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以孔子弟子从祀孔子庙，同为孔子弟子的颜无繇、颜渊父子和曾葳、曾参父子都被从祀在孔子庙内。颜回由于位列圣门四科之首，是孔子最好的弟子，所以在孔子庙的奉祀人物中地位最高，配享孔子，位居孔子庙正殿内的十哲之首。曾参也因孝道可崇，奉祀在正殿内，位居十哲之后。颜回、曾参二人均塑像坐于堂上。颜无繇和曾葳因为事迹、学问均不突出，只能画像于墙上。子处父上，子先父食，这是有违封建礼教的，从宋代开始就不断受到非议。

淇迈认为：“自唐以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坐祀于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尻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姚燧说：“由孟子而视子思，师也；由子思而视曾子，又师也；子思，孔子孙也；弟子于师，孙于祖，坐而语道者有之，非可并南面，况又祀无繇、点、鲤于庭。夫学宫将以明人伦于天下，而倒施错置如此，奚以为训？”熊禾建议“宜别设一尝，以齐国公叔梁纥居中，南面；颜路、曾点、孔鲤、孟孙氏侑食，东西向。春秋二祀，当先圣酌献之时，以齿德之尊者为分献官，行礼于齐国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则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55]。明嘉靖九年（1530年），张璁上疏厘正文庙祀典，建议“乞下有司，于各处庙学别立一祠，如禾说，庶不失以礼尊奉圣贤之意”，经皇帝批准，各地学校均建造启圣祠。

崇圣祠正位

清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令追封孔子五代先人，上谕说：“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规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积厚流光，有开必先，克昌厥后，则圣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微，不忘所自也。粤稽旧制，孔子之父叔梁公，宋真宗时追封启圣公。自宋以后，历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则向来未加封号，亦未奉祀祠庭。朕仰体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报功之典礼，意欲追封五代，并享蒸尝，用申景仰之诚，庶慰羹墙之慕。内阁、礼部可会同确议具奏。”诸臣建议加封公爵，皇帝不同意，再发上谕：“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我皇考崇儒重道，超轶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礼，无不备至。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读书，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无可增之处，故敕部进封孔子先世五代。今部议封公。上考历代帝王，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圣文宣王’，封孔子父叔梁纥为‘齐国公’；元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齐国公为‘启圣王’；至明嘉靖时犹以王系臣爵，改称为‘至圣先师孔子’，改启圣王为‘启圣公’。王、公虽皆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应否封王之处，著询问诸大臣具奏。”朝臣根据皇帝旨意，议定追封木金父为肇圣王、祈父公为裕圣王、防叔公为诒圣王、伯夏公为昌圣王、叔梁公为启圣王，将启圣祠改称崇圣祠。^[56]

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事发生在雍正元年，曲阜孔子庙“大清皇帝册封至圣先师孔子五代王碑”刻录加封诏书和遣官告祭祭文，加封五篇诏书均署时间“雍正元年六月十二日”。《曲阜县志》说加封事发生在雍正二年四月，并言“遣礼部尚书张百行来祭告孔子，行册封礼”。由此可见，《曲阜县志》记载的时间应该是到曲阜行册封礼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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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令追封孔子五代先人，上谕说：“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规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积厚流光，有开必先，克昌厥后，则圣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微，不忘所自也。粤稽旧制，孔子之父叔梁公，宋真宗时追封启圣公。自宋以后，历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则向来未加封号，亦未奉祀祠庭。朕仰体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报功之典礼，意欲追封五代，并享蒸尝，用申景仰之诚，庶慰羹墙之慕。内阁、礼部可会同确议具奏。”诸臣建议加封公爵，皇帝不同意，再发上谕：“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我皇考崇儒重道，超轶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礼，无不备至。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读书，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无可增之处，故敕部进封孔子先世五代。今部议封公。上考历代帝王，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圣文宣王’，封孔子父叔梁纥为‘齐国公’；元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齐国公为‘启圣王’；至明嘉靖时犹以王系臣爵，改称为‘至圣先师孔子’，改启圣王为‘启圣公’。王、公虽皆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应否封王之处，著询问诸大臣具奏。”朝臣根据皇帝旨意，议定追封木金父为肇圣王、祈父公为裕圣王、防叔公为诒圣王、伯夏公为昌圣王、叔梁公为启圣王，将启圣祠改称崇圣祠。^[56]

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事发生在雍正元年，曲阜孔子庙“大清皇帝册封至圣先师孔子五代王碑”刻录加封诏书和遣官告祭祭文，加封五篇诏书均署时间“雍正元年六月十二日”。《曲阜县志》说加封事发生在雍正二年四月，并言“遣礼部尚书张百行来祭告孔子，行册封礼”。由此可见，《曲阜县志》记载的时间应该是到曲阜行册封礼的时间。

从祀”，要九卿、翰林、国子监、詹事科道会同详考定议以闻。廷议提出恢复林放、蘧瑗、郑康成、郑众、卢植、服虔、范宁、秦冉、颜何、戴圣、何休等十一人附飨，增加孟子弟子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以及诸葛亮、陆贽、韩琦、尹焊、黄榦、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等十八人从祀。皇帝认为“先儒从祀文庙关系学术人心，典至重也。宜复宜增，必详加考证，折衷尽善，庶使万世遵守，永无异议”，并指出“戴圣、何休未为纯儒，郑众、卢植、服虔、范宁谨守一家之言，转相传述，视郑康成之淳质深通似乎有间，至若唐之陆贽、宋之韩琦，勋业昭垂史册，自是千古名臣，然于孔孟心传果有传授而能表彰羽翼乎？”再发臣下商议，最后恢复秦冉和颜何的先贤，增加孔子弟子县亶、牧皮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从享，增加诸葛亮、尹焊、黄榦、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魏了翁、赵复从祀，郑康成和范宁复祀。 ^[54]

这次议祀清雍正皇帝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要有“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之功”，“于孔孟心传果有传授而能表彰羽翼”，侧重于对儒家思想的发挥发展，而不是以勋业为标准，当然也选择了对儒家思想少有传授的诸葛亮。但是乱世思忠臣，到清代中晚期就开始增加那些对儒学贡献不大的忠臣，即行道之儒。清道光七年（1827年）和二十三年分别增加陆贽和文天祥，咸丰元年（1851年）和二年分别增加李纲、韩琦和陆秀夫，同治二年（

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事发生在雍正元年，曲阜孔子庙“大清皇帝册封至圣先师孔子五代王碑”刻录加封诏书和遣官告祭祭文，加封五篇诏书均署时间“雍正元年六月十二日”。《曲阜县志》说加封事发生在雍正二年四月，并言“遣礼部尚书张百行来祭告孔子，行册封礼”。由此可见，《曲阜县志》记载的时间应该是到曲阜行册封礼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