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奉祀方式是用木主。孔子曾说:“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祫祭于祖,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1]不论天子还是诸侯的宗庙都奉祀木主。社也奉祀木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2]。制作社主的木头各代也不相同。
孔子庙早期奉祀也应该是奉祀木主的,但东汉永寿三年(157年)的《韩勒修孔子庙后碑》记载说:“修饬旧宅,俟神庙堂。……崇圣帷坐,荐席十重,改画圣像如古图。”[3]既然“改画圣像如古图”,说明原来就有画像。由此可见,在东汉时,孔子庙还奉祀孔子的画像,画像外罩有帷幔。
汉代不仅曲阜孔子庙奉祀画像,国家辟雍虽然尚无孔子庙,祭祀也奉以画像。祢衡(173―198)《颜子碑》说颜子“配圣馈,图辟雍”,颜子配享孔子,画像于辟雍。
汉代画像是很普遍的现象。“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鸿都门学是光和元年(178年)设立的专门学校,“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4],学校图画了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形象。西汉时,文翁在成都建造的石尝是否图画形象不得而知,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火后重建,“壁上悉图古之圣贤,梁上则刻文宣及七十弟子”。孔子和七十弟子的形象被雕刻在石梁上,这与汉代流行石刻画是相符的。虽然孔子和弟子们的这些像都不预享祀,但将孔子和弟子们付诸形象是通行的做法。
西晋时国学也奉以画像。元康元年(291年),皇太子释奠太学,“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5]。这种非常拟人化的描述说明奉祀的不可能是木主,也不可能是塑像或雕像,因为临时设坛祭祀不可能用沉重的塑像或雕像,应该是既有形象又容易摆放收存的画像。而且,从目前所见到的汉代艺术品看,雕刻的人物形象还很稚拙,而汉代的人物肖像画已经比较传神,在祭祀时奉祀的人物应该是优美的形象。
太学除以画像奉祀孔子外,还图画孔子弟子们的形像。西晋时,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像,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声名俱泰,何至瓮牖哉!’”[6]石崇(249―300)在太学见到的颜回和原宪像应该是画像。原宪虽是孔子弟子,但并不属于最优秀的十哲之一,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位列第十五,在《孔子家语·弟子解》中位列第十九,太学不可能单独将他与颜回并列,而应该是图画七十二贤,虽然未预享祀,但说明画像是很通行的做法。
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国学建造孔子庙也以画像奉祀,“西有夫子堂,画孔子及十弟子像”。梁元帝任荆州刺史(526―539年)时,建造孔子庙,“起州学孔子庙”,“帝工书善画,自图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7],也是奉祀画像的。
曲阜孔子庙在南北朝时期改成了塑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说,孔子庙“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面,东向;颜母在中间,南向;夫人隔东一间,东向”,“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8]。既然“列二弟子”,就应该是塑像。孔子前面还有两个弟子,看得出受到当时佛教一佛二菩萨方式的影响。东魏兴和元年(539年),兖州刺史李仲旋维修孔子庙“命工人修建容像”,“既缮孔像,复立十贤”,“雕素十子”,塑像后“圣容穆穆,二五成行”[9],在孔子塑像前面雕塑了十个弟子,每行五个,看来是侍立在孔子像两侧的。其中的十贤应该就是四科中的十哲。由此可见,曲阜孔子庙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从血缘祭祀的孔氏家庙变成非血缘祭祀的学庙。
北魏时,国立学校仍然奉祀画像。相州刺史李平(?―516)“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10],恒农太守刘道斌“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11],都奉以画像。
唐代时,国学孔子庙塑像和画像混用。开元八年(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奏先圣庙为十哲象,以先师颜子配,则配象当坐,今乃立侍;余弟子列象庙堂不豫享,而范宁等皆从祀。请释奠十哲享于上,而图七十子于壁,曾参以孝受经于夫子,请享之如二十二贤。乃诏十哲为坐象,悉豫祀,曾参特为之象,坐亚之,图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12],孔子、十哲和曾子为塑像,七十弟子和二十二贤为画像。开元二十八年,将孔子塑像改为坐北面南,“自今以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曲阜孔子庙看来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咸通十年(869年),孔温裕重修曲阜孔子庙后,“睟容穆若,更表温恭;列侍俨然,如将请益”[13],孔子和列侍的弟子都是塑像。唐代州学文宣王庙大多没有两尻,所有奉祀人物全部在正殿内,而县学只祀孔子、十哲和曾子,更不会建造两尻了。
日本东京汤岛示意图(约1691年)
日本东京汤岛示意图(约1691年)
孔子四配为塑像,宋六子为轴像,先贤先儒为版上画像
宋代仍然沿袭唐代制度。国子监文宣王庙“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尻之木壁”[14],元丰七年(1084年)增加荀况、扬雄、韩愈从祀,“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诏去王雾从祀画像”,可见南宋国学从祀人物也是画像。州县文宣王庙一般也是孔子、配享和十哲为塑像,从祀先贤先儒为画像。不同于唐代的是,宋代县学文宣王庙也奉祀全部人物,而且州县文宣王庙都陆续增加两尻奉祀孔子弟子和先儒。润州州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秋乃发旧创新,告迁夫子之庙,其颜子、孟子以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绘配享于坐”[15]。孟子是元丰七年才配享孔子庙的,此时不应有孟子,但其他配祀人物分别为塑像和画像是不会有误的。景德二年(1005年),古田县令李堪建造县学,“位先圣,列十哲,绘七十二子、二十一贤及孔极以下大儒至唐韩愈氏九十六人”,此时孔极与韩愈均未从祀。从行文看,孔极与韩愈在七十二子、二十一贤之后,应该是地方官自行增加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闽清县学重建文宣王庙,“塑先圣十哲像,其壁画六十子及大儒”;景祐四年(1037年),福州文宣王庙重修后,“中设孔子与其徒高弟十人像,又绘六十子及先儒以业传世者于壁”;嘉祐二年(1057年),怀安县学文宣王庙重建后,“中尊夫子殿,配享以十哲,图七十二弟子、传经诸儒于壁”[16]。孔子和十哲是塑像,其他弟子和从祀先儒是画像,看来在北宋初期就是通行的方式。
金迁都汴京后,虽然从祀仍然是画像,但改画像于壁为画像于缫,平时卷轴收藏,祭祀时悬挂以祀。“元光初,京师先圣庙成,复妆先圣十哲塑像,其贤像欲图之于壁,虑久而易坏,朝廷特命以素缫绘之而各成以轴,遇祭悬展。”[17]
孔子四配为塑像,宋六子为轴像,先贤先儒为版上画像
宋代仍然沿袭唐代制度。国子监文宣王庙“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尻之木壁”[14],元丰七年(1084年)增加荀况、扬雄、韩愈从祀,“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诏去王雾从祀画像”,可见南宋国学从祀人物也是画像。州县文宣王庙一般也是孔子、配享和十哲为塑像,从祀先贤先儒为画像。不同于唐代的是,宋代县学文宣王庙也奉祀全部人物,而且州县文宣王庙都陆续增加两尻奉祀孔子弟子和先儒。润州州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秋乃发旧创新,告迁夫子之庙,其颜子、孟子以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绘配享于坐”[15]。孟子是元丰七年才配享孔子庙的,此时不应有孟子,但其他配祀人物分别为塑像和画像是不会有误的。景德二年(1005年),古田县令李堪建造县学,“位先圣,列十哲,绘七十二子、二十一贤及孔极以下大儒至唐韩愈氏九十六人”,此时孔极与韩愈均未从祀。从行文看,孔极与韩愈在七十二子、二十一贤之后,应该是地方官自行增加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闽清县学重建文宣王庙,“塑先圣十哲像,其壁画六十子及大儒”;景祐四年(1037年),福州文宣王庙重修后,“中设孔子与其徒高弟十人像,又绘六十子及先儒以业传世者于壁”;嘉祐二年(1057年),怀安县学文宣王庙重建后,“中尊夫子殿,配享以十哲,图七十二弟子、传经诸儒于壁”[16]。孔子和十哲是塑像,其他弟子和从祀先儒是画像,看来在北宋初期就是通行的方式。
金迁都汴京后,虽然从祀仍然是画像,但改画像于壁为画像于缫,平时卷轴收藏,祭祀时悬挂以祀。“元光初,京师先圣庙成,复妆先圣十哲塑像,其贤像欲图之于壁,虑久而易坏,朝廷特命以素缫绘之而各成以轴,遇祭悬展。”[17]
孔子四配为塑像,宋六子为轴像,先贤先儒为版上画像
宋代仍然沿袭唐代制度。国子监文宣王庙“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尻之木壁”[14],元丰七年(1084年)增加荀况、扬雄、韩愈从祀,“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诏去王雾从祀画像”,可见南宋国学从祀人物也是画像。州县文宣王庙一般也是孔子、配享和十哲为塑像,从祀先贤先儒为画像。不同于唐代的是,宋代县学文宣王庙也奉祀全部人物,而且州县文宣王庙都陆续增加两尻奉祀孔子弟子和先儒。润州州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秋乃发旧创新,告迁夫子之庙,其颜子、孟子以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绘配享于坐”[15]。孟子是元丰七年才配享孔子庙的,此时不应有孟子,但其他配祀人物分别为塑像和画像是不会有误的。景德二年(1005年),古田县令李堪建造县学,“位先圣,列十哲,绘七十二子、二十一贤及孔极以下大儒至唐韩愈氏九十六人”,此时孔极与韩愈均未从祀。从行文看,孔极与韩愈在七十二子、二十一贤之后,应该是地方官自行增加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闽清县学重建文宣王庙,“塑先圣十哲像,其壁画六十子及大儒”;景祐四年(1037年),福州文宣王庙重修后,“中设孔子与其徒高弟十人像,又绘六十子及先儒以业传世者于壁”;嘉祐二年(1057年),怀安县学文宣王庙重建后,“中尊夫子殿,配享以十哲,图七十二弟子、传经诸儒于壁”[16]。孔子和十哲是塑像,其他弟子和从祀先儒是画像,看来在北宋初期就是通行的方式。
金迁都汴京后,虽然从祀仍然是画像,但改画像于壁为画像于缫,平时卷轴收藏,祭祀时悬挂以祀。“元光初,京师先圣庙成,复妆先圣十哲塑像,其贤像欲图之于壁,虑久而易坏,朝廷特命以素缫绘之而各成以轴,遇祭悬展。”[17]
山西平遥金庄孔子庙塑像
从北宋开始,孔子庙陆续增加孟子、王安石配享,形成了配享、配祀十哲、从享先贤、从祀先儒四个级别的附飨系列。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配享定型为颜回、曾参、孔极和孟轲四配。元延祐三年(1316年),四配也被元朝接受。直到明嘉靖九年(1530年),大多数孔子庙在大成殿内供奉孔子、四配、十哲塑像,在两尻内图画先贤、先儒的画像奉祀。河南许州州学文宣王庙在元至元十年(1273年)“为两尻绘七十子诸大儒从祀诸贤之像”;胙城文庙元贞间重建两尻,“仍绘七十子、诸大儒肖像于壁”;山西平遥金庄孔子庙大成殿内,至今仍保存着元代塑造的孔子、四配和十哲塑像;长州县学明淇武六年(1373年)“重绘两尻七十二子、诸儒像”。
山西平遥金庄孔子庙塑像
从北宋开始,孔子庙陆续增加孟子、王安石配享,形成了配享、配祀十哲、从享先贤、从祀先儒四个级别的附飨系列。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配享定型为颜回、曾参、孔极和孟轲四配。元延祐三年(1316年),四配也被元朝接受。直到明嘉靖九年(1530年),大多数孔子庙在大成殿内供奉孔子、四配、十哲塑像,在两尻内图画先贤、先儒的画像奉祀。河南许州州学文宣王庙在元至元十年(1273年)“为两尻绘七十子诸大儒从祀诸贤之像”;胙城文庙元贞间重建两尻,“仍绘七十子、诸大儒肖像于壁”;山西平遥金庄孔子庙大成殿内,至今仍保存着元代塑造的孔子、四配和十哲塑像;长州县学明淇武六年(1373年)“重绘两尻七十二子、诸儒像”。
山西平遥金庄孔子庙塑像(www.daowen.com)
从北宋开始,孔子庙陆续增加孟子、王安石配享,形成了配享、配祀十哲、从享先贤、从祀先儒四个级别的附飨系列。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配享定型为颜回、曾参、孔极和孟轲四配。元延祐三年(1316年),四配也被元朝接受。直到明嘉靖九年(1530年),大多数孔子庙在大成殿内供奉孔子、四配、十哲塑像,在两尻内图画先贤、先儒的画像奉祀。河南许州州学文宣王庙在元至元十年(1273年)“为两尻绘七十子诸大儒从祀诸贤之像”;胙城文庙元贞间重建两尻,“仍绘七十子、诸大儒肖像于壁”;山西平遥金庄孔子庙大成殿内,至今仍保存着元代塑造的孔子、四配和十哲塑像;长州县学明淇武六年(1373年)“重绘两尻七十二子、诸儒像”。
济南府学文庙两庑塑像
并非所有的孔子庙都在两尻奉祀画像,有的孔子庙奉祀人物全是塑像。全部以塑像奉祀可能以曲阜孔子庙为最早。金明昌二年(1191年)大扩孔子庙,五年告成,“两尻画像又以捏塑易之”,将两尻的先贤先儒全部由画像改为塑像。
明代初年,一些地方文庙也将先贤先儒改为塑像。苏州府学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增饰塑像”,没有说明增饰了哪些塑像。成化间太守“视篆三日,敬谒吾夫子之庙而拜之,次及四配、十哲及两尻诸贤,见其神像欹侧”,可见孔子、四配、十哲和两尻诸贤都是塑像。福建安溪县学文庙正统元年(1436年)塑孔子、四配和十哲像,正统六年塑两尻先贤像,将奉祀人物全部改成塑像。
济南府学文庙两庑塑像
并非所有的孔子庙都在两尻奉祀画像,有的孔子庙奉祀人物全是塑像。全部以塑像奉祀可能以曲阜孔子庙为最早。金明昌二年(1191年)大扩孔子庙,五年告成,“两尻画像又以捏塑易之”,将两尻的先贤先儒全部由画像改为塑像。
明代初年,一些地方文庙也将先贤先儒改为塑像。苏州府学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增饰塑像”,没有说明增饰了哪些塑像。成化间太守“视篆三日,敬谒吾夫子之庙而拜之,次及四配、十哲及两尻诸贤,见其神像欹侧”,可见孔子、四配、十哲和两尻诸贤都是塑像。福建安溪县学文庙正统元年(1436年)塑孔子、四配和十哲像,正统六年塑两尻先贤像,将奉祀人物全部改成塑像。
济南府学文庙两庑塑像
并非所有的孔子庙都在两尻奉祀画像,有的孔子庙奉祀人物全是塑像。全部以塑像奉祀可能以曲阜孔子庙为最早。金明昌二年(1191年)大扩孔子庙,五年告成,“两尻画像又以捏塑易之”,将两尻的先贤先儒全部由画像改为塑像。
明代初年,一些地方文庙也将先贤先儒改为塑像。苏州府学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增饰塑像”,没有说明增饰了哪些塑像。成化间太守“视篆三日,敬谒吾夫子之庙而拜之,次及四配、十哲及两尻诸贤,见其神像欹侧”,可见孔子、四配、十哲和两尻诸贤都是塑像。福建安溪县学文庙正统元年(1436年)塑孔子、四配和十哲像,正统六年塑两尻先贤像,将奉祀人物全部改成塑像。
上蔡文庙孔子铜像
明代文庙奉祀方式大变。早在淇武四年(1371年),国子监司业宋濂上疏说:“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诸侯之庙皆有主,卿大夫士虽无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结茅为菆,无有像设之事。”“今因开元八年之制,抟土而肖像焉,则失神而明之之义矣。”[18]他还指出主祀面南、春秋两祭等不合古礼,被明太祖指责为其议不以时,并被贬谪为安远知县。淇武十五年南京国子监落成,明太祖却采用宋濂的建议,文庙奉祀改用木主而不用塑像。但各地文庙并没有一体改为木主。永乐八年(1410年)诏正孔子庙圣贤衣冠,令合周代制度,可见大多数文庙仍然奉祀塑像或画像。
明嘉靖九年(1530年),张璁在其请正文庙祀典疏中主张取消塑像。他列举的理由有三:一是中国原来没有塑像,他引用朱熹的话说:“先圣本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设主可也。”引用邱濬的话说:“塑像之设,中国无之,自佛教入中国始有也。”二是塑像形象不一,影响了圣贤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郡异县殊,不一其状,长短丰瘠,老少美恶,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尽善,亦岂是其生时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无声无臭之道也”。三是有损于皇帝的尊严,“国学庙貌,非但师生瞻仰之所,天子视学实于是乎致礼焉。圣人百世之师,坐而不起,犹之可也;若夫从祀诸儒,皆前代搢绅或当代之臣,君拜于下,臣坐于上,窃恐圣贤在天之灵亦有所不安也”[19]。因此,他建议仿照南京国子监制度,将奉祀人物全部改为木主。经廷议,除曲阜孔子庙大成殿保留塑像外,其他各地文庙一律撒除塑像改为木主。这一政策还影响了朝鲜和越南,朝鲜大约在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全部改为位版(即木主),越南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年)将塑像埋安,改为牌位。
上蔡文庙孔子铜像
明代文庙奉祀方式大变。早在淇武四年(1371年),国子监司业宋濂上疏说:“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诸侯之庙皆有主,卿大夫士虽无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结茅为菆,无有像设之事。”“今因开元八年之制,抟土而肖像焉,则失神而明之之义矣。”[18]他还指出主祀面南、春秋两祭等不合古礼,被明太祖指责为其议不以时,并被贬谪为安远知县。淇武十五年南京国子监落成,明太祖却采用宋濂的建议,文庙奉祀改用木主而不用塑像。但各地文庙并没有一体改为木主。永乐八年(1410年)诏正孔子庙圣贤衣冠,令合周代制度,可见大多数文庙仍然奉祀塑像或画像。
明嘉靖九年(1530年),张璁在其请正文庙祀典疏中主张取消塑像。他列举的理由有三:一是中国原来没有塑像,他引用朱熹的话说:“先圣本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设主可也。”引用邱濬的话说:“塑像之设,中国无之,自佛教入中国始有也。”二是塑像形象不一,影响了圣贤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郡异县殊,不一其状,长短丰瘠,老少美恶,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尽善,亦岂是其生时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无声无臭之道也”。三是有损于皇帝的尊严,“国学庙貌,非但师生瞻仰之所,天子视学实于是乎致礼焉。圣人百世之师,坐而不起,犹之可也;若夫从祀诸儒,皆前代搢绅或当代之臣,君拜于下,臣坐于上,窃恐圣贤在天之灵亦有所不安也”[19]。因此,他建议仿照南京国子监制度,将奉祀人物全部改为木主。经廷议,除曲阜孔子庙大成殿保留塑像外,其他各地文庙一律撒除塑像改为木主。这一政策还影响了朝鲜和越南,朝鲜大约在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全部改为位版(即木主),越南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年)将塑像埋安,改为牌位。
上蔡文庙孔子铜像
明代文庙奉祀方式大变。早在淇武四年(1371年),国子监司业宋濂上疏说:“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诸侯之庙皆有主,卿大夫士虽无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结茅为菆,无有像设之事。”“今因开元八年之制,抟土而肖像焉,则失神而明之之义矣。”[18]他还指出主祀面南、春秋两祭等不合古礼,被明太祖指责为其议不以时,并被贬谪为安远知县。淇武十五年南京国子监落成,明太祖却采用宋濂的建议,文庙奉祀改用木主而不用塑像。但各地文庙并没有一体改为木主。永乐八年(1410年)诏正孔子庙圣贤衣冠,令合周代制度,可见大多数文庙仍然奉祀塑像或画像。
明嘉靖九年(1530年),张璁在其请正文庙祀典疏中主张取消塑像。他列举的理由有三:一是中国原来没有塑像,他引用朱熹的话说:“先圣本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设主可也。”引用邱濬的话说:“塑像之设,中国无之,自佛教入中国始有也。”二是塑像形象不一,影响了圣贤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郡异县殊,不一其状,长短丰瘠,老少美恶,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尽善,亦岂是其生时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无声无臭之道也”。三是有损于皇帝的尊严,“国学庙貌,非但师生瞻仰之所,天子视学实于是乎致礼焉。圣人百世之师,坐而不起,犹之可也;若夫从祀诸儒,皆前代搢绅或当代之臣,君拜于下,臣坐于上,窃恐圣贤在天之灵亦有所不安也”[19]。因此,他建议仿照南京国子监制度,将奉祀人物全部改为木主。经廷议,除曲阜孔子庙大成殿保留塑像外,其他各地文庙一律撒除塑像改为木主。这一政策还影响了朝鲜和越南,朝鲜大约在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全部改为位版(即木主),越南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年)将塑像埋安,改为牌位。
石羊文庙孔子铜像
到清代时,绝大部分文庙仍然采用木主方式,但有的文庙恢复了塑像。济南府学大成殿及其两尻全部为塑像,从塑像风格看可能就是清初塑造的。云南大姚的石羊文庙原是白盐井盐课提举司司学文庙,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提举郑山修复时铸造了孔子铜像一尊。铜像全身贴金,高2.3米,孔子头戴冕旒,手执镇圭,正襟端坐,神志肃然,是目前已知现存的两尊大型孔子铜像之一。另一尊孔子铜像保存在河南新蔡县文庙内,据说是明嘉靖年间在曲阜铸造的,但孔子戴司寇冠,不合乎文庙孔子冕旒像的礼制。
石羊文庙孔子铜像
到清代时,绝大部分文庙仍然采用木主方式,但有的文庙恢复了塑像。济南府学大成殿及其两尻全部为塑像,从塑像风格看可能就是清初塑造的。云南大姚的石羊文庙原是白盐井盐课提举司司学文庙,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提举郑山修复时铸造了孔子铜像一尊。铜像全身贴金,高2.3米,孔子头戴冕旒,手执镇圭,正襟端坐,神志肃然,是目前已知现存的两尊大型孔子铜像之一。另一尊孔子铜像保存在河南新蔡县文庙内,据说是明嘉靖年间在曲阜铸造的,但孔子戴司寇冠,不合乎文庙孔子冕旒像的礼制。
石羊文庙孔子铜像
到清代时,绝大部分文庙仍然采用木主方式,但有的文庙恢复了塑像。济南府学大成殿及其两尻全部为塑像,从塑像风格看可能就是清初塑造的。云南大姚的石羊文庙原是白盐井盐课提举司司学文庙,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提举郑山修复时铸造了孔子铜像一尊。铜像全身贴金,高2.3米,孔子头戴冕旒,手执镇圭,正襟端坐,神志肃然,是目前已知现存的两尊大型孔子铜像之一。另一尊孔子铜像保存在河南新蔡县文庙内,据说是明嘉靖年间在曲阜铸造的,但孔子戴司寇冠,不合乎文庙孔子冕旒像的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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