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的新郎抑或“替身”?以一年为单位观察延川五会的仪式活动，可以发现关键仪式有两项：一是为湫神娘娘选老爷，其实也是选拔联村的首领“水头”；二是举办抱水仪式。上三会和下二会每年农历六月初一都要为两位湫神娘娘各选一位老爷，所选老爷便是青苗会的水头，也是陪侍女神的人。就职仪式犹如婚礼，两位水头老爷像新郎官一样身穿黑色绸缎长袍，头戴黑呢礼帽，骑高头大马，披红挂彩。老爷还要向娘娘敬献新袍并发表致辞。老爷的居处搭建松柏彩门，挂红灯，结红绸，贴上红对联；老爷家里还为女神设置喜气洋洋的供房，新床按男左女右备有两套大红喜字的被褥和枕头。老爷睡左，娘娘居右，但她的半边床虚位以待。在六月初七这天，二位老爷按婚宴标准办酒席款待村内村外的本家邻里和亲朋好友，并接受他们送来的被面、毛毯、喜帐及其他礼物。这种场面只能是婚礼，笔者对此深信不疑。经过调查发现，在当地的传统中有类似的文化安排和创意。岷县作为旧时西北边陲和农业区，遗留丰富的湫神信仰，县境南北各有18位湫神，其中女神各占8位，数量上男女旗鼓相当。岷县人对湫神的称谓颇有人情味，称男神为“爷”，如姜维是“王家三爷”，范仲淹是“太子爷”；称女神为“阿婆”，如“金花阿婆”“添炕阿婆”。男神多为历史人物，女神皆本地女子。女神可以在某村某姓中找到她的户籍所在地。在湫神中间，一些女神与男神被传为神仙眷属，且流传着美丽的情爱故事。湫神中的梅川大爷(宗泽)与金火娘娘、关里二爷(庞统)与珍珠娘娘在巡境途中成双成对，结伴而行，晚上二女神分别在二男神的庙中留宿。在女神庙的壁画里，男女二神比肩而坐的形象颇显亲密^[2]。然而老爷本人和当地村民却否认并强烈反对婚姻之说。我起初的问题是：延川社会为什么用婚姻的形式维系人神关系?神总是高高在上，而延川女神为何下嫁于人，婚配的实质究竟为何?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深感得意，然而局内人和局外人所表现的认知差异令我困惑。我开始怀疑，人神之间的婚姻关系是真命题吗?

供房的门：污染与洁净问题　起初的观察支持乡村领袖与女神有婚姻关系的看法，当地人的坚决否认使我们再回到观察中，重新思考和审视之。从污染禁忌和洁净仪式切入也许有助于理解人神之间的真实关系。老爷从六月初一开始在庙中坐床，坐床仪式是藏传佛教中以转世、继位为标志的重要宗教现象。坐床天数由旧制的60日、40日、30日缩短至目前的12日。老爷坐床表示他仪式地从人转换为神的角色，局内人特别强调老爷是湫神娘娘的替身，我想这种理解是准确的。其间老爷出入行动需要保持衣帽整洁，坐床前全身沐浴、木香熏身，由陪官毕恭毕敬地服侍上床。与神共居一室者禁食葱蒜以防异味溢出；不准随意说一句话；厕所不与他人共用且每次使用的位置不能重复。供房亦专用，女人与戴孝之人止步，此间老爷须系一条红布裤带，不与女人性交，更禁止在供房内发生性行为。违者将受神的惩罚，身体的什么部位触犯规矩，什么部位会遭受病痛。此间此后，老爷克己敬神，使自己成为村民的道德表率。老爷与女神虽共居一室貌似亲密，但污染观念、种种严格的禁忌和洁净仪式表明人神之间存在分层和区隔，这是不同分类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张力。人与神在地方传统中保持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女神的神性又使她不同于普通女性，而且远远高于作老爷的男人。这就造成地位不对等或者这种两性关系无法归类。在玛丽·道格拉斯(Douglas，2008)看来无法分类即是边缘化存在，即是异常和位置不当，即是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所以是危险的^[3]。他们必须以某种距离感来强调其神性以防污染，因此当地人用近乎苛刻的洁净仪式、禁忌去消除潜在的危险，使亲密与敬畏、人性与神性保持某种平衡。哪里有污染(观念)哪里就存在一个有序的体系^[4]。换言之，污染观念和洁净仪式创造和谐、秩序。用价值判断去理解污染禁忌显然不妥，在我看来从地方性建构或者文化生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更合适。(www.daowen.com)

当地人把人神归于不同的分类体系，人有意维系这种和而不同的秩序而无僭越结构之心。人神婚姻只是一个晃人耳目的表象和假设，老爷的实际角色是女神的“代理人”或者当地人说的“替身”。水头老爷就职后尚未度过非圣非俗的阈限期^[5]，他在常人和女神替身之间摇摆，坐床即是功课，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宗教体验。这种状态就像供房的门，隐喻着内外两个空间，伊利亚特(Mircea Eliade，1959)指涉的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6]。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今日起金炉不断千年香，以此按玉盏常明万古灯，天人感应。”这与新婚的气氛无涉，与宗教体验相关，看似人神交接的排他性空间，事实上是致虚守静、体悟道德的领域。笔者视之为道教体悟之法在民间的遗留。供房的门使得神圣与世俗在此中断又在此联系，它接受虔敬的跪拜、严格的禁忌和烦琐的净化仪式，意义重要如此。水头的宗教体验遵循圣时、圣地制度。圣时制度有平日和节日之分，在时间上具有可逆性和间隔性，这就意味着水头在任期内可以重复度过圣时，获得定期体验的机会；从圣地原则看，如果供房设在水头家里，即神圣空间切入进世俗空间，在生活空间中分离出一块圣地。禁止女人入内不是女神的嫉妒，原因在于圣地的隔离原则。理论上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水头不能随意出入供房，甚至不能说话，以免被纷纭复杂的外部俗务所迷惑，而是静修其德。富有浪漫气质的道德训练制度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创造，它对乡村领袖的选拔和共同体的稳固不可小觑。对于乡村精英来说，谁能入驻神庙与女神共居，谁家的供房能迎来女神的光顾，谁就有资格主持祭祀活动而成为政教合一的乡村领袖。这跟杜赞奇研究的华北乡村社会一样，参与领导祭祀活动是乡村精英进入世俗政治结构的一条重要途径^[7]，水头借助神灵的荣耀，顺理成章地使用和控制象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