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立学校对孔子的祭祀大多是和讲习儒家经典结合在一起的。魏正始二年（241年），曹芳因讲通儒经令太常于辟雍以太牢祭祀孔子发其端。西晋泰始七年（271年），太子讲通儒经后亲自祭祀。东晋咸康元年（335年），成帝讲通儒经后亲自到太学释奠。虽然动因是讲通儒经，但是都没有讲学活动，即使皇帝亲自祭祀，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视学。

真正意义上的视学始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明帝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司徒崔光执经，敕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郑伯猷等俱为录义，事毕又行释奠礼，并诏百官作释奠诗，以景作为美”^[109]，司徒崔光讲《孝经》，裴粲为侍讲，王遵业为预讲，常景、王延业、董绍、张彻、冯元兴、郑伯猷等为录义，讲经后还令百官作释奠诗。与后世不同的是，先讲经，后释奠。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释奠于国学，又于显阳殿诏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110]，令邢昕、裴伯茂为录义，窦瑗、李业兴、魏季景、温子升为摘句，讲经是很隆重的。

北齐时确立了视学释奠制度：“后齐将讲于天子，先定经于孔父庙。置执经一人，侍讲二人，执读一人，摘句二人，录义六人，奉经二人。讲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纱袍，乘象辂，至学，坐庙堂上。讲讫，还便殿，改服绛纱袍，乘象辂，还宫。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阼，即坐，宴毕，还宫。”^[111]

隋文帝也曾视学，讲经后并令学者辩论。开皇五年（585年），“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112]，增加了讲经后辩论的环节。

唐高祖将讲学改在释奠后进行，并引进和尚、道士与儒家博士进讲各自的经典。武德七年二月丁酉，“高祖已释奠，召博士徐文远、浮屠慧乘、道士刘进喜各讲经。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113]唐太宗亲临释奠，讲经后亲自参加辩难。贞观十四年（640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114]，太宗亲自辩难。从上述视学看，均行释奠，但《新唐书》均记为观释奠，新旧唐书记载不一致，应以《新唐书》为准。《唐开元礼》所载“皇帝视学”仪注根本就没有祭祀。

宋代开始制定皇帝视学制度，《政和五礼新仪》就有为皇帝视学制定的祭祀礼仪。祭祀名称为酌献。酌献本意为酌酒献客，《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唐代开始以此指祭祀，宋代始将酌献定为孔子庙祭祀名目之一，是皇帝视学的一部分，并制定了皇帝视学酌献的仪注。《宋史》记载：“哲宗始视学，遂幸国子监，诣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高宗、孝宗视学都是“跪，上香，执爵，三祭酒，再拜，群臣皆再拜”，宁宗为三上香，“诣先圣文宣王位，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俯伏，兴，再拜”。^[115](www.daowen.com)

元代仅惠宗至正八年（1348年）举行过一次视学，不知如何行礼。明代视学称作释奠，早期不设牲，不奏乐，成化元年（1465年）始设牲奏乐。清代前期仍称视学，清雍正二年改称诣学，乾隆五十年（1785年）辟雍落成后，改称临雍，并制定了临雍仪注。

明清皇帝在位一般举行一次视学礼，从景泰二年（1451年）开始，皇帝视学都会派遣官员先期到曲阜召衍圣公赴京观礼，成化元年（1465年）祭祀孔子时还命衍圣公孔弘绪分献沂国公子思。

皇帝视学初期令衍圣公率三氏子孙进京观礼，嘉靖时确定衍圣公率颜氏和孟氏博士及孔氏老成者五人、颜孟各二人，天启五年规定将随同观礼的生监和奉祀生均以恩例准贡，称作陪祀恩贡。清代赴京观礼陆续扩大到仲由、闵损、冉耕、冉雍、言偃、卜商、端木赐、颛孙师、周公后裔十三氏博士和族人，陪祀的恩贡生也逐渐确定名额，孔氏七人，其他十二氏各二人。

皇帝视学后，本来是祭酒率学官和学生上表谢恩的，明嘉靖元年（1522年）增加衍圣公率三氏子孙上表谢恩，一直延续到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