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祭祀孔子最早用乐的是汉章帝。东汉元和二年（85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六代之乐”，相传是黄帝的“云门”、尧的“大咸”、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和周武王的“大武”，包括器乐、歌唱和舞蹈三种表演艺术，是后世祭祀孔子乐、歌、舞三结合的先声。

周代时，“六代之乐”即用于祭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五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15]此记载应该不是后人的杜撰。《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楚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请观周乐，鲁国为其演奏了《韶箾》（即《大韶》）、《大夏》、《大武》、《韶濩》（即《大濩》）。孔子在齐国也曾观看《大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6]孔子也曾评价《大韶》和《大武》，“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7]。可见，在春秋时期“六代之乐”大多还保存着。《大武》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被更名曰《五行》，《大韶》在汉高祖六年被更名为《文始》，“《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为《文始》，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18]。

东汉祭祀孔子是要奏乐的。阳嘉二年（133年），“冬十月庚午，行辟雍礼，奏应钟，始复黄钟，随乐律”^[19]，辟雍祭祀孔子奏乐，而且随月用律。辟雍祭祀应该有乐有歌。建宁元年（168年），鲁相史晨祭祀孔子“述修辟雍社稷品制”，“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按照辟雍社稷品制祭祀孔子，有歌有乐。其使用的乐器，从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敕为曲阜孔子庙制作的礼乐器看，“乐之音符，钟磬瑟鼓”，乐器有钟磬瑟鼓。可惜史料不足，不能探知当时的乐制。

晋代皇帝和皇太子通经后要亲自去祭祀孔子，祭祀音乐未有明确记载。从潘尼《释奠颂》看，元康二年（292年）皇太子释奠乐器设钟悬，“引其四县”，“歌以九成”，“金石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毫无疑问乐器是最高等级的宫悬。

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皇太子释奠，裴松之认为，“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权奏登歌”，国家尚未制定郊祀乐舞，只是演奏登歌。“登歌者，祭祀宴飨堂上所奏之歌也。”^[20]古代郊祀宴飨之乐有堂上、堂下之分，堂上以声乐演唱为主，堂下以器乐演奏为主，堂下乐有时也为堂上乐伴奏。“奠酬而工歌，发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21]匏竹即丝竹乐队，汉代时“独登歌者，不以丝竹乱人声”^[22]，登歌以声乐为重，乐队编制都比较小。裴松之建议的“舞六佾”应该是轩悬乐，因为国家尚未制定郊乐，权奏登歌，级别就低了。

北齐永明三年（485年）正月，下诏立学，朝廷讨论入学释奠，“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陆纳、车胤主张用亭侯礼，范宁主张仿周公用王者礼，范宣主张备帝王礼。尚书令王俭认为，“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况非备，寻其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23]最终确定使用轩悬乐、六佾舞。

隋代登歌乐制示意图

轩悬乐是第二等的乐队编制，是仅次于皇帝的宫悬。《周礼·春官》说：“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宫悬是四面陈设乐器，轩悬缺南面，判悬仅设东西两面，特悬只在东面。宋元嘉裴松之建议释奠孔子设轩悬乐，因乐制未备而未遂。南齐首先使用轩悬乐，奠定了释奠孔子的乐队编制。除个别时期使用宫悬乐外，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就是用轩悬乐的。

北齐皇帝释奠孔子用轩悬乐，“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24]隋朝虽然为祭祀孔子制作了专门的歌词，但只使用登歌，“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登歌的乐队编制为“登歌法，十有四人，钟东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执节七人，并作阶上；笙、竽、箫、笛、埙、篪各一人，并立阶下。”^[25]

唐初释奠用轩悬乐，“中春、中秋释奠于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国学以祭酒、司业、博士三献，乐以轩县”^[26]。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东西二京改为宫悬，“二京之祭，牲太牢，乐宫悬，舞六佾矣，州县之牲以少牢而无乐”^[27]，国学释奠乐用宫悬而舞六佾，乐高而舞低，并不相配。宫悬之制，“汉、晋、宋、齐六朝并用二十架，隋氏平陈，检梁故事，乃设三十六架，国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寻仍省之，则簨簴架数太多，本近于侈，止于二十架”。具体陈设“陈镈钟十二架，当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设编钟一架；乙、丁、辛、癸各设编磬一架；合为二十架。树建鼓于四隅，当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气”^[28]。“太乐令设宫悬之乐于明堂前庭。东方、西方磬簴起北，钟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钟簴次之。设十二镈钟于编悬之间，各依辰位。树路鼓于北悬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悬内，柷在左，敔在右。设歌钟、歌磬于庙堂之上前楹间，北向，磬簴在西，钟簴在东，其匏竹者立在陛间，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凡悬皆展而编之，诸工人各位于悬后，东方、西方以北为上，南方、北方以西为上。”^[29]此后不知何时改为轩悬乐，大历元年（766年）国子监孔子庙释奠又恢复了宫悬。

隋代登歌乐制示意图

轩悬乐是第二等的乐队编制，是仅次于皇帝的宫悬。《周礼·春官》说：“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宫悬是四面陈设乐器，轩悬缺南面，判悬仅设东西两面，特悬只在东面。宋元嘉裴松之建议释奠孔子设轩悬乐，因乐制未备而未遂。南齐首先使用轩悬乐，奠定了释奠孔子的乐队编制。除个别时期使用宫悬乐外，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就是用轩悬乐的。

北齐皇帝释奠孔子用轩悬乐，“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24]隋朝虽然为祭祀孔子制作了专门的歌词，但只使用登歌，“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登歌的乐队编制为“登歌法，十有四人，钟东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执节七人，并作阶上；笙、竽、箫、笛、埙、篪各一人，并立阶下。”^[25]

唐初释奠用轩悬乐，“中春、中秋释奠于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国学以祭酒、司业、博士三献，乐以轩县”^[26]。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东西二京改为宫悬，“二京之祭，牲太牢，乐宫悬，舞六佾矣，州县之牲以少牢而无乐”^[27]，国学释奠乐用宫悬而舞六佾，乐高而舞低，并不相配。宫悬之制，“汉、晋、宋、齐六朝并用二十架，隋氏平陈，检梁故事，乃设三十六架，国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寻仍省之，则簨簴架数太多，本近于侈，止于二十架”。具体陈设“陈镈钟十二架，当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设编钟一架；乙、丁、辛、癸各设编磬一架；合为二十架。树建鼓于四隅，当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气”^[28]。“太乐令设宫悬之乐于明堂前庭。东方、西方磬簴起北，钟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钟簴次之。设十二镈钟于编悬之间，各依辰位。树路鼓于北悬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悬内，柷在左，敔在右。设歌钟、歌磬于庙堂之上前楹间，北向，磬簴在西，钟簴在东，其匏竹者立在陛间，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凡悬皆展而编之，诸工人各位于悬后，东方、西方以北为上，南方、北方以西为上。”^[29]此后不知何时改为轩悬乐，大历元年（766年）国子监孔子庙释奠又恢复了宫悬。

隋代登歌乐制示意图

轩悬乐是第二等的乐队编制，是仅次于皇帝的宫悬。《周礼·春官》说：“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宫悬是四面陈设乐器，轩悬缺南面，判悬仅设东西两面，特悬只在东面。宋元嘉裴松之建议释奠孔子设轩悬乐，因乐制未备而未遂。南齐首先使用轩悬乐，奠定了释奠孔子的乐队编制。除个别时期使用宫悬乐外，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就是用轩悬乐的。

北齐皇帝释奠孔子用轩悬乐，“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24]隋朝虽然为祭祀孔子制作了专门的歌词，但只使用登歌，“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登歌的乐队编制为“登歌法，十有四人，钟东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执节七人，并作阶上；笙、竽、箫、笛、埙、篪各一人，并立阶下。”^[25]

唐初释奠用轩悬乐，“中春、中秋释奠于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国学以祭酒、司业、博士三献，乐以轩县”^[26]。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东西二京改为宫悬，“二京之祭，牲太牢，乐宫悬，舞六佾矣，州县之牲以少牢而无乐”^[27]，国学释奠乐用宫悬而舞六佾，乐高而舞低，并不相配。宫悬之制，“汉、晋、宋、齐六朝并用二十架，隋氏平陈，检梁故事，乃设三十六架，国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寻仍省之，则簨簴架数太多，本近于侈，止于二十架”。具体陈设“陈镈钟十二架，当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设编钟一架；乙、丁、辛、癸各设编磬一架；合为二十架。树建鼓于四隅，当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气”^[28]。“太乐令设宫悬之乐于明堂前庭。东方、西方磬簴起北，钟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钟簴次之。设十二镈钟于编悬之间，各依辰位。树路鼓于北悬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悬内，柷在左，敔在右。设歌钟、歌磬于庙堂之上前楹间，北向，磬簴在西，钟簴在东，其匏竹者立在陛间，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凡悬皆展而编之，诸工人各位于悬后，东方、西方以北为上，南方、北方以西为上。”^[29]此后不知何时改为轩悬乐，大历元年（766年）国子监孔子庙释奠又恢复了宫悬。

唐代宫悬陈设图

北宋时，国子监释奠只设登歌乐，皇太子释奠加设轩悬乐。此外，三京司府和曲阜孔子庙也使用登歌乐，“三京司府等每岁祭社稷，祀风师、雨师、雷神，释奠文宣王用登歌乐，陈设乐器并同每岁大中祀登歌乐”。按照中祠登歌乐制，“编钟一，在东；编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编钟之北梢西；敔一，在编磬之北梢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东西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编钟之南，西上；编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坛下午阶之东设篴一、篪一、埙一，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一在篪南，箫一在埙南。午阶之西亦如之。钟、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埙、篪、篴、箫工并立于午阶东西。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簴西，东向”^[30]。政和六年颁给曲阜孔子庙的《正声大乐器》一副登歌乐与此相同，看来释奠孔子就是使用这部登歌的。

唐代宫悬陈设图

北宋时，国子监释奠只设登歌乐，皇太子释奠加设轩悬乐。此外，三京司府和曲阜孔子庙也使用登歌乐，“三京司府等每岁祭社稷，祀风师、雨师、雷神，释奠文宣王用登歌乐，陈设乐器并同每岁大中祀登歌乐”。按照中祠登歌乐制，“编钟一，在东；编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编钟之北梢西；敔一，在编磬之北梢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东西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编钟之南，西上；编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坛下午阶之东设篴一、篪一、埙一，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一在篪南，箫一在埙南。午阶之西亦如之。钟、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埙、篪、篴、箫工并立于午阶东西。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簴西，东向”^[30]。政和六年颁给曲阜孔子庙的《正声大乐器》一副登歌乐与此相同，看来释奠孔子就是使用这部登歌的。

唐代宫悬陈设图

北宋时，国子监释奠只设登歌乐，皇太子释奠加设轩悬乐。此外，三京司府和曲阜孔子庙也使用登歌乐，“三京司府等每岁祭社稷，祀风师、雨师、雷神，释奠文宣王用登歌乐，陈设乐器并同每岁大中祀登歌乐”。按照中祠登歌乐制，“编钟一，在东；编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编钟之北梢西；敔一，在编磬之北梢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东西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编钟之南，西上；编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坛下午阶之东设篴一、篪一、埙一，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一在篪南，箫一在埙南。午阶之西亦如之。钟、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埙、篪、篴、箫工并立于午阶东西。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簴西，东向”^[30]。政和六年颁给曲阜孔子庙的《正声大乐器》一副登歌乐与此相同，看来释奠孔子就是使用这部登歌的。

宋代登歌陈设图

关于轩架乐，《政和五礼新仪》说：“凡轩架之乐三面，其制去宫架之南面。”并没有轩架的具体陈设。既然是去宫架之南面，就可以从宫架探求其制度。“四方各设镈钟三，各依月律。编磬一，北方应钟起西，编钟次之，黄钟次之，编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东方大簇起北，编钟次之，夹钟次之，编磬次之，姑洗次之，皆东向；南方仲吕起东，编钟次之，蕤宾次之，编磬次之，林钟次之，皆南向；西方夷则起南，编钟次之，南吕次之，编磬次之，无射次之，皆西向。设十二特磬，各在镈钟之内。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设柷敔于北架内，柷在左，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祗以灵鼓、灵鼗，太庙、别庙以路鼓、路鼗），分东西。敔工之南瑟二，在柷东，次一弦琴，次三弦琴，次五弦琴，次七弦琴，次九弦琴，各二，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箫、竽、篪、埙、笛各四，为一列，在雷鼓之后（若地祗在灵鼓后，太庙、别庙在路鼓后），晋鼓一，在笛之后，俱北向。副乐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东南，西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西北，东向。副乐正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及乐正平巾帻，服同登歌乐工。”^[31]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孔子祭祀升为大祀，“诏与大社大稷并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采用的应该是大祀乐制，使用宫架。

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才制定国子监释奠孔子礼乐，释奠用登歌乐。文庙释奠“乐用登歌，太乐令一员，本署官充，乐工三十九人”^[32]。孔子庙释奠乐制未见记载。《金史·乐》有太庙登歌制度，“太庙登歌：钟一簴，磬一簴，歌工四，籥二，埙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别庙登歌并同。亲祠则用金钟玉磬，摄祭则用编钟、编磬”^[33]。既然“别庙登歌并同”，那么文宣王庙释奠登歌就应该如此。金明昌六年（1195年），颁给曲阜孔子庙“登歌乐一部，歌二，籥一，篪一，笛一，埙一，巢笙三，和笙二，箫一，编钟一，编磬一，一弦琴一，三弦琴一，五弦琴一、七弦琴一，九弦琴一，瑟一，柷一，敔一，搏拊一，麾幡一”^[34]，较太庙登歌乐少歌工二，籥、篪、笛、埙、搏拊、各种琴均少一，瑟少三，无匏，多巢笙一，规模几乎缩小了一半。

金朝灭亡，衍圣公孔元措由汴京回曲阜，朝见元太宗，奏说：“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旨收录。”太宗令各地官员将上述人员及礼册、词章、乐器等移交孔元措收管，在庙阅习。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命制登歌乐舞，肄习于曲阜宣圣庙。宪宗三年（1253年）始用登歌乐祭祀昊天上帝。但元朝前期仍然沿用金朝礼乐，元大德十年（1306年）国子监文庙落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命翰林院定乐名乐章”^[35]，沿用宋代大晟乐府撰拟的乐章。

元代登歌乐器有编钟一簴十六枚，编磬一簴十六枚，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箫二，笛二，籥二，篪二，巢笙四，和笙四，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埙二，搏拊二，柷一，敔一，与金朝基本相同，唯巢笙、和笙各多二。其陈设：“编磬一簴，在西，编钟一簴，在东，击钟磬者皆有坐杌。太乐令位在钟簴东，西向，协律郎位在磬簴西，东向，执麾者立于后。柷一，在钟簴北梢东；敔一，在磬簴北梢西。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歌工八人，分列于午阶左右，东西相向坐，以北为上，凡坐者皆藉以席，加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瑟四，籥二，篪二，笛二，箫二，巢笙四，和笙四，闰余匏一，九耀匏一，七星匏一，埙二，各分立于午阶东西乐榻上，琴瑟者分列于北，皆北向坐，匏竹者分列于琴瑟之后，为二列，重行，皆北向，相对为首。”^[36]

宋代登歌陈设图

关于轩架乐，《政和五礼新仪》说：“凡轩架之乐三面，其制去宫架之南面。”并没有轩架的具体陈设。既然是去宫架之南面，就可以从宫架探求其制度。“四方各设镈钟三，各依月律。编磬一，北方应钟起西，编钟次之，黄钟次之，编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东方大簇起北，编钟次之，夹钟次之，编磬次之，姑洗次之，皆东向；南方仲吕起东，编钟次之，蕤宾次之，编磬次之，林钟次之，皆南向；西方夷则起南，编钟次之，南吕次之，编磬次之，无射次之，皆西向。设十二特磬，各在镈钟之内。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设柷敔于北架内，柷在左，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祗以灵鼓、灵鼗，太庙、别庙以路鼓、路鼗），分东西。敔工之南瑟二，在柷东，次一弦琴，次三弦琴，次五弦琴，次七弦琴，次九弦琴，各二，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箫、竽、篪、埙、笛各四，为一列，在雷鼓之后（若地祗在灵鼓后，太庙、别庙在路鼓后），晋鼓一，在笛之后，俱北向。副乐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东南，西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西北，东向。副乐正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及乐正平巾帻，服同登歌乐工。”^[31]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孔子祭祀升为大祀，“诏与大社大稷并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采用的应该是大祀乐制，使用宫架。

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才制定国子监释奠孔子礼乐，释奠用登歌乐。文庙释奠“乐用登歌，太乐令一员，本署官充，乐工三十九人”^[32]。孔子庙释奠乐制未见记载。《金史·乐》有太庙登歌制度，“太庙登歌：钟一簴，磬一簴，歌工四，籥二，埙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别庙登歌并同。亲祠则用金钟玉磬，摄祭则用编钟、编磬”^[33]。既然“别庙登歌并同”，那么文宣王庙释奠登歌就应该如此。金明昌六年（1195年），颁给曲阜孔子庙“登歌乐一部，歌二，籥一，篪一，笛一，埙一，巢笙三，和笙二，箫一，编钟一，编磬一，一弦琴一，三弦琴一，五弦琴一、七弦琴一，九弦琴一，瑟一，柷一，敔一，搏拊一，麾幡一”^[34]，较太庙登歌乐少歌工二，籥、篪、笛、埙、搏拊、各种琴均少一，瑟少三，无匏，多巢笙一，规模几乎缩小了一半。

金朝灭亡，衍圣公孔元措由汴京回曲阜，朝见元太宗，奏说：“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旨收录。”太宗令各地官员将上述人员及礼册、词章、乐器等移交孔元措收管，在庙阅习。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命制登歌乐舞，肄习于曲阜宣圣庙。宪宗三年（1253年）始用登歌乐祭祀昊天上帝。但元朝前期仍然沿用金朝礼乐，元大德十年（1306年）国子监文庙落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命翰林院定乐名乐章”^[35]，沿用宋代大晟乐府撰拟的乐章。

元代登歌乐器有编钟一簴十六枚，编磬一簴十六枚，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箫二，笛二，籥二，篪二，巢笙四，和笙四，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埙二，搏拊二，柷一，敔一，与金朝基本相同，唯巢笙、和笙各多二。其陈设：“编磬一簴，在西，编钟一簴，在东，击钟磬者皆有坐杌。太乐令位在钟簴东，西向，协律郎位在磬簴西，东向，执麾者立于后。柷一，在钟簴北梢东；敔一，在磬簴北梢西。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歌工八人，分列于午阶左右，东西相向坐，以北为上，凡坐者皆藉以席，加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瑟四，籥二，篪二，笛二，箫二，巢笙四，和笙四，闰余匏一，九耀匏一，七星匏一，埙二，各分立于午阶东西乐榻上，琴瑟者分列于北，皆北向坐，匏竹者分列于琴瑟之后，为二列，重行，皆北向，相对为首。”^[36]

宋代登歌陈设图

关于轩架乐，《政和五礼新仪》说：“凡轩架之乐三面，其制去宫架之南面。”并没有轩架的具体陈设。既然是去宫架之南面，就可以从宫架探求其制度。“四方各设镈钟三，各依月律。编磬一，北方应钟起西，编钟次之，黄钟次之，编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东方大簇起北，编钟次之，夹钟次之，编磬次之，姑洗次之，皆东向；南方仲吕起东，编钟次之，蕤宾次之，编磬次之，林钟次之，皆南向；西方夷则起南，编钟次之，南吕次之，编磬次之，无射次之，皆西向。设十二特磬，各在镈钟之内。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设柷敔于北架内，柷在左，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祗以灵鼓、灵鼗，太庙、别庙以路鼓、路鼗），分东西。敔工之南瑟二，在柷东，次一弦琴，次三弦琴，次五弦琴，次七弦琴，次九弦琴，各二，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箫、竽、篪、埙、笛各四，为一列，在雷鼓之后（若地祗在灵鼓后，太庙、别庙在路鼓后），晋鼓一，在笛之后，俱北向。副乐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东南，西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西北，东向。副乐正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及乐正平巾帻，服同登歌乐工。”^[31]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孔子祭祀升为大祀，“诏与大社大稷并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采用的应该是大祀乐制，使用宫架。

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才制定国子监释奠孔子礼乐，释奠用登歌乐。文庙释奠“乐用登歌，太乐令一员，本署官充，乐工三十九人”^[32]。孔子庙释奠乐制未见记载。《金史·乐》有太庙登歌制度，“太庙登歌：钟一簴，磬一簴，歌工四，籥二，埙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别庙登歌并同。亲祠则用金钟玉磬，摄祭则用编钟、编磬”^[33]。既然“别庙登歌并同”，那么文宣王庙释奠登歌就应该如此。金明昌六年（1195年），颁给曲阜孔子庙“登歌乐一部，歌二，籥一，篪一，笛一，埙一，巢笙三，和笙二，箫一，编钟一，编磬一，一弦琴一，三弦琴一，五弦琴一、七弦琴一，九弦琴一，瑟一，柷一，敔一，搏拊一，麾幡一”^[34]，较太庙登歌乐少歌工二，籥、篪、笛、埙、搏拊、各种琴均少一，瑟少三，无匏，多巢笙一，规模几乎缩小了一半。

金朝灭亡，衍圣公孔元措由汴京回曲阜，朝见元太宗，奏说：“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旨收录。”太宗令各地官员将上述人员及礼册、词章、乐器等移交孔元措收管，在庙阅习。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命制登歌乐舞，肄习于曲阜宣圣庙。宪宗三年（1253年）始用登歌乐祭祀昊天上帝。但元朝前期仍然沿用金朝礼乐，元大德十年（1306年）国子监文庙落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命翰林院定乐名乐章”^[35]，沿用宋代大晟乐府撰拟的乐章。

元代登歌乐器有编钟一簴十六枚，编磬一簴十六枚，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箫二，笛二，籥二，篪二，巢笙四，和笙四，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埙二，搏拊二，柷一，敔一，与金朝基本相同，唯巢笙、和笙各多二。其陈设：“编磬一簴，在西，编钟一簴，在东，击钟磬者皆有坐杌。太乐令位在钟簴东，西向，协律郎位在磬簴西，东向，执麾者立于后。柷一，在钟簴北梢东；敔一，在磬簴北梢西。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歌工八人，分列于午阶左右，东西相向坐，以北为上，凡坐者皆藉以席，加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瑟四，籥二，篪二，笛二，箫二，巢笙四，和笙四，闰余匏一，九耀匏一，七星匏一，埙二，各分立于午阶东西乐榻上，琴瑟者分列于北，皆北向坐，匏竹者分列于琴瑟之后，为二列，重行，皆北向，相对为首。”^[36]

明代释奠大祀乐舞位次图

曲阜孔子庙于元至大三年（1310年）也获颁一部登歌乐。“初，宣圣五十四代孙、左三部照磨思逮言：阙里宣圣祖庙释奠行礼久阙祭服、登歌之乐，未蒙宠赐，如蒙移咨江浙行省，于各处赡学祭余子粒内制造登歌乐器及祭服，以备祭祀，庶尽事神之礼。中书允其请，移文江浙制造，至是乐器成，运赴阙里用之。”^[37]

明淇武四年（1371年），确定了文庙释奠制度，其乐舞制度为“乐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人，引舞二人，凡一百一十人”。明初释奠孔子用元代大成乐歌旧乐，六年始命詹同、乐韶凤等更制乐章，确定文庙祀典乐制，“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埙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38]。其中的编钟、编磬各十六为枚数，并非乐工人数，均为一人演奏。淇武七年，衍圣公奏请颁给曲阜孔子庙乐器祭服，颁给“钟磬各一簴，琴十，瑟四，凤箫、洞箫、埙、篪、笙、笛各四，搏拊二，柷、敔、麾各一”^[39]，仅比国子监文庙少笙四、搏拊二、大鼓一，将箫八改为凤箫、洞箫各四。成化十二年（1476年），孔子祭祀升为大祀，“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弘治九年（1496年），“增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40]。也许是因为大祀时间太短，文献中查不到文庙大祀的礼乐制度，明《阙里志》所载“奏乐位次之图”，舞为大八佾，但乐器仅有琴八，瑟二，搏拊二，柷敔各一，龙笛二，凤箫二，洞箫二，埙二，笙四，篪二，钟磬各一，应鼓一，比淇武七年颁给的乐器琴、瑟、凤箫、洞箫、埙、篪、笛均少二，歌工也少二，应该是曲阜文庙大祀时的制度，但远远达不到大祀的规模。

明淇武十五年颁释奠仪，淇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器与天下府学，令州县学如府式，始定舞用六佾，乐用登歌”^[41]。从此，各地文庙释奠普遍使用《大成乐》、六佾舞。

明代释奠大祀乐舞位次图

曲阜孔子庙于元至大三年（1310年）也获颁一部登歌乐。“初，宣圣五十四代孙、左三部照磨思逮言：阙里宣圣祖庙释奠行礼久阙祭服、登歌之乐，未蒙宠赐，如蒙移咨江浙行省，于各处赡学祭余子粒内制造登歌乐器及祭服，以备祭祀，庶尽事神之礼。中书允其请，移文江浙制造，至是乐器成，运赴阙里用之。”^[37]

明淇武四年（1371年），确定了文庙释奠制度，其乐舞制度为“乐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人，引舞二人，凡一百一十人”。明初释奠孔子用元代大成乐歌旧乐，六年始命詹同、乐韶凤等更制乐章，确定文庙祀典乐制，“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埙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38]。其中的编钟、编磬各十六为枚数，并非乐工人数，均为一人演奏。淇武七年，衍圣公奏请颁给曲阜孔子庙乐器祭服，颁给“钟磬各一簴，琴十，瑟四，凤箫、洞箫、埙、篪、笙、笛各四，搏拊二，柷、敔、麾各一”^[39]，仅比国子监文庙少笙四、搏拊二、大鼓一，将箫八改为凤箫、洞箫各四。成化十二年（1476年），孔子祭祀升为大祀，“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弘治九年（1496年），“增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40]。也许是因为大祀时间太短，文献中查不到文庙大祀的礼乐制度，明《阙里志》所载“奏乐位次之图”，舞为大八佾，但乐器仅有琴八，瑟二，搏拊二，柷敔各一，龙笛二，凤箫二，洞箫二，埙二，笙四，篪二，钟磬各一，应鼓一，比淇武七年颁给的乐器琴、瑟、凤箫、洞箫、埙、篪、笛均少二，歌工也少二，应该是曲阜文庙大祀时的制度，但远远达不到大祀的规模。

明淇武十五年颁释奠仪，淇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器与天下府学，令州县学如府式，始定舞用六佾，乐用登歌”^[41]。从此，各地文庙释奠普遍使用《大成乐》、六佾舞。

明代释奠大祀乐舞位次图

曲阜孔子庙于元至大三年（1310年）也获颁一部登歌乐。“初，宣圣五十四代孙、左三部照磨思逮言：阙里宣圣祖庙释奠行礼久阙祭服、登歌之乐，未蒙宠赐，如蒙移咨江浙行省，于各处赡学祭余子粒内制造登歌乐器及祭服，以备祭祀，庶尽事神之礼。中书允其请，移文江浙制造，至是乐器成，运赴阙里用之。”^[37]

明淇武四年（1371年），确定了文庙释奠制度，其乐舞制度为“乐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人，引舞二人，凡一百一十人”。明初释奠孔子用元代大成乐歌旧乐，六年始命詹同、乐韶凤等更制乐章，确定文庙祀典乐制，“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埙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38]。其中的编钟、编磬各十六为枚数，并非乐工人数，均为一人演奏。淇武七年，衍圣公奏请颁给曲阜孔子庙乐器祭服，颁给“钟磬各一簴，琴十，瑟四，凤箫、洞箫、埙、篪、笙、笛各四，搏拊二，柷、敔、麾各一”^[39]，仅比国子监文庙少笙四、搏拊二、大鼓一，将箫八改为凤箫、洞箫各四。成化十二年（1476年），孔子祭祀升为大祀，“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弘治九年（1496年），“增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40]。也许是因为大祀时间太短，文献中查不到文庙大祀的礼乐制度，明《阙里志》所载“奏乐位次之图”，舞为大八佾，但乐器仅有琴八，瑟二，搏拊二，柷敔各一，龙笛二，凤箫二，洞箫二，埙二，笙四，篪二，钟磬各一，应鼓一，比淇武七年颁给的乐器琴、瑟、凤箫、洞箫、埙、篪、笛均少二，歌工也少二，应该是曲阜文庙大祀时的制度，但远远达不到大祀的规模。

明淇武十五年颁释奠仪，淇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器与天下府学，令州县学如府式，始定舞用六佾，乐用登歌”^[41]。从此，各地文庙释奠普遍使用《大成乐》、六佾舞。

清代释奠乐舞位次图

清康熙六年（1667年）制定乐制，国子监文庙、曲阜孔子庙释奠用“中和韶乐”，地方学校文庙用“乡乐”。“中和韶乐”除用于释奠孔子外，还用于“三大节、常朝及皇帝升殿、还宫”及坛庙，但乐制不同，文庙释奠琴、箫、笛、笙均由十减为六，篪由六减为四，其他完全相同。“中和韶乐”乐制为“坛庙均麾一，编钟、编磬各十有六，琴十，瑟四，排箫二，箫、篴、笙各十，埙二，篪六，建鼓一，搏拊二，柷、敔各一，木笏。文庙琴、箫、篴、笙各六，篪四，木笏六，余均同”^[42]。

《清史稿》作各府州县卫文庙释奠用“乡乐”，乐制更为简单。“乡乐，凡府州县学春秋释奠皆用之。其器：麾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二，排箫二，箫四，笛六，篪二，笙六，埙二，建鼓一，搏拊二，柷一，敔一。”^[43]较释奠“中和韶乐”减去了镈钟和特磬，瑟减二，箫减二，篪减二。但《大清会典》作直省府州县春秋丁祭“中和韶乐，羽籥之舞及牲、登铏、簠簋、笾豆、尊爵之数，将事之仪，均如太学丁祭礼”^[44]，并没有差异，恐怕是《清史稿》有误。

国子监文庙“中和韶乐”陈设为：“设中和韶乐于殿外阶上，编钟在东，编磬在西，皆十有六，悬以筍簴；设建鼓一于钟悬之次，左麾一、柷一、搏拊一、笙三，西向；右敔一、笙三、搏拊一，东向；东西分列琴六、瑟四、排箫二、箫六、篴六、埙二、篪四，均北向；陈文舞六佾于殿外，引舞旌节二，羽籥三十有六。”^[45]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颁给曲阜孔子庙“中和韶乐”乐器一副，计有“柷一，敔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四，笙六，箫六，笛六，埙二，篪四，排箫二”，较国子监文庙少镈钟和特磬。乾隆三十年（1765年）颁给曲阜孔子庙镈钟二、特磬二，均为第四夹钟和第十南吕，春祭以夹钟为宫，秋祭以南吕为宫。乐队陈设早期仍采用堂上堂下式，乾隆十二年教习新乐后采用清代制度，“编钟在东，编磬在西；埙一、篪二、排箫一为一列，在编钟之北，西上；笛三，一在埙北，一在篪北，一在排箫北；洞箫三，在笛北；瑟二，在洞箫北；琴三，在瑟北。编磬之北亦如之，东上；楹鼓一，在编钟北；皆北向。歌工东三人在琴东北，西三人在琴西北；笙六在歌工后，搏拊二在歌工北，东柷一，西敔一，在搏拊北，麾二在柷敔北，皆东西相向。文舞生六佾三十六人，在乐县之中；旌二，在舞佾之北，相向。”^[46]乐器位置比《大清会典则例》更清楚。

【注释】

[1]《史记》卷二十四《乐》。

[2]《魏书》卷一〇九《乐》。

[3]《史晨前碑》。

[4]《史晨后碑》。

[5]《陈书》卷三十四《杜之伟传》。

[6]《隋书》卷《音乐上》。

[7]《宋史》卷七十八《律历十一》。

[8]《元史》卷六十八《礼乐二》。

[9]《清史稿》卷九十四《乐制一》，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9161页上。

[10]乐谱中的“章”字有误。以下凡文、谱用字不一致处，皆是乐谱中用字误，不再加注。

[11]摘自《阙里志》卷二《歌章》，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136-139页；参考《文庙礼乐考》“乐部”校订，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573-578页。

[12]摘自《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三《律吕表》。

[13]“倍”即“倍应钟”，下同。

[14]摘自《文庙丁祭谱》卷四之一。

[15]《周礼》。

[16]《论语·述而》。

[17]《论语·八佾》。

[18]《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

[19]《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20]〔宋〕郭茂倩：《宋本乐府诗集》卷三《郊庙歌词三·梁南郊登歌》。

[21]《礼记·郊特牲》。

[22]《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57页。

[23]《南齐书》卷九《礼志上》。

[24]《隋书》卷九《礼仪四》。

[25]《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26]《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27]《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28]《唐会要》卷三十三《雅乐下》。

[29]《大唐开元礼》卷十《吉礼》。

[30]《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四》。

[31]《政和五礼新仪》卷六《序例·亲祠登歌》。

[32]《金史》卷三十五《宣圣庙》。

[33]《金史》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乐上》。

[34]〔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159页。

[35]《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

[36]《元史》卷七十三《祭祀二》。

[37]《元史》卷六十八《礼乐二》。

[38]《明史》卷六十一《乐志一》。

[39]〔清〕潘相：《曲阜县志》卷二十八，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上。

[40]《明史》卷五十《礼志四》。

[41]《頖宫礼乐疏》卷一《历代褒崇疏》。

[42]《大清会典》卷五十八《乐部》。

[43]《清史稿》卷一〇一《乐志八》，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第9195页中。

[44]《大清会典》卷四十五《礼部·祠祭清吏司》。

[45]《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十八《乐部一》。

[46]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五《乐三》，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558-559页。

清代释奠乐舞位次图(www.daowen.com)

清康熙六年（1667年）制定乐制，国子监文庙、曲阜孔子庙释奠用“中和韶乐”，地方学校文庙用“乡乐”。“中和韶乐”除用于释奠孔子外，还用于“三大节、常朝及皇帝升殿、还宫”及坛庙，但乐制不同，文庙释奠琴、箫、笛、笙均由十减为六，篪由六减为四，其他完全相同。“中和韶乐”乐制为“坛庙均麾一，编钟、编磬各十有六，琴十，瑟四，排箫二，箫、篴、笙各十，埙二，篪六，建鼓一，搏拊二，柷、敔各一，木笏。文庙琴、箫、篴、笙各六，篪四，木笏六，余均同”^[42]。

《清史稿》作各府州县卫文庙释奠用“乡乐”，乐制更为简单。“乡乐，凡府州县学春秋释奠皆用之。其器：麾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二，排箫二，箫四，笛六，篪二，笙六，埙二，建鼓一，搏拊二，柷一，敔一。”^[43]较释奠“中和韶乐”减去了镈钟和特磬，瑟减二，箫减二，篪减二。但《大清会典》作直省府州县春秋丁祭“中和韶乐，羽籥之舞及牲、登铏、簠簋、笾豆、尊爵之数，将事之仪，均如太学丁祭礼”^[44]，并没有差异，恐怕是《清史稿》有误。

国子监文庙“中和韶乐”陈设为：“设中和韶乐于殿外阶上，编钟在东，编磬在西，皆十有六，悬以筍簴；设建鼓一于钟悬之次，左麾一、柷一、搏拊一、笙三，西向；右敔一、笙三、搏拊一，东向；东西分列琴六、瑟四、排箫二、箫六、篴六、埙二、篪四，均北向；陈文舞六佾于殿外，引舞旌节二，羽籥三十有六。”^[45]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颁给曲阜孔子庙“中和韶乐”乐器一副，计有“柷一，敔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四，笙六，箫六，笛六，埙二，篪四，排箫二”，较国子监文庙少镈钟和特磬。乾隆三十年（1765年）颁给曲阜孔子庙镈钟二、特磬二，均为第四夹钟和第十南吕，春祭以夹钟为宫，秋祭以南吕为宫。乐队陈设早期仍采用堂上堂下式，乾隆十二年教习新乐后采用清代制度，“编钟在东，编磬在西；埙一、篪二、排箫一为一列，在编钟之北，西上；笛三，一在埙北，一在篪北，一在排箫北；洞箫三，在笛北；瑟二，在洞箫北；琴三，在瑟北。编磬之北亦如之，东上；楹鼓一，在编钟北；皆北向。歌工东三人在琴东北，西三人在琴西北；笙六在歌工后，搏拊二在歌工北，东柷一，西敔一，在搏拊北，麾二在柷敔北，皆东西相向。文舞生六佾三十六人，在乐县之中；旌二，在舞佾之北，相向。”^[46]乐器位置比《大清会典则例》更清楚。

【注释】

[1]《史记》卷二十四《乐》。

[2]《魏书》卷一〇九《乐》。

[3]《史晨前碑》。

[4]《史晨后碑》。

[5]《陈书》卷三十四《杜之伟传》。

[6]《隋书》卷《音乐上》。

[7]《宋史》卷七十八《律历十一》。

[8]《元史》卷六十八《礼乐二》。

[9]《清史稿》卷九十四《乐制一》，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9161页上。

[10]乐谱中的“章”字有误。以下凡文、谱用字不一致处，皆是乐谱中用字误，不再加注。

[11]摘自《阙里志》卷二《歌章》，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136-139页；参考《文庙礼乐考》“乐部”校订，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573-578页。

[12]摘自《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三《律吕表》。

[13]“倍”即“倍应钟”，下同。

[14]摘自《文庙丁祭谱》卷四之一。

[15]《周礼》。

[16]《论语·述而》。

[17]《论语·八佾》。

[18]《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

[19]《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20]〔宋〕郭茂倩：《宋本乐府诗集》卷三《郊庙歌词三·梁南郊登歌》。

[21]《礼记·郊特牲》。

[22]《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57页。

[23]《南齐书》卷九《礼志上》。

[24]《隋书》卷九《礼仪四》。

[25]《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26]《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27]《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28]《唐会要》卷三十三《雅乐下》。

[29]《大唐开元礼》卷十《吉礼》。

[30]《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四》。

[31]《政和五礼新仪》卷六《序例·亲祠登歌》。

[32]《金史》卷三十五《宣圣庙》。

[33]《金史》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乐上》。

[34]〔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159页。

[35]《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

[36]《元史》卷七十三《祭祀二》。

[37]《元史》卷六十八《礼乐二》。

[38]《明史》卷六十一《乐志一》。

[39]〔清〕潘相：《曲阜县志》卷二十八，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上。

[40]《明史》卷五十《礼志四》。

[41]《頖宫礼乐疏》卷一《历代褒崇疏》。

[42]《大清会典》卷五十八《乐部》。

[43]《清史稿》卷一〇一《乐志八》，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第9195页中。

[44]《大清会典》卷四十五《礼部·祠祭清吏司》。

[45]《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十八《乐部一》。

[46]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五《乐三》，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558-559页。

清代释奠乐舞位次图

清康熙六年（1667年）制定乐制，国子监文庙、曲阜孔子庙释奠用“中和韶乐”，地方学校文庙用“乡乐”。“中和韶乐”除用于释奠孔子外，还用于“三大节、常朝及皇帝升殿、还宫”及坛庙，但乐制不同，文庙释奠琴、箫、笛、笙均由十减为六，篪由六减为四，其他完全相同。“中和韶乐”乐制为“坛庙均麾一，编钟、编磬各十有六，琴十，瑟四，排箫二，箫、篴、笙各十，埙二，篪六，建鼓一，搏拊二，柷、敔各一，木笏。文庙琴、箫、篴、笙各六，篪四，木笏六，余均同”^[42]。

《清史稿》作各府州县卫文庙释奠用“乡乐”，乐制更为简单。“乡乐，凡府州县学春秋释奠皆用之。其器：麾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二，排箫二，箫四，笛六，篪二，笙六，埙二，建鼓一，搏拊二，柷一，敔一。”^[43]较释奠“中和韶乐”减去了镈钟和特磬，瑟减二，箫减二，篪减二。但《大清会典》作直省府州县春秋丁祭“中和韶乐，羽籥之舞及牲、登铏、簠簋、笾豆、尊爵之数，将事之仪，均如太学丁祭礼”^[44]，并没有差异，恐怕是《清史稿》有误。

国子监文庙“中和韶乐”陈设为：“设中和韶乐于殿外阶上，编钟在东，编磬在西，皆十有六，悬以筍簴；设建鼓一于钟悬之次，左麾一、柷一、搏拊一、笙三，西向；右敔一、笙三、搏拊一，东向；东西分列琴六、瑟四、排箫二、箫六、篴六、埙二、篪四，均北向；陈文舞六佾于殿外，引舞旌节二，羽籥三十有六。”^[45]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颁给曲阜孔子庙“中和韶乐”乐器一副，计有“柷一，敔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四，笙六，箫六，笛六，埙二，篪四，排箫二”，较国子监文庙少镈钟和特磬。乾隆三十年（1765年）颁给曲阜孔子庙镈钟二、特磬二，均为第四夹钟和第十南吕，春祭以夹钟为宫，秋祭以南吕为宫。乐队陈设早期仍采用堂上堂下式，乾隆十二年教习新乐后采用清代制度，“编钟在东，编磬在西；埙一、篪二、排箫一为一列，在编钟之北，西上；笛三，一在埙北，一在篪北，一在排箫北；洞箫三，在笛北；瑟二，在洞箫北；琴三，在瑟北。编磬之北亦如之，东上；楹鼓一，在编钟北；皆北向。歌工东三人在琴东北，西三人在琴西北；笙六在歌工后，搏拊二在歌工北，东柷一，西敔一，在搏拊北，麾二在柷敔北，皆东西相向。文舞生六佾三十六人，在乐县之中；旌二，在舞佾之北，相向。”^[46]乐器位置比《大清会典则例》更清楚。

【注释】

[1]《史记》卷二十四《乐》。

[2]《魏书》卷一〇九《乐》。

[3]《史晨前碑》。

[4]《史晨后碑》。

[5]《陈书》卷三十四《杜之伟传》。

[6]《隋书》卷《音乐上》。

[7]《宋史》卷七十八《律历十一》。

[8]《元史》卷六十八《礼乐二》。

[9]《清史稿》卷九十四《乐制一》，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9161页上。

[10]乐谱中的“章”字有误。以下凡文、谱用字不一致处，皆是乐谱中用字误，不再加注。

[11]摘自《阙里志》卷二《歌章》，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136-139页；参考《文庙礼乐考》“乐部”校订，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573-578页。

[12]摘自《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三《律吕表》。

[13]“倍”即“倍应钟”，下同。

[14]摘自《文庙丁祭谱》卷四之一。

[15]《周礼》。

[16]《论语·述而》。

[17]《论语·八佾》。

[18]《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

[19]《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20]〔宋〕郭茂倩：《宋本乐府诗集》卷三《郊庙歌词三·梁南郊登歌》。

[21]《礼记·郊特牲》。

[22]《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57页。

[23]《南齐书》卷九《礼志上》。

[24]《隋书》卷九《礼仪四》。

[25]《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26]《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27]《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28]《唐会要》卷三十三《雅乐下》。

[29]《大唐开元礼》卷十《吉礼》。

[30]《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四》。

[31]《政和五礼新仪》卷六《序例·亲祠登歌》。

[32]《金史》卷三十五《宣圣庙》。

[33]《金史》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乐上》。

[34]〔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159页。

[35]《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

[36]《元史》卷七十三《祭祀二》。

[37]《元史》卷六十八《礼乐二》。

[38]《明史》卷六十一《乐志一》。

[39]〔清〕潘相：《曲阜县志》卷二十八，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上。

[40]《明史》卷五十《礼志四》。

[41]《頖宫礼乐疏》卷一《历代褒崇疏》。

[42]《大清会典》卷五十八《乐部》。

[43]《清史稿》卷一〇一《乐志八》，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第9195页中。

[44]《大清会典》卷四十五《礼部·祠祭清吏司》。

[45]《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十八《乐部一》。

[46]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五《乐三》，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558-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