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儒从祀历史经历了传经之儒、传道之儒和行道之儒的发展演变。

文庙附飨除颜回外，最早的是传经之儒。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配享宣尼庙堂，^[50]配享的实际是二十二人，此处漏掉了贾逵。战国以来，不断有学者为孔子删定的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作传或笺注。汉代以来，国家以儒家“五经”作为教科书，同时也选用传注作为教科书或标准，这些传注学者被后世称为传经之儒。唐代配享的这二十二位学者有的为“五经”作传或作注，有的则在秦朝“焚书坑儒”后有功于经典的保存或流传。

宋熙宁七年（1074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求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兼赐爵号，皇帝令两制官详定以为非是而作罢。元丰七年（1084年），晋州教授陆长愈建言以孟子配享，太常寺以“孟子异代，非及门弟子”驳回。礼部侍郎林希认为“唐贞观二十一年以伏胜、高堂生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又荀况、扬雄、韩愈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为缺典。请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配享，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自国子监及天下文庙皆塑邹国公像，其冠服同兖国公，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冠服各从封爵”^[51]，皇帝同意，以孟子配享，封荀况为兰陵伯、扬雄为成都伯、韩愈为昌黎伯，从祀庙庭。孟子、荀况、扬雄、韩愈都是以著书阐发孔子思想的，所以被称为传道之儒。大观二年（1108年）又以子思从祀，此后传道之儒逐渐增加，成为从祀先儒的大宗。

宋崇宁三年（1104年）增加王安石配享，政和五年（1115年）又增加王安石之子王雾从祀。王安石父子是以编纂《三经新义》附飨孔子庙的，也属于传道之儒。但是由于政见不同，靖康元年（1126年）王安石被罢去配享，降为从祀，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王雾被罢去从祀，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王安石也被罢去从祀，父子两人被赶出孔子庙。

宋代理学兴起，南宋时理学家开始从祀。淳祐元年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从祀，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张栻和吕祖谦、咸淳三年（1267年）邵雍和司马光相继从祀，元明清三朝陆续增加，理学家逐渐成为从祀的传道之儒的主流。

随着理学的兴起，传经之儒的地位逐渐下降。明淇武四年（1371年），国子司业宋濂上言，“今也杂置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恶，扬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庄，贾逵之忽细行，杜预之建短丧，马融之附权势，亦厕其中”^[52]。他虽然也批评了传道之儒荀况和扬雄，但攻击最多的是传经之儒。后来，宋濂遭到明太祖的厌恶而被赶出朝廷，他开启了嘉靖年间清洗传经之儒的先声。

明嘉靖二年（1523年），有人建议改定文庙从祀诸贤，礼部侍郎倪岳建言“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无贬议，然秦汉以来，六经出于煨烬，赖诸儒孢遗经，专门讲授，经以复存。唐之注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经传引用尚多，其说何可尽废”^[53]，传经之儒逃过一劫。其后程敏政再次建议罢黜马融、刘向、贾逵、王弼、何休、戴圣、王肃、杜预等八人，也未成功。

明嘉靖九年，传经之儒在劫难逃。大学士张璁根据皇帝旨意建议厘正文庙祀典，根据程敏政的意见，以马融贪浊和党附梁冀、刘向喜诵神仙方术、贾逵不修小节和附会图谶、王弼专祖老庄、何休黜周王鲁和注风角、戴圣治行不法、王肃助司马昭篡位、杜预以吏不廉和以将不义建议褫爵罢祀，以郑众、卢植、郑康成、服虔、范宁五人“虽若无过，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建议改祀于乡。最后朝臣经过讨论，将申党、公伯寮、秦冉、颜何（以上认为非孔子弟子）、荀况（言性恶）、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忘宋事元）十三人罢祀，林放、蘧瑗（以上二人认为非孔子弟子）、郑玄、郑众、卢植、服虔、范宁改祀于乡，但增加了传经之儒后仓及传道之儒王通、欧阳修、胡瑗。传经之儒遭到致命打击，二十二位传经之儒仅剩七人（孔子弟子子夏已升为十哲，左丘明升为先贤），连同增加的后仓也只有八人。

清洗传经之儒，昭示着理学取得了统治地位。正如张璁所言，“今当理学大明之后，《易》用程朱，《诗》用朱子，《书》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汉魏以来驳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经书不取汉魏注疏，传经之儒已经失去了价值，所以应该被逐出从祀之列。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江南学政余正健请以范仲淹从祀文庙。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文治武功均有建树，但关于儒家思想的著述很少，是与传统的入祀标准有差距的，所以后人认为其为行道之儒，而他的从祀也被视为行道之儒从祀之始。

西庑内景　从祀在南，从享在北

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谕礼部等衙门说，“治天下之要以崇儒重道、广励学宫为先务”，“维孔子道高德厚，万世奉为师表，其附飨庙庭诸贤皆有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之功。然历朝进退不一，而贤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罢而今宜复，有旧缺而今宜增其从祀”，要九卿、翰林、国子监、詹事科道会同详考定议以闻。廷议提出恢复林放、蘧瑗、郑康成、郑众、卢植、服虔、范宁、秦冉、颜何、戴圣、何休等十一人附飨，增加孟子弟子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以及诸葛亮、陆贽、韩琦、尹焊、黄榦、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等十八人从祀。皇帝认为“先儒从祀文庙关系学术人心，典至重也。宜复宜增，必详加考证，折衷尽善，庶使万世遵守，永无异议”，并指出“戴圣、何休未为纯儒，郑众、卢植、服虔、范宁谨守一家之言，转相传述，视郑康成之淳质深通似乎有间，至若唐之陆贽、宋之韩琦，勋业昭垂史册，自是千古名臣，然于孔孟心传果有传授而能表彰羽翼乎？”再发臣下商议，最后恢复秦冉和颜何的先贤，增加孔子弟子县亶、牧皮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从享，增加诸葛亮、尹焊、黄榦、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魏了翁、赵复从祀，郑康成和范宁复祀。^[54](www.daowen.com)

这次议祀清雍正皇帝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要有“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之功”，“于孔孟心传果有传授而能表彰羽翼”，侧重于对儒家思想的发挥发展，而不是以勋业为标准，当然也选择了对儒家思想少有传授的诸葛亮。但是乱世思忠臣，到清代中晚期就开始增加那些对儒学贡献不大的忠臣，即行道之儒。清道光七年（1827年）和二十三年分别增加陆贽和文天祥，咸丰元年（1851年）和二年分别增加李纲、韩琦和陆秀夫，同治二年（1863年）增加方孝孺。陆贽和韩琦是雍正皇帝不让从祀的名臣，而李纲、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都是著名的报国忠臣。

民国八年（1919年），增加颜元和李塨从祀，从祀先儒达到七十七人。

西庑内景　从祀在南，从享在北

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谕礼部等衙门说，“治天下之要以崇儒重道、广励学宫为先务”，“维孔子道高德厚，万世奉为师表，其附飨庙庭诸贤皆有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之功。然历朝进退不一，而贤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罢而今宜复，有旧缺而今宜增其从祀”，要九卿、翰林、国子监、詹事科道会同详考定议以闻。廷议提出恢复林放、蘧瑗、郑康成、郑众、卢植、服虔、范宁、秦冉、颜何、戴圣、何休等十一人附飨，增加孟子弟子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以及诸葛亮、陆贽、韩琦、尹焊、黄榦、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等十八人从祀。皇帝认为“先儒从祀文庙关系学术人心，典至重也。宜复宜增，必详加考证，折衷尽善，庶使万世遵守，永无异议”，并指出“戴圣、何休未为纯儒，郑众、卢植、服虔、范宁谨守一家之言，转相传述，视郑康成之淳质深通似乎有间，至若唐之陆贽、宋之韩琦，勋业昭垂史册，自是千古名臣，然于孔孟心传果有传授而能表彰羽翼乎？”再发臣下商议，最后恢复秦冉和颜何的先贤，增加孔子弟子县亶、牧皮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从享，增加诸葛亮、尹焊、黄榦、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魏了翁、赵复从祀，郑康成和范宁复祀。^[54]

这次议祀清雍正皇帝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要有“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之功”，“于孔孟心传果有传授而能表彰羽翼”，侧重于对儒家思想的发挥发展，而不是以勋业为标准，当然也选择了对儒家思想少有传授的诸葛亮。但是乱世思忠臣，到清代中晚期就开始增加那些对儒学贡献不大的忠臣，即行道之儒。清道光七年（1827年）和二十三年分别增加陆贽和文天祥，咸丰元年（1851年）和二年分别增加李纲、韩琦和陆秀夫，同治二年（1863年）增加方孝孺。陆贽和韩琦是雍正皇帝不让从祀的名臣，而李纲、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都是著名的报国忠臣。

民国八年（1919年），增加颜元和李塨从祀，从祀先儒达到七十七人。

西庑内景　从祀在南，从享在北

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谕礼部等衙门说，“治天下之要以崇儒重道、广励学宫为先务”，“维孔子道高德厚，万世奉为师表，其附飨庙庭诸贤皆有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之功。然历朝进退不一，而贤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罢而今宜复，有旧缺而今宜增其从祀”，要九卿、翰林、国子监、詹事科道会同详考定议以闻。廷议提出恢复林放、蘧瑗、郑康成、郑众、卢植、服虔、范宁、秦冉、颜何、戴圣、何休等十一人附飨，增加孟子弟子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以及诸葛亮、陆贽、韩琦、尹焊、黄榦、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等十八人从祀。皇帝认为“先儒从祀文庙关系学术人心，典至重也。宜复宜增，必详加考证，折衷尽善，庶使万世遵守，永无异议”，并指出“戴圣、何休未为纯儒，郑众、卢植、服虔、范宁谨守一家之言，转相传述，视郑康成之淳质深通似乎有间，至若唐之陆贽、宋之韩琦，勋业昭垂史册，自是千古名臣，然于孔孟心传果有传授而能表彰羽翼乎？”再发臣下商议，最后恢复秦冉和颜何的先贤，增加孔子弟子县亶、牧皮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从享，增加诸葛亮、尹焊、黄榦、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魏了翁、赵复从祀，郑康成和范宁复祀。^[54]

这次议祀清雍正皇帝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要有“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之功”，“于孔孟心传果有传授而能表彰羽翼”，侧重于对儒家思想的发挥发展，而不是以勋业为标准，当然也选择了对儒家思想少有传授的诸葛亮。但是乱世思忠臣，到清代中晚期就开始增加那些对儒学贡献不大的忠臣，即行道之儒。清道光七年（1827年）和二十三年分别增加陆贽和文天祥，咸丰元年（1851年）和二年分别增加李纲、韩琦和陆秀夫，同治二年（1863年）增加方孝孺。陆贽和韩琦是雍正皇帝不让从祀的名臣，而李纲、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都是著名的报国忠臣。

民国八年（1919年），增加颜元和李塨从祀，从祀先儒达到七十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