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达对孔子思想的尊崇和对孔子的敬意，历代王朝在奉祀孔子的同时不断对孔子追谥加封。

西汉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首开追谥加封孔子的先河。《谥法》说，“安民立政曰成”，“圣善周闻曰宣”。《谥法》无“褒”字和“尼”字，“褒”字本意为衣襟宽大，引申为广大、赞美；“尼”字有亲近、安、和等意。这个谥号虽然长了点，但内容还是不错的，抓住了孔子思想让人亲近、安和的特点，突出了孔子思想治国安民的作用。“公”虽然是爵位，但“立志及众曰公”，意义也是很好的。

其后历代王朝相继仿效。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改称“宣尼”曰“文圣尼父”，并告谥孔子庙。《谥法》说，“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憨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民”，除最后的“赐民爵位”外，应该说都是很合适的。孔子虽然没有亲自治理天下，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孟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是对孔子个人的赞颂；“慈惠爱民”“憨民惠礼”反映了孔子思想爱民重礼的特点；“扬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虽然与人们理解的圣人有很大差距，但也部分反映了孔子及其思想的特点。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静帝下诏加封孔子为“邹国公”，诏书说“盛德之后是称不绝，功施于民义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实生知，以大圣之才，属千古之运。载弘儒业，世叙彝伦。至如幽赞天人之理，裁成礼乐之务，故以作范百王，垂风万叶。朕钦承宝历，服膺教义，眷言洙泗，怀道滋深。且褒成启号虽彰故实，旌崇圣级犹有阙如，可追封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并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12]。邹国公有食邑，子孙世袭，并在京师建造家庙，按时祭祀。封号很普通，没有特别的意义。

隋大业四年（608年），炀帝在加封孔子后裔的诏书中尊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13]。“先师”是隋文帝取消孔子先圣地位后对其的尊称，“尼”应该取自孔子的字，“父”是古代对男字的美称。

唐代尊称孔子为“宣父”。此尊称始于武德二年（619年）的高祖诏书，“粤若宣父，天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文风流无歇”^[14]。此后，不论官方文书还是日常口语都以“宣父”称孔子，礼书亦然。《大唐开元礼》皇太子、国子监、诸州、诸县祭祀孔子都作“释奠孔宣父”。“宣”是谥号，“父”则是美称。

除尊称外，唐代还多次追赠封谥。乾封元年（666年），高宗追赠孔子为“太师”，“朕闻德契机神，盛烈光于后代；化成天下，元功被于庶物。鲁大司寇宣尼父孔某资大圣之材，属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济俗，弘道佐时，历聘周流，莫能见用。想乘桴而永叹，因获麟而兴感，于是垂素王之雅则，正鲁史之繁文，播鸿业于一时，昭景化于千祀。朕嗣膺宝历，祗奉璇图，宪章前王，规矩先圣，崇至公于海内，行大道于天下，遂得八表乂安，两仪交泰，功成化洽，礼备乐和。展采东巡，回舆西土，途经兹境，抚事兴怀。驻跸荒区，愿为师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虽殿寝荒芜，旧基尚在；灵庙空寂，微烈犹存；孟轲曰自生民以来未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叹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赠太师。庶年代虽远，式范令图，景业维新，仪刑茂实”^[15]。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追封孔子为“隆道公”，谥“文宣”，确定了孔子谥号。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孰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已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於戏！楚王莫封，鲁公不用，俾夫大圣，才列陪臣，栖迟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寝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人其谓何？朕以薄德，祗膺宝命，思阐文明，广被华夏，时则异于今古，情每重于师资。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礼，载表微猷。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16]。“文”和“宣”是谥号，“王”是尊位，不是唐代皇帝以下王侯的王，而是孔子时代周天子武王、成王的王，此封号提高了孔子的等级。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亲临曲阜，“先是诏有司检讨汉武帝、唐高宗、明皇褒宣圣故事，且命辅臣议定。初欲追谥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以帝号，故第增美名，续奉敕改谥至圣文宣王”^[17]，加封制书说“王者顺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术以化民，昭宣教本。总百王而致治，丕变人文。方启迪于素风，思丕扬于鸿烈。先圣文宣王道膺上圣，体自生知。以天纵之多能，实人伦之先觉，元功佯于简易，景铄配乎贞明，惟列辟以尊崇，为亿载之师表。朕以寡昧，钦承命历，曷尝不遵守彝训，保乂中区，属以祗若元符，告成乔岳。观风广鲁之地，饬驾数仞之墙。躬诣遗祠，缅怀遐躅。仰明灵之如在，肃奠献以惟寅。是用征简册之文，昭聪睿之德；聿举追崇之礼，庶申严奉之心。备物典章，垂之不朽。诞告多士，昭示朕怀，宜追谥曰：玄圣文宣王”，五年因为“玄”字犯讳，改称“至圣文宣王”。“玄圣”本指有大德而无其位的圣人，首见于《庄子》，“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汉代历史学家班固首先以此尊称孔子，“悬象而恒文乖，彝伦斁而旧章缺，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淇业”。玄圣总给人以玄虚的感觉，不如至圣更好一些。至圣就是最高的圣人，在古代圣人很多，如孟子就说伯夷是圣之清者也，伊尹是圣之任者也，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而至圣就将孔子置于所有圣人之上。“至圣”最早来自司马迁的赞语：“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8]

西夏人庆三年（1146年），西夏仁宗尊称孔子为“文宣帝”，可能由于不知文宣王的王即周天子的王，也就是后世的帝，为了显示对孔子的尊崇而加谥。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七月，新即位的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制曰：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至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19]。加称的“大成”来自《孟子》，孟子赞颂“孔子，圣之时者也”后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之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20]赞颂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www.daowen.com)

明嘉靖九年（1530年），孔子庙经历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事件，即厘正文庙祀典。这次事件其实是一出双簧演出，大学士张璁在前，明世宗在后，“璁缘帝意”^[21]，张璁根据世宗的旨意上疏，请求厘正文庙祀典。

张璁上疏首先论证孔子封王的不合理：“夫子圣人，生不得位，没而以南面尊之，似矣。然王，君号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谥之，可乎哉？盖名者实之著也，无其实有其名，谓之淫名。夫子生不获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号归之，曾谓无实之称，足以荣圣人乎哉？《书》‘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古者治教之职不分，君即师也。二帝三王，尽君师之责也。若夫子则不得君而师者也。师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彼以王爵之贵为隆于称师者，习俗之见也。且历代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师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于屈，使孔子无其道，虽王天下岂足当万代之祀。称帝称王，岂若称先圣先师之合礼乎？”其次论谥号之非：“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岂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节惠立谥？文之为言，《谥法》有所谓‘经天纬地’者，孔子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以谥固亦几矣。若夫‘宣’之为言，《谥法》美者不过‘圣善周闻’而已，岂足以尽圣人之大德哉！”最后论祭祀孔子使用天子礼乐之非：“八佾十二笾豆，天子之礼，所以用于郊庙者也。古之诸侯，惟杞、宋得用先代礼乐，他虽周公有大功于鲁，用天子礼乐孔子亦不欲观，以其僭也。况今各府、州、县可僭天子礼乐乎？推孔子敬天之心，肯安然享之而同于天乎？”^[22]因此，他建议取消孔子和附享人物的封号、降低祭祀孔子的级别等。

明世宗将张璁的奏疏随即转交礼部会同翰林诸臣商议，但遭到群臣的反对。翰林院编修张兖、徐阶和都给事中王汝梅等极言不可。礼科都给事中王汝梅率领同官抗论说：“陛下万几之余，留神典礼，甚盛举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风纷起，今日献一议谓某制当革，明日进一说谓某制当复，国家自此多事矣。况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余年，纵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为未过，何必纷纷更易乎？”^[23]言辞不甚激烈，明世宗读过奏文后只是斥责他们违旨，并没有处罚他们。徐阶上疏陈述不能改易孔子封号的理由，字里行间则是直接批评：“陛下自即位以来，动以太祖高皇帝为法，太祖之在御，尝厘岳渎诸神之号，而独于孔子仍其王封，盖有不轻变之心焉。抑亦神岳渎而人孔子，其义固有辩也。”明世宗因徐阶的上疏而大怒，将徐阶贬谪为延平府推官。

孔子神牌尊号

明世宗更改文庙祀典志在必得，亲自上阵，撰写了《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记》。张璁也配合明世宗撰写了《孔子庙祀典或问》上奏。明世宗将它们全部交与礼部，令其速议更正。明世宗先严惩徐阶以示警戒，但此举并没有吓倒群臣。御史黎贯带领同官联名上疏说：“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圣祖登极，追崇德、懿、熙、仁四祖皆为皇帝，是亦周人推本之意，不以位论也。且初正祀典，天下岳渎诸神皆去其号，惟先师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拟祀天之礼，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虽拟诸天亦不为过。”^[24]“今必欲去其王号，以极尊崇之实，减笾豆乐舞以别郊祀之礼。夫有王号而后享王祀，居王居。若云先师则如高堂生、毛公、伏生之流。非惟八佾十二笾豆为僭，六佾十笾豆亦为僭矣，非惟像当毁，复屋重檐亦当毁矣。”^[25]疏中还说：“莫尊于天地，莫尊于父师。陛下敬天尊亲，不应独疑孔子王号为僭。”反对取消孔子的封号和谥号、降低文庙祭祀的等级。明世宗读出了影射他追尊生父为皇帝的意味，勃然大怒：“贯等谓朕已尊皇考为皇帝，孔子岂反不可称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幸亏都御史汪鋐施以援手，建议只处理倡议一人，黎贯被削职为民，其他御史幸免于难。^[26]

也许因为此前不久大礼仪之争的教训，朝臣们不愿再领受廷杖的滋味，所以这次厘正文庙祀典没有经过太多的争辩，明世宗就取得全面胜利：取消孔子等所有奉祀人物封号，废除孔子等人的塑像，将孔子由原来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改称“至圣先师”，大成殿改称“先师庙”，大成门改称“庙门”，等等。

清顺治二年（1645年），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上疏说：“臣闻备古今之至德者，宜享古今之隆称。昔孔子之赞乾坤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曰‘大成’，曰‘至圣’，洵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当之。今称‘至圣’而遗‘大成’，得毋乾坤之义未备乎？至曰‘文’曰‘宣’，按之《谥法》：‘经天纬地曰文，圣善周闻曰宣。’又洵非孔子之德兼君师者，莫能当之。今止称‘先师’而遗谥号。然则古今之英君谊辟，止曰‘某君某王’，而去圣、神、文、武之谥，可乎？”他建议“仍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之位’，庶至德鸿名，昭代倍为阐扬，祀典于焉有光矣”。皇帝将奏疏交由礼臣讨论后，改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但此称号仅延续了十二年又改回“至圣先师”。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封孔子嫡孙孔德成先生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孔子称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