦于地,可能出现三只结果:(1)两片皆朝下为落选;(2)两片朝上不算数,重来;(3)一上一下,大吉。此所谓传统社会组织的“人选神定”制度。人选既定,刘从神案上取一苹果径直来到选定的会长家门口说:

叫了五六个人都没打上卦,佛爷单单看上你了,这是神给你的果子[12]

“咣咣”锣声一响,这人双手接过苹果成为新会首。从此便搬进神庙一面陪侍龙神,一面坐庙“办公”。当地人说这是“官凭的印玺,神凭的卦”。(www.daowen.com)

其实民间选举和乡村干部选举都一样。只不过村长、乡长的候选名单一旦公布,等于提醒竞争者去送礼、拉关系,而青苗会会长选举则不会出现贿选的情况,他要承担责任,不是捞取好处[13]

神案上的苹果不为满足口腹之欲,也非互惠交换中的礼物,龙神将权力象征性地凝结其上而包含权力的味道。当选者看到的不是水果而是水果的隐喻;也不是互惠的礼物,若是礼物他只要回赠便清偿债务。它的行走路线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其中包含着龙神的意志。传统社会组织的权力运作、行动选择,常常是人们通过神权投射于物的象征形式而起作用的。

整个湫神信仰最具象征意义和实际价值的场景便是两位老爷交换羊头并相互跪拜。新老爷在锣客、伞客、陪官、老友、司仪和会长的簇拥下,前往湫池取水。二位娘娘乘八抬大轿紧随其后,沿途村庄敬香煨桑以表敬意。人们敬献给娘娘的供品中有一特殊的食物——糌粑——藏族人的主食,这意味着其中一位女神出自藏家。取水地娘娘池,前有开满鲜花的草地,后有郁郁葱葱的松林,这里是水之源,是湫神娘娘真正的住所,庙宇仅是接受香火之地。落轿后娘娘坐北朝南注视取水过程。水对于农人和湫神来说皆有重要价值,水既是湫神显圣的媒介、能量,又是施予众生的福利,所以引来十里八乡万众注目。取水地点选择在合龙口处,此处坡地上铺了新毡,二位老爷面朝下坐好,二位仪式专家在两棵柳树下分别为自己的联村取水,具体过程非常神秘和庄重,从不外泄。取毕,富有意味的场景出现了:二位老爷交换各自的羊头祭献给娘娘,上三会的大老爷及会首与二老爷一方相向而跪,然后交换位置再叩。之后将水瓶系于衣袍率众回庙。

一个联村领袖与另一个联村领袖交换羊头献祭神灵,这是信仰一体化的象征,就是说一个联村集团与另一联村集团达成共识,彼此认同对方的神灵,至此二位娘娘成为整个沟域社会共享的神灵。共同崇拜不仅仅是表达村落情谊的文化表演,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协同行动,如水利设施的分担和水资源的分配,因为当地人相信有共同信仰的人是可以合作的人。双方相互跪拜是村落集团之间确认合作关系的象征,表明延川社会从信仰一体化的努力变为组织一体化的成果,从仪式合作转变为组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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