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祭祀用乐具有悠久的历史。《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凡创立学校一定要释奠先圣先师，春夏秋冬四季还要释奠先师，释奠一定要奏乐。

曲阜孔子庙祭祀用乐始于东汉元和二年（85年）。章帝到阙里孔子庙祭祀孔子，作六代之乐。

汉代地方学校祭祀孔子使用的乐器未见记载，但可以从曲阜孔子庙进行考证。东汉永寿二年（156年），鲁国相韩敕募捐为孔子庙制作礼乐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乐器已有钟磬瑟鼓。东汉建宁二年（169年），鲁相史晨祭祀孔子，“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他参照辟雍社稷的制度，而且是报经朝廷批准的，“依社稷礼，出王家谷，春秋行礼”^[3]，“钦因春飨，导物嘉会，述修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书，参以符验，乃敢承祀”^[4]。由此可见，东汉地方社稷祭祀使用音乐，学校行礼也应该如此。

西晋国学释奠孔子是使用音乐的。潘尼《释奠颂》中有“钟悬既列”，“引其四县”，“金石箫管之音”，“歌以九成”的记载，钟悬四县是最高等级的宫悬。

国学孔子庙用乐始于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皇太子释奠，裴松之认为应该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用登歌”。南齐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讨论国学入学释奠礼，引用裴松之的观点，“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设轩县乐，属于第二等的音乐。

梁大同七年（541年），首先为孔子庙祭祀制作专门的歌词。是年皇太子释奠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之词，尚书参议令之伟制其文，伶人传习以为故事”^[5]。杜之伟首先创作了国学祭祀孔子的歌词，孔子庙释奠成为乐、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虽然除歌章以外，其他还不是为孔子庙释奠专门制作的。

隋朝开国，文帝便命制定礼乐。官员们由于对如何传承传统雅乐意见不一，七年都未完成，在文帝的严厉督促下，才制定了乐章，但“隋代雅乐，惟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神用五调，旧工更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6]。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取得传统古乐，重新制定音乐，但此音乐“清庙歌词文多浮丽，不足于述宣功德”。仁寿元年（601年），皇太子建议“请更议定”，创制了包括祭祀圜丘、五郊、感帝、雩祭、朝日、夕月、方丘、神州、社稷、先农、先圣先师、太庙及上寿、宴飨、大射、凯旋等一系列雅乐。祭祀孔子使用了《夏》乐，取《尚书》“至感神”之意。《夏》乐是使用非常广泛的乐曲，在祭祀圜丘、感生帝、皇地祗、神州、社稷、先农、先圣先师和雩祭、蜡祭、朝日、夕月时都使用。祭祀孔子虽然还没有专门的乐曲，但祭祀孔子有乐有歌，加上国家规定国子寺四仲月上丁释奠、州郡学校春秋二仲释奠，所以初步完善了祭祀孔子的礼乐。

唐建国之初，无暇礼乐，祭祀孔子仍然沿用隋朝乐章。武德九年（626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制定代本朝雅乐，至贞观二年（628年）完成，“贞观二年，孝孙又奏，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雅乐以“和”为名，取自《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而和人神”。其后不久，因“十二和”之制未备，诏令协律郎张文收、起居郎吕才考正律吕，叶其声音。开元中，又增加“三和”成“十五和”，释奠孔子用“宣和”。

孔子庙释奠降神奏“永和”，文舞三成，送神一成；奠币登歌奏“肃和”；入俎及彻豆奏“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酌献奏乐未详，从其他祭祀酌献奏“寿和”看，释奠所奏也应该是“寿和”。皇太子释奠之曲迎神用承和之乐（《旧唐书》作宣和，《大唐开元礼》作永和，以姑洗之均），行走用承（永）和之乐，登歌献币用肃和之乐（以南吕之均），迎俎、酌献用雍和之乐，文舞出、武舞入用舒和之乐，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圜丘，送神也用承（永）和之乐，词同迎神，五章六奏，加上武舞的凯安，实际上是六章七奏。

五代时期，立国仅四年的后汉（947―950）和立国十年（951―960）的后周都曾制定释奠孔子的音乐。当然，国祚如此短暂，不可能制定详细的雅乐，不过是将前代音乐略微修改以应急用罢了。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将唐代《十二和之乐》改称《十二成之乐》，取《乐记》“王者功成作乐”之意；将释奠孔子的雅乐《宣和之乐》改作《师雅之乐》，删除了唐开元年间增加的三个乐章。后周将后汉《十二成之乐》改称《十二顺之乐》，取《易》中“天之所助者顺”和“顺乎天而应乎人”之意；将祭祀孔子的《师雅之乐》改称《礼顺之乐》。其实不论是《十二成之乐》还是《十二顺之乐》，都基本沿用了唐代的《十二和之乐》；释奠孔子的，不论是《师雅之乐》还是《礼顺之乐》，都基本沿用了唐朝的《宣和之乐》，之所以改变名称，是因为要显示不同罢了。

宋建隆元年（960年），兼判太常寺翰林学士窦俨建议取《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之意，改后周《十二顺》为《十二安》，文宣王庙释奠用永安。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亲制郊庙乐章，令宰臣吕夷简等分别制作群祀乐词，诏释奠孔子用登歌，迎神、送神用凝安之曲，初献、升殿、降阶用同安之曲，奠币用明安之曲，酌献用成安之曲，配位初献用成安之曲（哲宗时增加），饮福用绥安之曲，原为六章，哲宗时增加颜子酌献成安之曲为七章，五曲十奏。

宋大观三年（1109年），大晟乐府制定了新的释奠乐章《凝安九成之乐》，取《尚书》中“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意，但《宋史》作“大观三年释奠六首”，迎神奏凝安，升殿降阶奏同安，奠币奏明安，酌献奏成安，配位酌献奏成安，送神奏凝安，五曲六章六奏，与名称不符。所谓“成”就是乐曲一终，既然名《凝安九成之乐》，应该就是九章九奏。《阙里文献考》作八章，多亚终献成安一章，配位酌献由一章增加为酌献兖国公、邹国公各一章，所缺一章应该是配位酌献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是崇宁三年（1104年）被许配享孔子，位在兖国公、邹国公之次，大观三年制定释奠乐章时不应该不为王安石制作。酌献王安石的歌章应该是王安石于靖康元年（1126年）被赶出大成殿、降到两尻后废除了。

宋政和元年（1111年），大晟乐府又制定了新的释奠礼仪：皇太子释奠迎神奏崇安之乐，天纵将圣之舞；升降奏翼安之乐；奠币奏成安之乐；酌献奏恭安之乐；兖国公酌献奏宪安之乐；亚献前文舞退，武舞入，奏宣安之乐；亚献奏肃安之乐，无思不服之舞；饮福奏介安之乐；送神奏崇安之乐；八乐九奏，文武舞并用，文舞名《天纵将圣之舞》，在迎神至初献阶段表演，武舞名《无思不服之舞》，在亚献至送神阶段表演。至此，为孔子庙专门制作的礼、乐、歌、舞四位一体的释奠仪式全部完成了。

宋政和五年（1115年），大晟乐府重新制定了文宣王庙释奠乐章。乐章共十四首：迎神奏凝安四章，初献盥洗奏同安，升殿奏同安，奠币奏明安，奉俎奏丰安，酌献孔子、兖国公、邹国公均奏成安，亚终献奏文安，彻豆奏娭安，送神奏凝安。此乐章应该是十五首，另一首应该是酌献王安石的。崇宁三年（1104年）王安石被许配享孔子，政和三年又加封为舒王，此时蔡京主政，不可能不为王安石制定歌章。此歌章之所以失传，是因为十一年后王安石被赶出了大成殿，如此则为七曲十五章。《宋史》作“大晟乐府拟撰释奠十四首”，从文意看，此十四首乐歌似乎没有使用过，但同书《至圣文宣王庙》说政和五年（1115年）“大晟乐成，诏下国子学选诸生肄习，上丁释奠，奏于堂上，以祀先圣”，应该使用过。钦宗即位后，曾下诏废除新仪，改用元丰年间的旧仪，但因第二年北宋灭亡而未来得及，“钦宗即位，尝诏春秋释奠改从《元丰仪》，罢《新仪》不用而未暇也”^[7]。《曲阜县志》记载，政和六年“夏五月，赐孔子庙正声大乐器一副，礼器一副”。《阙里文献考》也记载了此事（但误作大观六年，大观只有四年）。由此可见，大晟释奠乐歌应该使用过。

金朝初期使用的是北宋的释奠乐章。大定十四年（1174年），制定出本朝乐章，取“大乐与天地同和”意定名“太和”，乐曲以“宁”为名，取自《周易》“万国咸宁”。释奠文宣王，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初献盥洗奏奏静宁之曲，姑洗宫；升殿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和宁之曲，姑洗宫；降阶奏安宁之曲，姑洗宫；兖国公酌献奏辑宁之曲，姑洗宫；邹国公酌献奏泰宁之曲，姑洗宫；亚献、终献奏咸宁之曲，姑洗宫；送神也奏来宁之曲。乐章是八曲九章九奏。明昌六年（1195年）重新颁定释奠歌章：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盥洗奏净宁之曲，姑洗宫；升陛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溥宁之曲，姑洗宫；酌献，兖国公酌献、邹国公酌献都是奏德宁之曲，姑洗宫；亚献、终献奏咸宁之曲；送神奏归宁之曲，姑洗宫。乐章依然是九章九奏，但改成了七曲。

在汉族、党项、契丹等各族儒生们的劝说下，蒙古贵族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奉祀孔子。成吉思汗初平燕京就建孔子庙岁时祭祀，忽必烈多次下诏保护孔子庙和祭祀孔子，但早期仍然使用金朝的释奠制度，到元成宗时才制定本朝礼乐。元大德十年（1306年）令制定礼乐，制作了包括“郊祀乐章”“宗庙乐章”“社稷乐章”“先农乐章”“宣圣乐章”在内的雅乐。释奠孔子的“宣圣乐章”取“箫韶九成”之义定名“大成乐”，仍然以“安”为乐曲之名。除国子监文宣王庙和曲阜孔子庙祭祀用乐外，还令各路府文宣王庙释奠用乐，“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宣圣庙置雅乐，选择习古乐师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8]，将释奠孔子用乐推广到路学和府学的孔子庙。

《元史·礼乐志》收录了两部释奠乐章。

第一部为“宣圣乐章”：迎神奏凝安之曲，黄钟宫三成，大吕角（南吕为宫）二成，太簇徵（林钟为宫）二成，应钟羽（太簇为宫）二成，四歌九成；初献盥洗奏同安之曲，沽洗宫；升殿也奏同安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明安之曲，也是南吕宫；降阶与捧俎奏丰安之曲，姑洗宫；孔子和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配酌献都是奏成安之曲，南吕宫；亚献、终献奏文安之曲，姑洗宫；饮福受胙奏乐与盥洗相同，国学只有皇帝亲祀才奏，遣官致祭则不奏，州县学校释奠也奏；送神也奏凝安之曲，黄钟宫。乐歌六曲十六章二十二成，皇帝亲祀则二十三成，使用黄钟宫、南吕宫、林钟宫、太簇宫、姑洗宫等五种正声宫调交替演奏，是最为复杂的释奠音乐。

第二部为“拟撰易而未及用”的释奠乐章：迎神奏文明之曲，盥洗奏昭明之曲，升殿奏景明之曲，奠币奏德明之曲，文宣王、兖国公、邹国公酌献均奏诚明之曲，亚献奏灵明之曲，送神奏庆明之曲，九章七曲九奏，没有了宫调转换。《元史》记载说“元朝尝拟撰易而未用”，但并没有说明何时撰就的。如果准备替代大德乐章，又缺少酌献曾子和子思两章，故此乐章应该在延祐三年未增祀二人之前。

孔尚任《阙里志·乐舞志》中也收录了两部释奠乐章。

第一部作“成宗大德十一年颁定歌章”：降神凝安之曲，黄钟之宫（迎神奏文明之曲）；初献同安之曲，姑洗宫（盥洗奏昭明之曲）；升降同安之曲，南吕宫（升殿奏景明之曲，降同）；奠币明安之曲（奏德明之曲），南吕宫；酌献成安之曲，南吕宫（文宣王酌献奏诚明之曲）；兖国公酌献宫调同（奏诚明之曲）；邹国公酌献宫调同（奏诚明之曲）；亚终献文安之曲，姑洗宫（亚献奏灵明之曲）；送神凝安之曲，黄钟宫（送神奏庆明之曲）。此部与《元史》所收“拟撰易而未及用”者相同，不同的是增加了《元史》第一部的曲名和宫调，歌章文字也基本相同。

第二部作“武宗至大四年颁定歌章”：迎神凝安之曲，黄钟宫，三成；升降同安之曲，南吕宫；奠币明安之曲，南吕宫；初献成安之曲，南吕宫；兖国公初献宫调同；郕国公初献宫调同；沂国公初献宫调同；邹国公初献宫调同；十哲分献宫调同；从祀分献宫调同；亚献文安之曲，大吕宫；终献成安之曲，姑洗宫；彻豆娱安之曲，南吕宫；以下残缺。此部与《元史》第一部相近，但迎神只有黄钟宫三成，而无以下三章六成，缺盥洗、捧俎二章，多十哲分献、从祀分献、终献三章，文字也基本相同。另外，将亚献曲作终献，另撰亚献文安大吕宫一章，还有分献十哲成安南吕宫和分献从祀成安太簇立宫两章，但这三章都不是国家礼制规定的。此书《礼仪志》收有元代释奠仪注，标明为张须考定，从仪注看，当终献开始时分献十哲和从祀，奏分献成安之乐。张须是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到曲阜任孔颜孟三氏学教授的，元元贞二年（1296年）秩满去职，那时元朝尚未制定释奠乐章，所以曲阜孔子庙制定了自己的乐章。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也收录两部释奠乐章。第一部作元大德十年（1306年）：迎神奏凝安，四章，盥洗、升降均奏同安，奠币奏明安，奉俎奏丰安，酌献孔子、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均奏成安，亚献、终献、分献十哲、分献从祀均奏文安，饮福受胙奏同安而无歌章，彻豆奏娱安，送神奏宁安，望瘗也是奏同安而无歌章。此乐章较《元史》第一部增加酌献郕国公和沂国公、分献十哲和从祀及亚献（将《元史》亚献改作终献）五章，加奏饮福受胙、望瘗两成，共十九章二十六成，除增加者外，歌章文字基本相同，是最为复杂的释奠乐歌。第二部即《元史》第二部拟而未用者。

《元史·礼乐志》释奠乐章与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第一部乐章都采用了大晟乐府的十四乐章，《元史》增加了酌献郕国宗圣公曾子和沂国述圣公子思歌词，《阙里文献考》还增加了亚献、分献十哲和从祀三章，望瘗一成，曲阜孔子庙释奠达到十九章二十六成，七个宫调。张须乐章在前，国家制定释奠乐章时很有可能参考借鉴了张须乐章。有人将孔尚任《阙里志》所载的元代曲阜孔子庙释奠乐章当成元代国家释奠乐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需要指出的是，《元史》释奠乐章和张须释奠乐章中的酌献曾子和子思都是后来补充的。虽然四配早在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就已经确定，但当时曲阜不属于南宋辖区，不可能增加曾子、子思配享，而元朝到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才增加曾子和子思成为四配，大德时也不会制定曾子和子思的酌献乐章，这两个乐章都应该是延祐三年增加的。

隋朝开国，文帝便命制定礼乐。官员们由于对如何传承传统雅乐意见不一，七年都未完成，在文帝的严厉督促下，才制定了乐章，但“隋代雅乐，惟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神用五调，旧工更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6]。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取得传统古乐，重新制定音乐，但此音乐“清庙歌词文多浮丽，不足于述宣功德”。仁寿元年（601年），皇太子建议“请更议定”，创制了包括祭祀圜丘、五郊、感帝、雩祭、朝日、夕月、方丘、神州、社稷、先农、先圣先师、太庙及上寿、宴飨、大射、凯旋等一系列雅乐。祭祀孔子使用了《夏》乐，取《尚书》“至感神”之意。《夏》乐是使用非常广泛的乐曲，在祭祀圜丘、感生帝、皇地祗、神州、社稷、先农、先圣先师和雩祭、蜡祭、朝日、夕月时都使用。祭祀孔子虽然还没有专门的乐曲，但祭祀孔子有乐有歌，加上国家规定国子寺四仲月上丁释奠、州郡学校春秋二仲释奠，所以初步完善了祭祀孔子的礼乐。

唐建国之初，无暇礼乐，祭祀孔子仍然沿用隋朝乐章。武德九年（626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制定代本朝雅乐，至贞观二年（628年）完成，“贞观二年，孝孙又奏，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雅乐以“和”为名，取自《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而和人神”。其后不久，因“十二和”之制未备，诏令协律郎张文收、起居郎吕才考正律吕，叶其声音。开元中，又增加“三和”成“十五和”，释奠孔子用“宣和”。

孔子庙释奠降神奏“永和”，文舞三成，送神一成；奠币登歌奏“肃和”；入俎及彻豆奏“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酌献奏乐未详，从其他祭祀酌献奏“寿和”看，释奠所奏也应该是“寿和”。皇太子释奠之曲迎神用承和之乐（《旧唐书》作宣和，《大唐开元礼》作永和，以姑洗之均），行走用承（永）和之乐，登歌献币用肃和之乐（以南吕之均），迎俎、酌献用雍和之乐，文舞出、武舞入用舒和之乐，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圜丘，送神也用承（永）和之乐，词同迎神，五章六奏，加上武舞的凯安，实际上是六章七奏。

五代时期，立国仅四年的后汉（947―950）和立国十年（951―960）的后周都曾制定释奠孔子的音乐。当然，国祚如此短暂，不可能制定详细的雅乐，不过是将前代音乐略微修改以应急用罢了。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将唐代《十二和之乐》改称《十二成之乐》，取《乐记》“王者功成作乐”之意；将释奠孔子的雅乐《宣和之乐》改作《师雅之乐》，删除了唐开元年间增加的三个乐章。后周将后汉《十二成之乐》改称《十二顺之乐》，取《易》中“天之所助者顺”和“顺乎天而应乎人”之意；将祭祀孔子的《师雅之乐》改称《礼顺之乐》。其实不论是《十二成之乐》还是《十二顺之乐》，都基本沿用了唐代的《十二和之乐》；释奠孔子的，不论是《师雅之乐》还是《礼顺之乐》，都基本沿用了唐朝的《宣和之乐》，之所以改变名称，是因为要显示不同罢了。

宋建隆元年（960年），兼判太常寺翰林学士窦俨建议取《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之意，改后周《十二顺》为《十二安》，文宣王庙释奠用永安。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亲制郊庙乐章，令宰臣吕夷简等分别制作群祀乐词，诏释奠孔子用登歌，迎神、送神用凝安之曲，初献、升殿、降阶用同安之曲，奠币用明安之曲，酌献用成安之曲，配位初献用成安之曲（哲宗时增加），饮福用绥安之曲，原为六章，哲宗时增加颜子酌献成安之曲为七章，五曲十奏。

宋大观三年（1109年），大晟乐府制定了新的释奠乐章《凝安九成之乐》，取《尚书》中“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意，但《宋史》作“大观三年释奠六首”，迎神奏凝安，升殿降阶奏同安，奠币奏明安，酌献奏成安，配位酌献奏成安，送神奏凝安，五曲六章六奏，与名称不符。所谓“成”就是乐曲一终，既然名《凝安九成之乐》，应该就是九章九奏。《阙里文献考》作八章，多亚终献成安一章，配位酌献由一章增加为酌献兖国公、邹国公各一章，所缺一章应该是配位酌献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是崇宁三年（1104年）被许配享孔子，位在兖国公、邹国公之次，大观三年制定释奠乐章时不应该不为王安石制作。酌献王安石的歌章应该是王安石于靖康元年（1126年）被赶出大成殿、降到两尻后废除了。

宋政和元年（1111年），大晟乐府又制定了新的释奠礼仪：皇太子释奠迎神奏崇安之乐，天纵将圣之舞；升降奏翼安之乐；奠币奏成安之乐；酌献奏恭安之乐；兖国公酌献奏宪安之乐；亚献前文舞退，武舞入，奏宣安之乐；亚献奏肃安之乐，无思不服之舞；饮福奏介安之乐；送神奏崇安之乐；八乐九奏，文武舞并用，文舞名《天纵将圣之舞》，在迎神至初献阶段表演，武舞名《无思不服之舞》，在亚献至送神阶段表演。至此，为孔子庙专门制作的礼、乐、歌、舞四位一体的释奠仪式全部完成了。

宋政和五年（1115年），大晟乐府重新制定了文宣王庙释奠乐章。乐章共十四首：迎神奏凝安四章，初献盥洗奏同安，升殿奏同安，奠币奏明安，奉俎奏丰安，酌献孔子、兖国公、邹国公均奏成安，亚终献奏文安，彻豆奏娭安，送神奏凝安。此乐章应该是十五首，另一首应该是酌献王安石的。崇宁三年（1104年）王安石被许配享孔子，政和三年又加封为舒王，此时蔡京主政，不可能不为王安石制定歌章。此歌章之所以失传，是因为十一年后王安石被赶出了大成殿，如此则为七曲十五章。《宋史》作“大晟乐府拟撰释奠十四首”，从文意看，此十四首乐歌似乎没有使用过，但同书《至圣文宣王庙》说政和五年（1115年）“大晟乐成，诏下国子学选诸生肄习，上丁释奠，奏于堂上，以祀先圣”，应该使用过。钦宗即位后，曾下诏废除新仪，改用元丰年间的旧仪，但因第二年北宋灭亡而未来得及，“钦宗即位，尝诏春秋释奠改从《元丰仪》，罢《新仪》不用而未暇也”^[7]。《曲阜县志》记载，政和六年“夏五月，赐孔子庙正声大乐器一副，礼器一副”。《阙里文献考》也记载了此事（但误作大观六年，大观只有四年）。由此可见，大晟释奠乐歌应该使用过。

金朝初期使用的是北宋的释奠乐章。大定十四年（1174年），制定出本朝乐章，取“大乐与天地同和”意定名“太和”，乐曲以“宁”为名，取自《周易》“万国咸宁”。释奠文宣王，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初献盥洗奏奏静宁之曲，姑洗宫；升殿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和宁之曲，姑洗宫；降阶奏安宁之曲，姑洗宫；兖国公酌献奏辑宁之曲，姑洗宫；邹国公酌献奏泰宁之曲，姑洗宫；亚献、终献奏咸宁之曲，姑洗宫；送神也奏来宁之曲。乐章是八曲九章九奏。明昌六年（1195年）重新颁定释奠歌章：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盥洗奏净宁之曲，姑洗宫；升陛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溥宁之曲，姑洗宫；酌献，兖国公酌献、邹国公酌献都是奏德宁之曲，姑洗宫；亚献、终献奏咸宁之曲；送神奏归宁之曲，姑洗宫。乐章依然是九章九奏，但改成了七曲。

在汉族、党项、契丹等各族儒生们的劝说下，蒙古贵族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奉祀孔子。成吉思汗初平燕京就建孔子庙岁时祭祀，忽必烈多次下诏保护孔子庙和祭祀孔子，但早期仍然使用金朝的释奠制度，到元成宗时才制定本朝礼乐。元大德十年（1306年）令制定礼乐，制作了包括“郊祀乐章”“宗庙乐章”“社稷乐章”“先农乐章”“宣圣乐章”在内的雅乐。释奠孔子的“宣圣乐章”取“箫韶九成”之义定名“大成乐”，仍然以“安”为乐曲之名。除国子监文宣王庙和曲阜孔子庙祭祀用乐外，还令各路府文宣王庙释奠用乐，“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宣圣庙置雅乐，选择习古乐师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8]，将释奠孔子用乐推广到路学和府学的孔子庙。

《元史·礼乐志》收录了两部释奠乐章。

第一部为“宣圣乐章”：迎神奏凝安之曲，黄钟宫三成，大吕角（南吕为宫）二成，太簇徵（林钟为宫）二成，应钟羽（太簇为宫）二成，四歌九成；初献盥洗奏同安之曲，沽洗宫；升殿也奏同安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明安之曲，也是南吕宫；降阶与捧俎奏丰安之曲，姑洗宫；孔子和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配酌献都是奏成安之曲，南吕宫；亚献、终献奏文安之曲，姑洗宫；饮福受胙奏乐与盥洗相同，国学只有皇帝亲祀才奏，遣官致祭则不奏，州县学校释奠也奏；送神也奏凝安之曲，黄钟宫。乐歌六曲十六章二十二成，皇帝亲祀则二十三成，使用黄钟宫、南吕宫、林钟宫、太簇宫、姑洗宫等五种正声宫调交替演奏，是最为复杂的释奠音乐。

第二部为“拟撰易而未及用”的释奠乐章：迎神奏文明之曲，盥洗奏昭明之曲，升殿奏景明之曲，奠币奏德明之曲，文宣王、兖国公、邹国公酌献均奏诚明之曲，亚献奏灵明之曲，送神奏庆明之曲，九章七曲九奏，没有了宫调转换。《元史》记载说“元朝尝拟撰易而未用”，但并没有说明何时撰就的。如果准备替代大德乐章，又缺少酌献曾子和子思两章，故此乐章应该在延祐三年未增祀二人之前。

孔尚任《阙里志·乐舞志》中也收录了两部释奠乐章。

第一部作“成宗大德十一年颁定歌章”：降神凝安之曲，黄钟之宫（迎神奏文明之曲）；初献同安之曲，姑洗宫（盥洗奏昭明之曲）；升降同安之曲，南吕宫（升殿奏景明之曲，降同）；奠币明安之曲（奏德明之曲），南吕宫；酌献成安之曲，南吕宫（文宣王酌献奏诚明之曲）；兖国公酌献宫调同（奏诚明之曲）；邹国公酌献宫调同（奏诚明之曲）；亚终献文安之曲，姑洗宫（亚献奏灵明之曲）；送神凝安之曲，黄钟宫（送神奏庆明之曲）。此部与《元史》所收“拟撰易而未及用”者相同，不同的是增加了《元史》第一部的曲名和宫调，歌章文字也基本相同。

第二部作“武宗至大四年颁定歌章”：迎神凝安之曲，黄钟宫，三成；升降同安之曲，南吕宫；奠币明安之曲，南吕宫；初献成安之曲，南吕宫；兖国公初献宫调同；郕国公初献宫调同；沂国公初献宫调同；邹国公初献宫调同；十哲分献宫调同；从祀分献宫调同；亚献文安之曲，大吕宫；终献成安之曲，姑洗宫；彻豆娱安之曲，南吕宫；以下残缺。此部与《元史》第一部相近，但迎神只有黄钟宫三成，而无以下三章六成，缺盥洗、捧俎二章，多十哲分献、从祀分献、终献三章，文字也基本相同。另外，将亚献曲作终献，另撰亚献文安大吕宫一章，还有分献十哲成安南吕宫和分献从祀成安太簇立宫两章，但这三章都不是国家礼制规定的。此书《礼仪志》收有元代释奠仪注，标明为张须考定，从仪注看，当终献开始时分献十哲和从祀，奏分献成安之乐。张须是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到曲阜任孔颜孟三氏学教授的，元元贞二年（1296年）秩满去职，那时元朝尚未制定释奠乐章，所以曲阜孔子庙制定了自己的乐章。(www.daowen.com)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也收录两部释奠乐章。第一部作元大德十年（1306年）：迎神奏凝安，四章，盥洗、升降均奏同安，奠币奏明安，奉俎奏丰安，酌献孔子、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均奏成安，亚献、终献、分献十哲、分献从祀均奏文安，饮福受胙奏同安而无歌章，彻豆奏娱安，送神奏宁安，望瘗也是奏同安而无歌章。此乐章较《元史》第一部增加酌献郕国公和沂国公、分献十哲和从祀及亚献（将《元史》亚献改作终献）五章，加奏饮福受胙、望瘗两成，共十九章二十六成，除增加者外，歌章文字基本相同，是最为复杂的释奠乐歌。第二部即《元史》第二部拟而未用者。

《元史·礼乐志》释奠乐章与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第一部乐章都采用了大晟乐府的十四乐章，《元史》增加了酌献郕国宗圣公曾子和沂国述圣公子思歌词，《阙里文献考》还增加了亚献、分献十哲和从祀三章，望瘗一成，曲阜孔子庙释奠达到十九章二十六成，七个宫调。张须乐章在前，国家制定释奠乐章时很有可能参考借鉴了张须乐章。有人将孔尚任《阙里志》所载的元代曲阜孔子庙释奠乐章当成元代国家释奠乐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需要指出的是，《元史》释奠乐章和张须释奠乐章中的酌献曾子和子思都是后来补充的。虽然四配早在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就已经确定，但当时曲阜不属于南宋辖区，不可能增加曾子、子思配享，而元朝到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才增加曾子和子思成为四配，大德时也不会制定曾子和子思的酌献乐章，这两个乐章都应该是延祐三年增加的。

隋朝开国，文帝便命制定礼乐。官员们由于对如何传承传统雅乐意见不一，七年都未完成，在文帝的严厉督促下，才制定了乐章，但“隋代雅乐，惟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神用五调，旧工更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6]。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取得传统古乐，重新制定音乐，但此音乐“清庙歌词文多浮丽，不足于述宣功德”。仁寿元年（601年），皇太子建议“请更议定”，创制了包括祭祀圜丘、五郊、感帝、雩祭、朝日、夕月、方丘、神州、社稷、先农、先圣先师、太庙及上寿、宴飨、大射、凯旋等一系列雅乐。祭祀孔子使用了《夏》乐，取《尚书》“至感神”之意。《夏》乐是使用非常广泛的乐曲，在祭祀圜丘、感生帝、皇地祗、神州、社稷、先农、先圣先师和雩祭、蜡祭、朝日、夕月时都使用。祭祀孔子虽然还没有专门的乐曲，但祭祀孔子有乐有歌，加上国家规定国子寺四仲月上丁释奠、州郡学校春秋二仲释奠，所以初步完善了祭祀孔子的礼乐。

唐建国之初，无暇礼乐，祭祀孔子仍然沿用隋朝乐章。武德九年（626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制定代本朝雅乐，至贞观二年（628年）完成，“贞观二年，孝孙又奏，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雅乐以“和”为名，取自《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而和人神”。其后不久，因“十二和”之制未备，诏令协律郎张文收、起居郎吕才考正律吕，叶其声音。开元中，又增加“三和”成“十五和”，释奠孔子用“宣和”。

孔子庙释奠降神奏“永和”，文舞三成，送神一成；奠币登歌奏“肃和”；入俎及彻豆奏“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酌献奏乐未详，从其他祭祀酌献奏“寿和”看，释奠所奏也应该是“寿和”。皇太子释奠之曲迎神用承和之乐（《旧唐书》作宣和，《大唐开元礼》作永和，以姑洗之均），行走用承（永）和之乐，登歌献币用肃和之乐（以南吕之均），迎俎、酌献用雍和之乐，文舞出、武舞入用舒和之乐，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圜丘，送神也用承（永）和之乐，词同迎神，五章六奏，加上武舞的凯安，实际上是六章七奏。

五代时期，立国仅四年的后汉（947―950）和立国十年（951―960）的后周都曾制定释奠孔子的音乐。当然，国祚如此短暂，不可能制定详细的雅乐，不过是将前代音乐略微修改以应急用罢了。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将唐代《十二和之乐》改称《十二成之乐》，取《乐记》“王者功成作乐”之意；将释奠孔子的雅乐《宣和之乐》改作《师雅之乐》，删除了唐开元年间增加的三个乐章。后周将后汉《十二成之乐》改称《十二顺之乐》，取《易》中“天之所助者顺”和“顺乎天而应乎人”之意；将祭祀孔子的《师雅之乐》改称《礼顺之乐》。其实不论是《十二成之乐》还是《十二顺之乐》，都基本沿用了唐代的《十二和之乐》；释奠孔子的，不论是《师雅之乐》还是《礼顺之乐》，都基本沿用了唐朝的《宣和之乐》，之所以改变名称，是因为要显示不同罢了。

宋建隆元年（960年），兼判太常寺翰林学士窦俨建议取《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之意，改后周《十二顺》为《十二安》，文宣王庙释奠用永安。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亲制郊庙乐章，令宰臣吕夷简等分别制作群祀乐词，诏释奠孔子用登歌，迎神、送神用凝安之曲，初献、升殿、降阶用同安之曲，奠币用明安之曲，酌献用成安之曲，配位初献用成安之曲（哲宗时增加），饮福用绥安之曲，原为六章，哲宗时增加颜子酌献成安之曲为七章，五曲十奏。

宋大观三年（1109年），大晟乐府制定了新的释奠乐章《凝安九成之乐》，取《尚书》中“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意，但《宋史》作“大观三年释奠六首”，迎神奏凝安，升殿降阶奏同安，奠币奏明安，酌献奏成安，配位酌献奏成安，送神奏凝安，五曲六章六奏，与名称不符。所谓“成”就是乐曲一终，既然名《凝安九成之乐》，应该就是九章九奏。《阙里文献考》作八章，多亚终献成安一章，配位酌献由一章增加为酌献兖国公、邹国公各一章，所缺一章应该是配位酌献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是崇宁三年（1104年）被许配享孔子，位在兖国公、邹国公之次，大观三年制定释奠乐章时不应该不为王安石制作。酌献王安石的歌章应该是王安石于靖康元年（1126年）被赶出大成殿、降到两尻后废除了。

宋政和元年（1111年），大晟乐府又制定了新的释奠礼仪：皇太子释奠迎神奏崇安之乐，天纵将圣之舞；升降奏翼安之乐；奠币奏成安之乐；酌献奏恭安之乐；兖国公酌献奏宪安之乐；亚献前文舞退，武舞入，奏宣安之乐；亚献奏肃安之乐，无思不服之舞；饮福奏介安之乐；送神奏崇安之乐；八乐九奏，文武舞并用，文舞名《天纵将圣之舞》，在迎神至初献阶段表演，武舞名《无思不服之舞》，在亚献至送神阶段表演。至此，为孔子庙专门制作的礼、乐、歌、舞四位一体的释奠仪式全部完成了。

宋政和五年（1115年），大晟乐府重新制定了文宣王庙释奠乐章。乐章共十四首：迎神奏凝安四章，初献盥洗奏同安，升殿奏同安，奠币奏明安，奉俎奏丰安，酌献孔子、兖国公、邹国公均奏成安，亚终献奏文安，彻豆奏娭安，送神奏凝安。此乐章应该是十五首，另一首应该是酌献王安石的。崇宁三年（1104年）王安石被许配享孔子，政和三年又加封为舒王，此时蔡京主政，不可能不为王安石制定歌章。此歌章之所以失传，是因为十一年后王安石被赶出了大成殿，如此则为七曲十五章。《宋史》作“大晟乐府拟撰释奠十四首”，从文意看，此十四首乐歌似乎没有使用过，但同书《至圣文宣王庙》说政和五年（1115年）“大晟乐成，诏下国子学选诸生肄习，上丁释奠，奏于堂上，以祀先圣”，应该使用过。钦宗即位后，曾下诏废除新仪，改用元丰年间的旧仪，但因第二年北宋灭亡而未来得及，“钦宗即位，尝诏春秋释奠改从《元丰仪》，罢《新仪》不用而未暇也”^[7]。《曲阜县志》记载，政和六年“夏五月，赐孔子庙正声大乐器一副，礼器一副”。《阙里文献考》也记载了此事（但误作大观六年，大观只有四年）。由此可见，大晟释奠乐歌应该使用过。

金朝初期使用的是北宋的释奠乐章。大定十四年（1174年），制定出本朝乐章，取“大乐与天地同和”意定名“太和”，乐曲以“宁”为名，取自《周易》“万国咸宁”。释奠文宣王，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初献盥洗奏奏静宁之曲，姑洗宫；升殿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和宁之曲，姑洗宫；降阶奏安宁之曲，姑洗宫；兖国公酌献奏辑宁之曲，姑洗宫；邹国公酌献奏泰宁之曲，姑洗宫；亚献、终献奏咸宁之曲，姑洗宫；送神也奏来宁之曲。乐章是八曲九章九奏。明昌六年（1195年）重新颁定释奠歌章：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盥洗奏净宁之曲，姑洗宫；升陛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溥宁之曲，姑洗宫；酌献，兖国公酌献、邹国公酌献都是奏德宁之曲，姑洗宫；亚献、终献奏咸宁之曲；送神奏归宁之曲，姑洗宫。乐章依然是九章九奏，但改成了七曲。

在汉族、党项、契丹等各族儒生们的劝说下，蒙古贵族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奉祀孔子。成吉思汗初平燕京就建孔子庙岁时祭祀，忽必烈多次下诏保护孔子庙和祭祀孔子，但早期仍然使用金朝的释奠制度，到元成宗时才制定本朝礼乐。元大德十年（1306年）令制定礼乐，制作了包括“郊祀乐章”“宗庙乐章”“社稷乐章”“先农乐章”“宣圣乐章”在内的雅乐。释奠孔子的“宣圣乐章”取“箫韶九成”之义定名“大成乐”，仍然以“安”为乐曲之名。除国子监文宣王庙和曲阜孔子庙祭祀用乐外，还令各路府文宣王庙释奠用乐，“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宣圣庙置雅乐，选择习古乐师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8]，将释奠孔子用乐推广到路学和府学的孔子庙。

《元史·礼乐志》收录了两部释奠乐章。

第一部为“宣圣乐章”：迎神奏凝安之曲，黄钟宫三成，大吕角（南吕为宫）二成，太簇徵（林钟为宫）二成，应钟羽（太簇为宫）二成，四歌九成；初献盥洗奏同安之曲，沽洗宫；升殿也奏同安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明安之曲，也是南吕宫；降阶与捧俎奏丰安之曲，姑洗宫；孔子和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配酌献都是奏成安之曲，南吕宫；亚献、终献奏文安之曲，姑洗宫；饮福受胙奏乐与盥洗相同，国学只有皇帝亲祀才奏，遣官致祭则不奏，州县学校释奠也奏；送神也奏凝安之曲，黄钟宫。乐歌六曲十六章二十二成，皇帝亲祀则二十三成，使用黄钟宫、南吕宫、林钟宫、太簇宫、姑洗宫等五种正声宫调交替演奏，是最为复杂的释奠音乐。

第二部为“拟撰易而未及用”的释奠乐章：迎神奏文明之曲，盥洗奏昭明之曲，升殿奏景明之曲，奠币奏德明之曲，文宣王、兖国公、邹国公酌献均奏诚明之曲，亚献奏灵明之曲，送神奏庆明之曲，九章七曲九奏，没有了宫调转换。《元史》记载说“元朝尝拟撰易而未用”，但并没有说明何时撰就的。如果准备替代大德乐章，又缺少酌献曾子和子思两章，故此乐章应该在延祐三年未增祀二人之前。

孔尚任《阙里志·乐舞志》中也收录了两部释奠乐章。

第一部作“成宗大德十一年颁定歌章”：降神凝安之曲，黄钟之宫（迎神奏文明之曲）；初献同安之曲，姑洗宫（盥洗奏昭明之曲）；升降同安之曲，南吕宫（升殿奏景明之曲，降同）；奠币明安之曲（奏德明之曲），南吕宫；酌献成安之曲，南吕宫（文宣王酌献奏诚明之曲）；兖国公酌献宫调同（奏诚明之曲）；邹国公酌献宫调同（奏诚明之曲）；亚终献文安之曲，姑洗宫（亚献奏灵明之曲）；送神凝安之曲，黄钟宫（送神奏庆明之曲）。此部与《元史》所收“拟撰易而未及用”者相同，不同的是增加了《元史》第一部的曲名和宫调，歌章文字也基本相同。

第二部作“武宗至大四年颁定歌章”：迎神凝安之曲，黄钟宫，三成；升降同安之曲，南吕宫；奠币明安之曲，南吕宫；初献成安之曲，南吕宫；兖国公初献宫调同；郕国公初献宫调同；沂国公初献宫调同；邹国公初献宫调同；十哲分献宫调同；从祀分献宫调同；亚献文安之曲，大吕宫；终献成安之曲，姑洗宫；彻豆娱安之曲，南吕宫；以下残缺。此部与《元史》第一部相近，但迎神只有黄钟宫三成，而无以下三章六成，缺盥洗、捧俎二章，多十哲分献、从祀分献、终献三章，文字也基本相同。另外，将亚献曲作终献，另撰亚献文安大吕宫一章，还有分献十哲成安南吕宫和分献从祀成安太簇立宫两章，但这三章都不是国家礼制规定的。此书《礼仪志》收有元代释奠仪注，标明为张须考定，从仪注看，当终献开始时分献十哲和从祀，奏分献成安之乐。张须是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到曲阜任孔颜孟三氏学教授的，元元贞二年（1296年）秩满去职，那时元朝尚未制定释奠乐章，所以曲阜孔子庙制定了自己的乐章。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也收录两部释奠乐章。第一部作元大德十年（1306年）：迎神奏凝安，四章，盥洗、升降均奏同安，奠币奏明安，奉俎奏丰安，酌献孔子、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均奏成安，亚献、终献、分献十哲、分献从祀均奏文安，饮福受胙奏同安而无歌章，彻豆奏娱安，送神奏宁安，望瘗也是奏同安而无歌章。此乐章较《元史》第一部增加酌献郕国公和沂国公、分献十哲和从祀及亚献（将《元史》亚献改作终献）五章，加奏饮福受胙、望瘗两成，共十九章二十六成，除增加者外，歌章文字基本相同，是最为复杂的释奠乐歌。第二部即《元史》第二部拟而未用者。

《元史·礼乐志》释奠乐章与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第一部乐章都采用了大晟乐府的十四乐章，《元史》增加了酌献郕国宗圣公曾子和沂国述圣公子思歌词，《阙里文献考》还增加了亚献、分献十哲和从祀三章，望瘗一成，曲阜孔子庙释奠达到十九章二十六成，七个宫调。张须乐章在前，国家制定释奠乐章时很有可能参考借鉴了张须乐章。有人将孔尚任《阙里志》所载的元代曲阜孔子庙释奠乐章当成元代国家释奠乐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需要指出的是，《元史》释奠乐章和张须释奠乐章中的酌献曾子和子思都是后来补充的。虽然四配早在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就已经确定，但当时曲阜不属于南宋辖区，不可能增加曾子、子思配享，而元朝到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才增加曾子和子思成为四配，大德时也不会制定曾子和子思的酌献乐章，这两个乐章都应该是延祐三年增加的。

明代丹陛大乐图

明淇武元年（1368年）定制春秋二仲上丁释奠孔子，乐六奏，仍然使用元代《大成登歌》旧乐。淇武六年，命詹同、乐韶凤制定释奠《大成乐》。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宁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亚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送神均奏咸和之曲，四曲六章六奏，乐章简单而规范。淇武二年停止通祀孔子，仅国子监和曲阜孔子庙按时祭祀，遭到刑部尚书钱唐和侍郎徐程的反对，徐程认为，“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钱唐认为，“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直到淇武十五年才命天下儒学通祀孔子。淇武六年制定的乐章只供国子监文庙和曲阜孔子庙使用。淇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郡县之学，于是始皆用乐”，令各级学校文庙释奠一律都用乐舞，将文庙释奠乐舞推向了全国。

清顺治二年（1645年）诏令春秋上丁释奠孔子，并没有制定释奠乐章，各地释奠仍然使用明代的《大成乐》。清朝颁布的第一部释奠乐章，道光《钦定国子监志》、孔尚任《阙里志》作顺治十三年钦颁，《皇朝文献通考》、《阙里文献考》、潘相《曲阜县志》均作康熙六年。清代雅乐名“中和韶乐”，以“平”为曲名，以颂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顺治元年规定乐制：“郊社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9]释奠文庙乐章五曲六首六奏，迎神奏咸平之曲，奠帛、初献奏宁平之曲，亚献奏安平之曲，终献奏景平之曲，彻馔奏成平之曲、送神奏咸平之曲。乾隆六年（1741年）更定释奠乐章，迎神奏昭平，奠帛、初献奏宣平，亚献奏秩平，终献奏叙平，彻馔奏懿平，送神奏德平，春祭以夹钟为宫，秋祭以南吕为宫。此乐章六曲六章六奏，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各为一章，比第一部释奠乐章的五曲六章六奏和明代三曲六奏及亚献、终献为一章都合理，乐曲也更为丰富。歌词选自孔尚任创制的《大成乐章》，只字未改，六曲六章六奏，清代虽然仍为六章六奏，但要合理得多。

第一部和第二部释奠乐章都是为国子监文庙制定的，直省各文庙和曲阜孔子庙并不能使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到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时，使用的仍然是明代的《大成乐》，迎神奏咸和之曲，初献奏宁和之曲，亚献奏安和之曲，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奏咸和之曲，送神奏咸和之曲，与明代演奏乐曲顺序相同，但因为明代释奠仪注顺序依次为迎神、奠帛、初献、亚终献、彻馔、送神，有奠帛而亚终献一曲，迎神以下依次顺延，致使初献使用明代奠帛之曲、亚献使用明代亚初献之曲，增加的终献使用明代亚终献之曲。新王朝建立已近百年，仍然使用前朝释奠乐章似乎不合适，于是乾隆八年（1743年）制定颁布了直省各文庙和曲阜孔子庙使用的释奠乐章。此乐章迎神奏昭平，初献奠帛奏宣平，亚献奏秩平，终献奏叙平，彻馔奏懿平，送神望燎奏德平，六曲六章六奏。

民国三年（1914年），大总统颁布了《民国大总统祀典礼令》，明确规定春秋两丁释奠孔子，“据政治会议呈覆：前奉咨询祀孔典礼一案，经开会全体议决，佥以祭祀孔子仍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并于次年颁布了新的文庙释奠乐章。新乐章以“和”为名，迎神奏昭和之章，初献奏雍和之章，亚献奏熙和之章，终献奏渊和之章，彻馔奏昌和之章，送神奏德和之章，六曲六章六奏。黎元淇总统、张作霖大帅亲祀时沿用，但将迎神曲名改为“始和”，徐世昌总统将曲名改为“平”，日伪时期北京国子监文庙祭祀仍然沿用黎元淇祭祀时的曲名。

孔子庙祭祀经历了无乐、共用音乐到单独制定音乐三个阶段，单独制定音乐也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由简到繁再由繁至简。清乾隆年间，国子监文庙和直省各文庙及曲阜孔子庙释奠乐章都改成六曲六章六奏，仪注简单规范而乐曲更加丰富。

明代丹陛大乐图

明淇武元年（1368年）定制春秋二仲上丁释奠孔子，乐六奏，仍然使用元代《大成登歌》旧乐。淇武六年，命詹同、乐韶凤制定释奠《大成乐》。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宁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亚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送神均奏咸和之曲，四曲六章六奏，乐章简单而规范。淇武二年停止通祀孔子，仅国子监和曲阜孔子庙按时祭祀，遭到刑部尚书钱唐和侍郎徐程的反对，徐程认为，“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钱唐认为，“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直到淇武十五年才命天下儒学通祀孔子。淇武六年制定的乐章只供国子监文庙和曲阜孔子庙使用。淇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郡县之学，于是始皆用乐”，令各级学校文庙释奠一律都用乐舞，将文庙释奠乐舞推向了全国。

清顺治二年（1645年）诏令春秋上丁释奠孔子，并没有制定释奠乐章，各地释奠仍然使用明代的《大成乐》。清朝颁布的第一部释奠乐章，道光《钦定国子监志》、孔尚任《阙里志》作顺治十三年钦颁，《皇朝文献通考》、《阙里文献考》、潘相《曲阜县志》均作康熙六年。清代雅乐名“中和韶乐”，以“平”为曲名，以颂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顺治元年规定乐制：“郊社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9]释奠文庙乐章五曲六首六奏，迎神奏咸平之曲，奠帛、初献奏宁平之曲，亚献奏安平之曲，终献奏景平之曲，彻馔奏成平之曲、送神奏咸平之曲。乾隆六年（1741年）更定释奠乐章，迎神奏昭平，奠帛、初献奏宣平，亚献奏秩平，终献奏叙平，彻馔奏懿平，送神奏德平，春祭以夹钟为宫，秋祭以南吕为宫。此乐章六曲六章六奏，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各为一章，比第一部释奠乐章的五曲六章六奏和明代三曲六奏及亚献、终献为一章都合理，乐曲也更为丰富。歌词选自孔尚任创制的《大成乐章》，只字未改，六曲六章六奏，清代虽然仍为六章六奏，但要合理得多。

第一部和第二部释奠乐章都是为国子监文庙制定的，直省各文庙和曲阜孔子庙并不能使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到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时，使用的仍然是明代的《大成乐》，迎神奏咸和之曲，初献奏宁和之曲，亚献奏安和之曲，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奏咸和之曲，送神奏咸和之曲，与明代演奏乐曲顺序相同，但因为明代释奠仪注顺序依次为迎神、奠帛、初献、亚终献、彻馔、送神，有奠帛而亚终献一曲，迎神以下依次顺延，致使初献使用明代奠帛之曲、亚献使用明代亚初献之曲，增加的终献使用明代亚终献之曲。新王朝建立已近百年，仍然使用前朝释奠乐章似乎不合适，于是乾隆八年（1743年）制定颁布了直省各文庙和曲阜孔子庙使用的释奠乐章。此乐章迎神奏昭平，初献奠帛奏宣平，亚献奏秩平，终献奏叙平，彻馔奏懿平，送神望燎奏德平，六曲六章六奏。

民国三年（1914年），大总统颁布了《民国大总统祀典礼令》，明确规定春秋两丁释奠孔子，“据政治会议呈覆：前奉咨询祀孔典礼一案，经开会全体议决，佥以祭祀孔子仍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并于次年颁布了新的文庙释奠乐章。新乐章以“和”为名，迎神奏昭和之章，初献奏雍和之章，亚献奏熙和之章，终献奏渊和之章，彻馔奏昌和之章，送神奏德和之章，六曲六章六奏。黎元淇总统、张作霖大帅亲祀时沿用，但将迎神曲名改为“始和”，徐世昌总统将曲名改为“平”，日伪时期北京国子监文庙祭祀仍然沿用黎元淇祭祀时的曲名。

孔子庙祭祀经历了无乐、共用音乐到单独制定音乐三个阶段，单独制定音乐也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由简到繁再由繁至简。清乾隆年间，国子监文庙和直省各文庙及曲阜孔子庙释奠乐章都改成六曲六章六奏，仪注简单规范而乐曲更加丰富。

明代丹陛大乐图

明淇武元年（1368年）定制春秋二仲上丁释奠孔子，乐六奏，仍然使用元代《大成登歌》旧乐。淇武六年，命詹同、乐韶凤制定释奠《大成乐》。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宁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亚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送神均奏咸和之曲，四曲六章六奏，乐章简单而规范。淇武二年停止通祀孔子，仅国子监和曲阜孔子庙按时祭祀，遭到刑部尚书钱唐和侍郎徐程的反对，徐程认为，“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钱唐认为，“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直到淇武十五年才命天下儒学通祀孔子。淇武六年制定的乐章只供国子监文庙和曲阜孔子庙使用。淇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郡县之学，于是始皆用乐”，令各级学校文庙释奠一律都用乐舞，将文庙释奠乐舞推向了全国。

清顺治二年（1645年）诏令春秋上丁释奠孔子，并没有制定释奠乐章，各地释奠仍然使用明代的《大成乐》。清朝颁布的第一部释奠乐章，道光《钦定国子监志》、孔尚任《阙里志》作顺治十三年钦颁，《皇朝文献通考》、《阙里文献考》、潘相《曲阜县志》均作康熙六年。清代雅乐名“中和韶乐”，以“平”为曲名，以颂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顺治元年规定乐制：“郊社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9]释奠文庙乐章五曲六首六奏，迎神奏咸平之曲，奠帛、初献奏宁平之曲，亚献奏安平之曲，终献奏景平之曲，彻馔奏成平之曲、送神奏咸平之曲。乾隆六年（1741年）更定释奠乐章，迎神奏昭平，奠帛、初献奏宣平，亚献奏秩平，终献奏叙平，彻馔奏懿平，送神奏德平，春祭以夹钟为宫，秋祭以南吕为宫。此乐章六曲六章六奏，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各为一章，比第一部释奠乐章的五曲六章六奏和明代三曲六奏及亚献、终献为一章都合理，乐曲也更为丰富。歌词选自孔尚任创制的《大成乐章》，只字未改，六曲六章六奏，清代虽然仍为六章六奏，但要合理得多。

第一部和第二部释奠乐章都是为国子监文庙制定的，直省各文庙和曲阜孔子庙并不能使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到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时，使用的仍然是明代的《大成乐》，迎神奏咸和之曲，初献奏宁和之曲，亚献奏安和之曲，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奏咸和之曲，送神奏咸和之曲，与明代演奏乐曲顺序相同，但因为明代释奠仪注顺序依次为迎神、奠帛、初献、亚终献、彻馔、送神，有奠帛而亚终献一曲，迎神以下依次顺延，致使初献使用明代奠帛之曲、亚献使用明代亚初献之曲，增加的终献使用明代亚终献之曲。新王朝建立已近百年，仍然使用前朝释奠乐章似乎不合适，于是乾隆八年（1743年）制定颁布了直省各文庙和曲阜孔子庙使用的释奠乐章。此乐章迎神奏昭平，初献奠帛奏宣平，亚献奏秩平，终献奏叙平，彻馔奏懿平，送神望燎奏德平，六曲六章六奏。

民国三年（1914年），大总统颁布了《民国大总统祀典礼令》，明确规定春秋两丁释奠孔子，“据政治会议呈覆：前奉咨询祀孔典礼一案，经开会全体议决，佥以祭祀孔子仍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并于次年颁布了新的文庙释奠乐章。新乐章以“和”为名，迎神奏昭和之章，初献奏雍和之章，亚献奏熙和之章，终献奏渊和之章，彻馔奏昌和之章，送神奏德和之章，六曲六章六奏。黎元淇总统、张作霖大帅亲祀时沿用，但将迎神曲名改为“始和”，徐世昌总统将曲名改为“平”，日伪时期北京国子监文庙祭祀仍然沿用黎元淇祭祀时的曲名。

孔子庙祭祀经历了无乐、共用音乐到单独制定音乐三个阶段，单独制定音乐也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由简到繁再由繁至简。清乾隆年间，国子监文庙和直省各文庙及曲阜孔子庙释奠乐章都改成六曲六章六奏，仪注简单规范而乐曲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