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庙的祭祀，历代王朝越来越重视，祭祀的等级也越来越高。唐朝以前有关祭祀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关于祭祀等级则未见明确的规定。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在回京途中专程到曲阜，以太牢（牛、羊、猪各一只）祭祀孔子，“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高祖“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1]，“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2]。汉初祭祀尚无等级，祭祀灵星用牛，祭祀稷神用羊、猪（少牢），祭祀社神由民间自由选择祭品，即使祭祀高祖发迹的丰县枌榆社也只以少牢（羊彘）祭祀，而高祖以太牢祀孔子，祭祀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东汉祭祀已分等级，“凡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小祠三日”^[3]。按照斋戒日期看，天地斋戒七日应该是大祠，宗庙、山川斋戒五日应该是中祠，斋戒三日应该是小祠。但是未见祭祀孔子的斋戒时间规定，所以无法确定祭祀孔子的等级。

天地的祭祀等级高于宗庙，但建武初制定的郊庙祭祀祭品反而不如宗庙。“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4]，天、地、高帝、黄帝仅用一牛，青帝与赤帝、白帝与黑帝更低，都是二帝共用一牛，而宗庙每位神主，甚至帝后坟陵都是太牢。

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途径鲁国，命大司空宋弘祭祀孔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过鲁，“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东汉延光三年（124年），安帝过鲁，“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以上各帝祭祀孔子，都没有记载使用的祭品。见于记载的只有东汉元和二年（85年），章帝过鲁祭祀孔子使用了太牢，“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5]，以太牢为祭品，并作六代乐，等级是很高的。

京师辟雍祭祀使用的也是太牢。《乙瑛碑》记载，东汉元嘉三年（153年）辟雍祭祀孔子时，“河南尹给牛、羊、家、鸡、□、□各一”，祭品有太牢。

从使用的祭品看，地方学校和地方官员祭祀阙里孔子庙的祭祀等级就低了。东汉永平二年（59年），明帝命“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东汉永兴元年（153年），鲁国国相乙瑛奏请阙里孔子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6]。可见，地方学校和孔子故居庙宇的祭祀都是以犬为牲的。东汉建宁元年（168年），鲁相史晨在秋飨后祭祀孔子庙，见“无公出酒脯之祠”，奏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湮祀，余胙赐先生执事”^[7]。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礼依社稷，使用的应该是少牢，看来祭祀的级别提高了。

需要指出的是，鸡和犬本来不是礼制的祭品，是王莽淫祀致使祭品不足而使用的替代品，以鸡代替鹜雁，以犬代替麋鹿，“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已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8]。东汉时，可能出于麋鹿鹜雁难得和俭省的原因，干脆将鸡、犬作为礼制的祭品。

魏黄初五年（224年）下诏禁止淫祀，“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神、五行、名山、川泽，非其族也不在祀典”^[9]，但祭祀孔子仍然被列入国家祀典，祭祀孔子仍然使用太牢。魏王曹芳首开皇帝通经后祭祀孔子的先例，魏正始二年（241年）“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正始五年“五月癸巳，讲《尚书经》通，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正始七年“冬十二月讲《礼记》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10]，都是遣官致祭，均以太牢为祭品。

晋朝皇帝、天子通经后仍然释奠，但将遣官致祭改为亲自祭祀。“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11]太子通经后释奠以太牢致祭，皇帝通经后“释奠如故事”，也应该是以太牢释奠的。从潘尼《释奠颂》看，元康二年（292年）皇太子通经释奠，“陈其三牢，引其四县”，“钟悬既列”，“舞以六代，歌以九成”，“金石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12]，四悬乐，八佾六代舞，应该是最高等级的祭祀。(www.daowen.com)

除通经后释奠非常祀外，西晋还规定太学和曲阜孔子庙四时以太牢祭祀。泰始三年（267年），诏令太学和鲁国“四时备三牲祀孔子”，确定了太学的四时常祀，四时常祀释奠以太牢为祭品。

宋元嘉时，裴松之建议学校释奠应该舞六佾，但是因为当时郊乐未具，所以只奏登歌。齐永明三年（485年），在廷议学校释奠礼仪时，“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者礼乐”，尚书令王俭认为当时所行释奠“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而“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于是引用裴松之之议，决定“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13]，确定祭祀孔子采用上公之礼，祭祀等级应该相当于后世的中祀。梁天监八年（509年），皇太子释奠，“依东宫元会，太子著绛纱袍，乐用轩悬”^[14]，用轩悬乐，也相当于后世的中祀。梁大同七年（541年），皇太子释奠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词，尚书参议令之伟制其文，伶人传习为故事”，朝廷令杜之伟专门撰写祭祀孔子、颜子的登歌歌词，释奠有音乐，增加了歌词，完善了释奠内容。陈朝祭祀孔子等级也不详，但既然设金石之乐，等级就应该不低。陈至德二年（584年）皇太子讲通《孝经》，“释奠于先圣先师，其日设金石之乐于太学，王公卿士及太学生并预宴”，规模也是很大的。

北魏天兴四年（401年）二月上丁祭祀行释菜礼，用乐舞，二月上丁属于常祀的仲春释奠，名称不应谓释菜，而且后世的释菜是不用乐舞的。延兴二年（472年）因阙里孔子庙“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皇帝特下诏书明确规定，“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粢盛，务尽丰洁，临事致敬，令肃如也。牧司之官明纠不法，使禁令必行”^[15]。私人祭祀只用酒脯，国家祭祀使用牺牲粢盛，不知牺牲是太牢还是少牢。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南征，“经恒山，祀以太牢，浮河济，祀以少牢，过岱宗，祀以太牢，至鲁，以太牢祭孔子”，祭祀孔子以太牢，与五岳中的恒山、泰山相同，高于四渎中的黄河、济水。皇兴二年（468年），“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用的也是太牢。延兴二年（472年），祭祀“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孝文帝诏令改革，“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于是群祀悉用酒脯”^[16]，但不知孔子庙祭祀用的是牲还是酒脯。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次日“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17]。虽然没有记载祭品，但此行遣使祭祀泰山是太牢，皇帝亲祠孔子，加封崇圣侯奉祀，并起园柏、修饰坟垅、立碑颂扬等，可见皇帝对孔子是何等的尊崇，应该是以太牢祭祀的。正光二年（521年）孝明帝、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都亲自释奠国学孔子庙，并听学者讲解儒经，未记载使用的祭品，按照历来的惯例，皇帝释奠使用的应该是太牢。

北齐将皇帝通经释奠改为皇帝听臣下讲经后举行，“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轩悬乐、六佾舞相当于后世的中祀。皇太子通经仍然释奠，“皇太子每通一经亦释奠”^[18]。

北齐还将孔子庙列入水旱疠疫时祈祷的庙宇。“祈祷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尧庙，四曰孔颜庙，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渎，八曰滏口，九曰豹祠。水旱疠疫皆有事焉，无牲，皆以酒脯枣栗之馔。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则使三公祈五帝于雩坛，礼用玉币，有燎，不设金石之乐……孔颜庙则遣使祈于国学，如尧庙”^[19]，在遇到水旱疠疫灾害时国家祈祷的九座庙宇中，孔颜庙位于第四，在社稷、五岳等之上，可见地位是很高的。

北齐制定了孔子庙祭祀的一系列制度。“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领博士已下及国子诸学生已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揖颜，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记之为一负，雨沾服即止。”北齐首先将孔子庙推行到郡国学校，也规定了郡国学校孔子庙的祭祀，“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20]。新立学释奠先圣先师，每年春秋释奠，每月初一拜孔揖颜，如逢下雨，能够沾湿衣服则不举行，诸生未按规定参加祭祀的要给予处分。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最完备的祭祀制度，但可惜的是没有祭祀的等级。

隋初曾明确祭祀的等级：“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祗、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21]，内中并无孔子庙，不知孔子庙祭祀属于哪一等。但国家制定了孔子庙的常祀制度，“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亦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22]，国学每年四次释奠，州郡学两次。既然是释奠，那么按照惯例使用的就应该是太牢。“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隋朝释奠只用登歌而不设悬，祭祀等级应该降低了。

从晋朝开始，几乎每代都制定了祭祀孔子所用的服饰，由此可见各朝对祭祀孔子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