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曲阜孔子庙是孔氏的家庙，孔子长孙只是在祭祀自己的先人。其实，曲阜孔子庙兼有国立孔子庙和孔氏家庙双重性质，而且国立庙宇的性质更加重要，虽然有家祭，但曲阜孔子庙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孔子长孙奉祀曲阜孔子庙是代表国家祭祀孔子，这一点从汉代初封褒成侯就已经明确了。

西汉时，孔子十三代孙孔霸因担任过元帝为皇太子时的老师和高密相被封为褒成君，食邑八百户。元帝几次想让孔霸担任地位更高的丞相或御史大夫，但孔霸都不愿出任，而请求以自己的食邑奉祀孔子。汉元帝因此下诏说：“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206]

如果说孔霸请求以个人食邑奉祀孔子虽经皇帝的批准但还不足以说明是代表国家祭祀，那么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初封褒成侯而赐给食邑就足以说明是代表国家奉祀孔子的。国家加封褒成侯的目的就是奉祀孔子，而分封给食邑主要是作祭祀之用的。

褒成侯不仅主管阙里孔子本庙的祭祀，还担任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主祭。东汉《乙瑛碑》记载：“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备爵。”褒成侯每年赴京师洛阳主祭，四时返回故里祭祀，“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阙里孔子庙的礼器无常人掌管，鲁相乙瑛上书朝廷，建议为阙里孔子庙设置专司守卫的百石俸禄的小吏，并由国家拔给祭祀经费，获得皇帝同意。东汉建宁二年（169年），鲁相史晨请求“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湮祀”^[207]。诏书也从之。

东汉时，明帝、章帝、安帝都曾经到阙里孔子庙祭祀孔子，同时祭祀七十二弟子。家庙属于血缘祭祀，只祭祀有血缘关系的自己的先人。孔子庙祭祀与孔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有学统关系的七十二弟子，而且皇帝亲临祭祀，这就说明曲阜孔子庙不仅仅是孔氏家族的家庙，已经具有国立庙宇的性质。

魏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曹丕加封孔子二十一代孙孔羡为宗圣侯诏书说，“昔仲尼负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悯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208]，封孔羡为宗圣侯，就是要他在阙里孔子庙代表国家四时祭祀。景初年间，鲁相上书说：“汉旧立孔子庙，褒成侯岁时奉祠，辟雍行礼，必祭先师，王家出谷，春秋祭祀。今宗圣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礼，宜给牲牢，长吏奉祀，尊为贵神。”皇帝令三府讨论，司空崔林认为“宗圣侯亦以王命祀，不为未有命也”，孔子“以大夫之后，特受无疆之祀，礼过古帝，义逾汤武，可谓崇明报德矣，无复重祀于非族也”^[209]。孔子长孙宗圣侯是接受王命奉祀孔子的，当然就是代表国家奉祀的。

西晋泰始三年（267年），“改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东晋泰宁三年（325年），“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210]。可见孔子庙不只是孔氏家庙，更是国家祭祀，否则国家就没有必要拔给祭祀经费。

不仅孔子故里的孔子庙由孔子长孙代表国家主祀，而且南迁孔子长孙的孔氏家庙也是由国家建造并拔款祭祀的，这更足以说明孔子长孙是代表国家祭祀孔子的。东晋初年，孔氏长孙南渡后，于太元十一年（386年）“诏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立宣尼庙。在故丹阳郡城前隔路东南”^[211]，在首都建康为孔子长孙建造了奉祀孔子的家庙。虽然名为家庙，但仍然由国家拔给祭祀经费。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依旧给祠直，令四时飨祀”。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再次重申“厚给祭秩”。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年），令“改筑宗祊，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诏令“搜举鲁国之后以为奉圣侯，并缮庙堂，供备祀典，四时祭秩，一皆遵旧”。陈后主至德三年（585年），诏令“可详之礼典，改筑旧庙，蕙房桂栋，咸使维新，芳蘩洁潦，以时飨奠”。京师建康的孔氏家庙由国家拔款奉祀延续了整个南朝。

北朝没有册封孔子后裔奉祀之前，孔子故里的孔子庙是由国家负责祭祀的。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诏令说：“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粢盛，务尽丰洁，临事致敬，令肃如也。牧司之官明纠不法，使禁令必行。”^[212]规定平常祭祀用酒脯，国家祭祀用牺牲粢盛，禁止女巫妖觋祭祀，并令地方官员负责管理。次年封孔乘为崇圣大夫，拔给十户供洒扫孔子庙。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元宏至曲阜，“亲祠孔子庙”，“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213]，令孔子裔孙祭祀，国家给予祭祀经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前说阙里孔子庙“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向；夫人隔东一间，东向”，后说“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214]。后文接在“魏黄初元年，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置百石吏卒”后，似乎是三国时的情形；前说应该是当时他看到的情形，属于家庙的形式。东魏兴和元年（539年），兖州刺史李仲旋重修孔子庙，增塑十哲像，“既塑孔像，复立十子”，“圣容肃穆，二五成行”，阙里孔子庙又恢复了弟子配享。

北周改封孔子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并立后承袭”，采邑仍为北魏时的一百户；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改封孔子长孙为绍圣侯，唐初改封褒圣侯采邑也是一百户。从北魏到唐朝，国家都以采邑作为祭祀孔子的费用。由此可见，北朝一直到隋唐，孔子长孙也是代表国家奉祀阙里孔子庙的。(www.daowen.com)

唐代礼制规定：“若私家祭祀，三品已上及褒圣侯祭孔宣父，服玄冕。”^[215]祭祀孔子采用私祭服饰，曲阜孔子庙似乎是孔氏的家庙，但它是以国家拔给的采邑收入作为祭祀经费的。神龙元年（705年），“制以邹鲁之邑百户为太师隆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荐享”。唐末社会动乱，采邑收入难以为继，大中元年（847年），经宰相白敏中奏准，每年给文宣公绢一百匹作为祭祀的费用，如果是私祭，国家是不会拔给采邑和祭祀经费的。同时，国家不时拔给户人以供孔子庙洒扫，贞观十一年给二十户，太极元年给三十户，元和十三年、咸通四年均给五十户。而且，唐代阙里孔子庙不仅从祀七十二弟子，还以二十一先儒从祀。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命以左丘明、子夏等二十二位先儒从祀，开元八年（720年）增加孔子弟子从祀，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众弟子和二十一先儒追加封号，“敕两京及兖州旧宅庙皆改冕服”，曲阜孔子庙也按照新封号改换了奉祀人物的服饰。从此以后，国家每增减孔子庙奉祀人物，曲阜孔子庙也随之增减，已经不是血缘性祭祀的家庙。

北宋时，孔子后裔称曲阜孔子庙为祖庙，似乎曲阜孔子庙只是孔氏家族的家庙。天禧二年（1018年）皇帝赐给文宣公家祭冕服，政和年间再次赐给包括三献官的单夹家祭冕服一套。国家赐给文宣公家祭冕服，曲阜孔子庙更像是孔氏的家庙，其实孔子庙仍然是国立的庙宇。其中的原因如下：一是国家将曲阜孔子庙列为礼制庙宇管理。嘉祐六年（1061年），皇帝颁给御书飞白书的大成殿殿榜和篆书金字宣圣庙匾额；政和二年（1112年），国家颁给至圣文宣王庙铜朱记一颗；政和四年，孔子后裔请求像辟雍一样颁给大成殿匾额，皇帝同意并令专为皇帝服务的御前生活所制造颁给，请求颁给大晟新乐也获得皇帝的同意，皇帝诏令颁给全副大乐礼器。二是国家不时拔款维修。元丰元年（1078年）下诏令“兖州常以省钱修葺”，此后以省钱修葺成为制度。三是国家拔给专门的祭祀经费。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拔给祭田一百顷，元祐元年（1086年）增拔一百顷，元祐八年将旧拔一百顷均给孔氏族人，再拔一百顷给衍圣公，明确规定其中二十顷收入充岁时祭祀经费，十顷供置办殿庭帘幕。如果是家族私祭，国家是不会给予祭祀经费和制作庙宇帘幕经费的。同时，国家不时拔给洒扫户人。庆历四年（1044年）拔给中等人户五十人，王安石变法时裁减二十人，元祐五年（1082年）又恢复旧额。四是孔子庙的名称在宋真宗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后统称至圣文宣王庙。五是国家相继加封孔子长孙为文宣公、衍圣公、奉圣公、衍圣公，负责祭祀孔子。宋真宗加封孔延世为文宣公的诏书说：“许州长葛令孔延世钟裔孙之庆，仕文理之朝，能敦素风，甚有政术，宜任桑梓之地，以奉蒸尝之仪”，亲祭曲阜孔子庙后的敕文说“由是推恩世胄，并锡其宠章，祗事祠庭”^[216]。推恩世胄，加封文宣公的目的就是“祗事祠庭”，“以奉蒸尝之仪”。如果曲阜孔子庙只是孔氏家庙，国家是没有必要授予爵位的。孔宗翰上书朝廷建议奉祀之人不要兼任外官时说：“虽干臣本家之事，上系朝廷典礼。”故设立衍圣公属于朝廷典礼。对于国家祭祀和家族祭祀，衍圣公分得很清楚。孔端友请求朝廷颁给礼乐器的奏疏中说：“朝廷稽考三代，制礼作乐，乞颁降大乐，许内外族人及县学生咸使隶习；并乞降礼器，以备释奠及家祭使用。”^[217]将释奠置于家祭之外，释奠就是国家祭祀。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曲阜落入金兵之手，衍圣公不得已南渡。朝廷为其在衢州设立了家庙，以供衍圣公奉祀。皇帝加封衍圣公的圣旨中都一再强调敬奉祀事，加封孔搢的敕命要他“其务恪恭，以承祭祀”，加封孔文远的敕命要他“恪恭蒸尝”，加封孔万春的敕命要他“恪恭蒸祭”，奉祀孔子就是他们的主要职责。

宋金时，衍圣公的职责仍然以奉祀孔子为主。金明昌四年（1193年）超授衍圣公孔元措的诏书说：“庙貌存焉，克谨岁时之祀。”要求衍圣公克谨奉祀。

从明代开始，衍圣公不再兼任他职，专祀孔子，奉祀孔子的职责更加明确。明代宗加封孔弘绪的诏书说：“特命尔袭封衍圣公爵，以奉先师祀事。”明嘉靖、隆庆、天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皇帝颁给衍圣公的敕谕中都一再申明：“于先师孔子特隆象贤之典，其大宗之裔锡爵嗣封，承奉祀事”。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袭封后上书皇帝感谢，自誓“敬承祀事，读书饬行”。清高宗亲自朱批：“勉此八字可也。”衍圣公首要的职责就是奉祀孔子。所以《清史稿·职官志》“衍圣公”明确说：“衍圣公掌奉至圣阙里庙祀。”《明史》《清史稿》都将衍圣公列入《职官志》。

对于奉祀孔子，历代帝王都有重视，一再告诫孔子长孙要虔诚祭祀。宋至道三年（997年）初封孔延世为文宣公，太宗面谕说：“汝宜精心典祖庙祀，毋少懈也。”明太祖朱元璋御祭衍圣公孔公鉴祭文说：“唯饬乃子弟以守先圣之宗祀，庶不坠前人之耿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皇帝告诫衍圣公孔庆镕：“祭祀都要虔诚行礼。”为使衍圣公更好地祭祀孔子，增光祀典，清雍正八年（1730年），曲阜孔子庙重建竣工，皇帝特令为孔子庙设置四十员执事官。雍正皇帝谕旨说：“朕惟孔子道冠百王，功高万世，朕景仰企慕，寤寐弗谖，备举崇奉之仪，用申报享之愿。查世袭历代，俱有成规，而圣庙执事人等向来未加爵秩，所当广置官僚，以光祀典。今欲特设圣庙执事官三品者二员，四品者四员，五品者六员，七品者八员，八品、九品各十员。各按品级给予章服，每逢圣庙祭祀之时，虔设官裳，骏奔趋事。”^[218]如果仅仅是家庙，国家就不会设置朝廷命官为其服务。

虔诚地奉祀孔子，对国家是忠，对家族是孝，所以孔氏历代长孙几乎都认真祭祀。明世宗御祭衍圣公孔闻韶祭文赞其：“系出宣圣，蔚为儒宗；显受荣封，秉礼遵道；孝隆奉祀，克继克承，典声来朝，可仪可范。”^[219]清雍正皇帝在御制的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碑文中表扬其“持身谦谨，奉阙里之蒸尝，勤职守于五十余年”。

衍圣公对国祭和家祭分得很清楚。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衍圣公孔昭焕赴京为皇帝祝寿，皇帝问衍圣公：“一年几回祭？”孔昭焕回答说：“一年春秋两回祭。”春秋两祭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祭祀，五月、十一月的夏祭和冬祭没有列入国家祀典，所以衍圣公回答“臣有两回祭”，是臣自己的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