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哀公亲自吊唁：“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1]首开国君祭祀孔子的先河。

汉高祖祭祀孔子图

孔子去世后，“故所居堂，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改为庙宇。汉高祖十二年（前197年），南征北还的刘邦专程到孔子故居“以太牢祠焉”，首开帝王亲自祭祀的先河。受刘邦的影响，“诸侯卿相常先谒而后从政”。司马迁（前145―前？）考察孔子遗迹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2]。既在家庙祭祀，也在孔子墓祭祀，并在墓前举行乡饮、大射等礼仪活动。

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同时封孔子十六代孙孔均为褒成侯，食邑两千户[永元四年（92年）削减为一千户]，曲阜孔子家庙以孔子嫡孙为主祭。由于褒成侯还负责京师的孔子祭祀，“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备爵”，而且有封国，所以褒成侯都是每年四季回来祭祀，祭后即回，“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3]。《史晨前碑》说：“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4]即褒成侯四时来祭祀，祭祀后即回封地。从《前汉书》“外戚恩泽表”看，褒成侯封地在山阳郡瑕丘县，位置在今山东曲阜西北的兖州境内，距孔子庙也就是十五公里左右，祭祀还是比较方便的。但国家祭祀只有春秋两祭，元嘉三年（153年），鲁相乙瑛奏请朝廷“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

东汉时，孔子故宅庙宇受到空前重视。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征讨董宪，回师途中道经鲁国，“坐孔子讲堂”，派大司空宋弘以太牢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5]。《汉春秋》说明帝亲自向孔子献爵，“帝时升庙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6]元和二年（85年）春，章帝东巡经过鲁国，“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章帝对自己的举动非常得意，当孔子十九代孙孔僖向他表示感谢时，就问他说：“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孔僖回答说：“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虽然孔僖的回答切中明帝尊孔为自己增辉的要害，但明帝并没有怪罪，反而大笑，称赞说：“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并封孔“僖为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7]。延光三年（124年）三月，安帝到鲁国，“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8]。

皇帝亲临孔子故里祭祀，看来也没有一定的程序。明帝亲自进爵，命皇太子、诸王讲经。章帝作六代之乐，命儒者讲论。亲临祭祀的三帝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同时祭祀七十二弟子。

皇帝重视孔子庙，地方官更加上心。曲阜东汉时为鲁国，系光武帝废太子、东海王刘强的封地，鲁国国相仍然保持着西汉时的传统，到任即到孔子庙祭祀孔子。《史晨前碑》记载，鲁相史晨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十一日到官后即选择令日拜谒孔子庙，秋祭时因“无公出酒脯之祠”，自以俸禄置办祭品。次年七月上书朝廷，请求“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湮祀”^[9]。获得朝廷批准后，于次年春季举行隆重的祭祀，并维修孔子庙和孔子遗迹。“补完里中道之周左墙垣坏决，作屋涂色，修通大沟，西流里外，南注城池”，“又敕渎井复民，饰治桐车马，于渎上东行道表南北各种一行梓”，为孔子墓、颜母井设置看管人员，“假夫子冢、颜母井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为了祭祀孔子时能买到香酒美肉，还在尼山夫子洞、颜母井附近设立集市，“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道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10]安排得非常周到。

从汉代开始，孔子故居庙宇纳入国家祭祀和管理。元嘉三年（153年），因为孔子嫡孙褒成侯有封国，并不常驻曲阜，“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所以鲁相乙瑛上书朝廷，建议“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同时建议“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均获得皇帝同意。朝廷令“选其年四十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充当。鲁相平认为文书、守文学掾孔龢“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提请朝廷任命。^[11]为了更好地举行祭祀，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敕发起募捐，一百零三人次捐钱四万四千八百多枚，制作祭祀使用的礼乐器，并维修孔子庙，“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俎豆，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宣抒玄汙，以注水流”^[12]。这次应该制作了祭祀用的全套礼乐器，所以史晨祭祀时“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

孔子故里的孔子庙除长孙褒成侯四时祭祀外，鲁国地方官员还春秋行礼，这是乙瑛奏准朝廷“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的，但是并没有形成制度。十二年后，鲁相史晨到任祭祀时发现“无公出酒脯之祠”，不得不“自以奉钱”置办祭品，再次奏请朝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湮祀”。皇帝亲临祭祀，祭品不详，应该是牲用太牢。乙瑛奏准以犬为牲，到史晨时祭祀等级提高，既然依社稷，祭祀使用的应该是少牢―――羊、猪各一，因为国家规定：“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家。”^[13]

东汉时，虽然官府介入孔子家庙的祭祀，但是主祀仍然为孔子的嫡孙。魏黄初二年（221年），改封孔子二十一代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改为一百户，仍然设置百石卒史守卫孔子庙。西晋泰始三年（267年），改封孔子二十二代孙孔震为奉圣亭侯，食邑二百户，令国学和鲁国四时以太牢祭祀孔子。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令给奉圣亭侯四时祭祀孔子的经费。

东晋初年，北方动乱，奉圣亭侯也随朝廷南渡，家于建康。太元十一年（386年），东晋王朝为孔子嫡孙在建康专门建造了家庙。长孙虽然南渡，曲阜孔子家庙仍然存在，应该是由近支族人奉祀的，所以北魏延兴三年（473年）孝文帝加封孔子二十八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至曲阜，“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14]

此后，东魏、北齐、北周、隋朝都延续传统加封孔子嫡孙，曲阜孔子庙一直由孔子嫡孙主祭。

汉高祖祭祀孔子图

孔子去世后，“故所居堂，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改为庙宇。汉高祖十二年（前197年），南征北还的刘邦专程到孔子故居“以太牢祠焉”，首开帝王亲自祭祀的先河。受刘邦的影响，“诸侯卿相常先谒而后从政”。司马迁（前145―前？）考察孔子遗迹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2]。既在家庙祭祀，也在孔子墓祭祀，并在墓前举行乡饮、大射等礼仪活动。

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同时封孔子十六代孙孔均为褒成侯，食邑两千户[永元四年（92年）削减为一千户]，曲阜孔子家庙以孔子嫡孙为主祭。由于褒成侯还负责京师的孔子祭祀，“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备爵”，而且有封国，所以褒成侯都是每年四季回来祭祀，祭后即回，“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3]。《史晨前碑》说：“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4]即褒成侯四时来祭祀，祭祀后即回封地。从《前汉书》“外戚恩泽表”看，褒成侯封地在山阳郡瑕丘县，位置在今山东曲阜西北的兖州境内，距孔子庙也就是十五公里左右，祭祀还是比较方便的。但国家祭祀只有春秋两祭，元嘉三年（153年），鲁相乙瑛奏请朝廷“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

东汉时，孔子故宅庙宇受到空前重视。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征讨董宪，回师途中道经鲁国，“坐孔子讲堂”，派大司空宋弘以太牢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5]。《汉春秋》说明帝亲自向孔子献爵，“帝时升庙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6]元和二年（85年）春，章帝东巡经过鲁国，“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章帝对自己的举动非常得意，当孔子十九代孙孔僖向他表示感谢时，就问他说：“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孔僖回答说：“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虽然孔僖的回答切中明帝尊孔为自己增辉的要害，但明帝并没有怪罪，反而大笑，称赞说：“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并封孔“僖为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7]。延光三年（124年）三月，安帝到鲁国，“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8]。

皇帝亲临孔子故里祭祀，看来也没有一定的程序。明帝亲自进爵，命皇太子、诸王讲经。章帝作六代之乐，命儒者讲论。亲临祭祀的三帝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同时祭祀七十二弟子。

皇帝重视孔子庙，地方官更加上心。曲阜东汉时为鲁国，系光武帝废太子、东海王刘强的封地，鲁国国相仍然保持着西汉时的传统，到任即到孔子庙祭祀孔子。《史晨前碑》记载，鲁相史晨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十一日到官后即选择令日拜谒孔子庙，秋祭时因“无公出酒脯之祠”，自以俸禄置办祭品。次年七月上书朝廷，请求“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湮祀”^[9]。获得朝廷批准后，于次年春季举行隆重的祭祀，并维修孔子庙和孔子遗迹。“补完里中道之周左墙垣坏决，作屋涂色，修通大沟，西流里外，南注城池”，“又敕渎井复民，饰治桐车马，于渎上东行道表南北各种一行梓”，为孔子墓、颜母井设置看管人员，“假夫子冢、颜母井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为了祭祀孔子时能买到香酒美肉，还在尼山夫子洞、颜母井附近设立集市，“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道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10]安排得非常周到。(www.daowen.com)

从汉代开始，孔子故居庙宇纳入国家祭祀和管理。元嘉三年（153年），因为孔子嫡孙褒成侯有封国，并不常驻曲阜，“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所以鲁相乙瑛上书朝廷，建议“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同时建议“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均获得皇帝同意。朝廷令“选其年四十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充当。鲁相平认为文书、守文学掾孔龢“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提请朝廷任命。^[11]为了更好地举行祭祀，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敕发起募捐，一百零三人次捐钱四万四千八百多枚，制作祭祀使用的礼乐器，并维修孔子庙，“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俎豆，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宣抒玄汙，以注水流”^[12]。这次应该制作了祭祀用的全套礼乐器，所以史晨祭祀时“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

孔子故里的孔子庙除长孙褒成侯四时祭祀外，鲁国地方官员还春秋行礼，这是乙瑛奏准朝廷“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的，但是并没有形成制度。十二年后，鲁相史晨到任祭祀时发现“无公出酒脯之祠”，不得不“自以奉钱”置办祭品，再次奏请朝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湮祀”。皇帝亲临祭祀，祭品不详，应该是牲用太牢。乙瑛奏准以犬为牲，到史晨时祭祀等级提高，既然依社稷，祭祀使用的应该是少牢―――羊、猪各一，因为国家规定：“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家。”^[13]

东汉时，虽然官府介入孔子家庙的祭祀，但是主祀仍然为孔子的嫡孙。魏黄初二年（221年），改封孔子二十一代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改为一百户，仍然设置百石卒史守卫孔子庙。西晋泰始三年（267年），改封孔子二十二代孙孔震为奉圣亭侯，食邑二百户，令国学和鲁国四时以太牢祭祀孔子。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令给奉圣亭侯四时祭祀孔子的经费。

东晋初年，北方动乱，奉圣亭侯也随朝廷南渡，家于建康。太元十一年（386年），东晋王朝为孔子嫡孙在建康专门建造了家庙。长孙虽然南渡，曲阜孔子家庙仍然存在，应该是由近支族人奉祀的，所以北魏延兴三年（473年）孝文帝加封孔子二十八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至曲阜，“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14]

此后，东魏、北齐、北周、隋朝都延续传统加封孔子嫡孙，曲阜孔子庙一直由孔子嫡孙主祭。

汉高祖祭祀孔子图

孔子去世后，“故所居堂，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改为庙宇。汉高祖十二年（前197年），南征北还的刘邦专程到孔子故居“以太牢祠焉”，首开帝王亲自祭祀的先河。受刘邦的影响，“诸侯卿相常先谒而后从政”。司马迁（前145―前？）考察孔子遗迹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2]。既在家庙祭祀，也在孔子墓祭祀，并在墓前举行乡饮、大射等礼仪活动。

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同时封孔子十六代孙孔均为褒成侯，食邑两千户[永元四年（92年）削减为一千户]，曲阜孔子家庙以孔子嫡孙为主祭。由于褒成侯还负责京师的孔子祭祀，“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备爵”，而且有封国，所以褒成侯都是每年四季回来祭祀，祭后即回，“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3]。《史晨前碑》说：“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4]即褒成侯四时来祭祀，祭祀后即回封地。从《前汉书》“外戚恩泽表”看，褒成侯封地在山阳郡瑕丘县，位置在今山东曲阜西北的兖州境内，距孔子庙也就是十五公里左右，祭祀还是比较方便的。但国家祭祀只有春秋两祭，元嘉三年（153年），鲁相乙瑛奏请朝廷“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

东汉时，孔子故宅庙宇受到空前重视。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征讨董宪，回师途中道经鲁国，“坐孔子讲堂”，派大司空宋弘以太牢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5]。《汉春秋》说明帝亲自向孔子献爵，“帝时升庙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6]元和二年（85年）春，章帝东巡经过鲁国，“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章帝对自己的举动非常得意，当孔子十九代孙孔僖向他表示感谢时，就问他说：“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孔僖回答说：“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虽然孔僖的回答切中明帝尊孔为自己增辉的要害，但明帝并没有怪罪，反而大笑，称赞说：“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并封孔“僖为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7]。延光三年（124年）三月，安帝到鲁国，“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8]。

皇帝亲临孔子故里祭祀，看来也没有一定的程序。明帝亲自进爵，命皇太子、诸王讲经。章帝作六代之乐，命儒者讲论。亲临祭祀的三帝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同时祭祀七十二弟子。

皇帝重视孔子庙，地方官更加上心。曲阜东汉时为鲁国，系光武帝废太子、东海王刘强的封地，鲁国国相仍然保持着西汉时的传统，到任即到孔子庙祭祀孔子。《史晨前碑》记载，鲁相史晨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十一日到官后即选择令日拜谒孔子庙，秋祭时因“无公出酒脯之祠”，自以俸禄置办祭品。次年七月上书朝廷，请求“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湮祀”^[9]。获得朝廷批准后，于次年春季举行隆重的祭祀，并维修孔子庙和孔子遗迹。“补完里中道之周左墙垣坏决，作屋涂色，修通大沟，西流里外，南注城池”，“又敕渎井复民，饰治桐车马，于渎上东行道表南北各种一行梓”，为孔子墓、颜母井设置看管人员，“假夫子冢、颜母井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为了祭祀孔子时能买到香酒美肉，还在尼山夫子洞、颜母井附近设立集市，“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道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10]安排得非常周到。

从汉代开始，孔子故居庙宇纳入国家祭祀和管理。元嘉三年（153年），因为孔子嫡孙褒成侯有封国，并不常驻曲阜，“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所以鲁相乙瑛上书朝廷，建议“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同时建议“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均获得皇帝同意。朝廷令“选其年四十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充当。鲁相平认为文书、守文学掾孔龢“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提请朝廷任命。^[11]为了更好地举行祭祀，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敕发起募捐，一百零三人次捐钱四万四千八百多枚，制作祭祀使用的礼乐器，并维修孔子庙，“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俎豆，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宣抒玄汙，以注水流”^[12]。这次应该制作了祭祀用的全套礼乐器，所以史晨祭祀时“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

孔子故里的孔子庙除长孙褒成侯四时祭祀外，鲁国地方官员还春秋行礼，这是乙瑛奏准朝廷“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的，但是并没有形成制度。十二年后，鲁相史晨到任祭祀时发现“无公出酒脯之祠”，不得不“自以奉钱”置办祭品，再次奏请朝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湮祀”。皇帝亲临祭祀，祭品不详，应该是牲用太牢。乙瑛奏准以犬为牲，到史晨时祭祀等级提高，既然依社稷，祭祀使用的应该是少牢―――羊、猪各一，因为国家规定：“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家。”^[13]

东汉时，虽然官府介入孔子家庙的祭祀，但是主祀仍然为孔子的嫡孙。魏黄初二年（221年），改封孔子二十一代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改为一百户，仍然设置百石卒史守卫孔子庙。西晋泰始三年（267年），改封孔子二十二代孙孔震为奉圣亭侯，食邑二百户，令国学和鲁国四时以太牢祭祀孔子。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令给奉圣亭侯四时祭祀孔子的经费。

东晋初年，北方动乱，奉圣亭侯也随朝廷南渡，家于建康。太元十一年（386年），东晋王朝为孔子嫡孙在建康专门建造了家庙。长孙虽然南渡，曲阜孔子家庙仍然存在，应该是由近支族人奉祀的，所以北魏延兴三年（473年）孝文帝加封孔子二十八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至曲阜，“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14]

此后，东魏、北齐、北周、隋朝都延续传统加封孔子嫡孙，曲阜孔子庙一直由孔子嫡孙主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