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别，是为常识。但将今文、古文分为两大派，则似乎并非很久远的事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用这样分派的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这部书的初版，是成都尊经书局在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刊刻的，迄今已逾百年，但从整个经学史的演变而言，这仍是一种晚近的学说。”^[1]近读与廖平同时代的经学大家刘师培的相关论著，发现一些经学分派之说早于廖平的线索。出于完善经学史的考虑，将此读书一得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在1905年发表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刘师培指出：“武进刘逢禄、长州（洲）宋翔凤，咸传庄氏（庄存与）之学。……宋氏之学与何氏（何休）略同，作《拟汉博士答刘歆书》，又作《汉学今文古文考》，谓《毛诗》《周官》《左氏传》咸非西汉博士所传，而杜、贾、马、郑、许、服诸儒，皆治古文，与博士师承迥别，而今文、古文之派别，至此大明。”^[2]此言已点明，“今文、古文之派别”，在宋翔凤那里，已然“大明”。宋氏若果有此一说，时间上自然是早于廖平的。

宋翔凤，字于庭，曾号瘦客，江苏长洲人。他卒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生年则有数说，《清史稿》说他享年“八十二”，^[3]即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生，持此说者较多。嘉庆五年（1800年），宋翔凤举于乡，官湖南新宁县知县。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大挑授泰州州学，后任安徽旌德县训导等，终以州牧致仕。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论语说义》《论语郑注》《五经要义》《过庭录》《朴学斋文录》等。在《汉学今文古文考》中，宋翔凤说：“至孝武始绌百家立五经博士，又置弟子员以转相教授，于是有博士所传之学，如《易》之施、孟、梁、邱，《书》大小夏侯、欧阳，《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公羊、穀梁，并行于世。其后《易》有费直，《书》有孔安国，《诗》有大小毛氏，《春秋》左氏，《礼》有古周礼，无博士，但行民间，称古文家。遂以博士所传为今文家。西京之世，自朝廷以至乡党，文章议论，罔不为今文家说。……至哀、平间，刘歆始言古文，其为《七略》，尊古文独（疑为“独尊古文”）。至王莽柄政，遂用其说，古文诸经俱藏中秘，博士多未见，绝无师传，歆既典校，因任意改易。……建武中兴，立明堂、大学之仪，集诸儒于白虎观，当时仍依用今文，而又以六纬为内学。纬书虽多窜入，然其大旨，亦不离于今文。当时学者，惟杜林、郑众、贾逵、服虔、许慎、马融、郑元^[4]诸家好言古文，其书之传者，惟许、郑两家。许慎《说文解字》引古文经以证六书，郑元辄以古文读正今文之字。知古文家专明训故，其谈先王之制、为政之体，非博士所传，不可依也。”^[5]从这一段文字来看，宋翔凤将今文家和古文家之传承系统、区别所在分辨得清清楚楚，家派意识十分鲜明，已然是在整体上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为两派。当然，出于今文家的固有立场，宋翔凤认为古文诸经“博士多未见，绝无师传，（刘）歆既典校，因任意改易”，显示出对古文经的不信任态度。而且说“古文家专明训故，其谈先王之制、为政之体，非博士所传，不可依也”，即谈“先王之制、为政之体”必须依今文经。这类见解，固然也有其他今文学者如刘逢禄等谈过，但从今文、古文分派的角度谈对古文经的看法，则应属宋翔凤的创造。就此而论，刘师培所言不虚。

宋翔凤在整体上论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为两派的同时，专以古文经典《周官》为例展开其主张，说：“今文家传《春秋》、《论语》，为得圣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传，自七十子之徒，递相授受，至汉时而不绝，如《王制》、《孟子》之书所言制度，罔不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经于屋壁，西汉之末，录之中秘，谓是周公所作，凡他经之不合者，咸断之曰夏、殷。其实《春秋》为孔子所定，本尧、舜、文王之意，述三代之制，斟酌至当，百世不易。孟子得《春秋》之传，故称周公封鲁，太公封齐，为方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则大国百里不可逾也。《周礼》之传，无所师承，或者战国诸人刓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以合其毁坏并兼之术，故何君讥为战国阴谋之书。马、郑两君笃信古文，辄就《周礼》转诂他经，几使孔、孟之所传分为两家之异学，积疑未明，大义斯蔽，后之儒者不可不辨也。”^[6]在这里，宋翔凤所言《周官》“无所师承”“为战国阴谋之书”之类见解，皆为何休、刘逢禄已有之说，但宋氏在论述《周官》不同于今文经学时，特别强调今文经学的《春秋》《论语》《王制》《孟子》等经典和七十子、汉博士等对之的传承，“所言制度，罔不合一”，实则具有从今古文两个派别对立的高度来总结的意味；而且他强调古文经学是“就《周礼》转诂他经，几使孔、孟之所传分为两家之异学”，表露出以《周官》为古文经学之宗的观念。进而言之，宋翔凤明确从制度上肯定今文经学的无不合一，更带有在制度层面区分今古文经学之意，而其所谓“制度”，也就是礼制，“这些都是后来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的基本观念”。^[7]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生著述极丰，经学凡六变，其中以今文、古文之分为主旨的，是初变和二变；初变的特色是平分今古，二变的特色是尊今抑古；时间在光绪九年（1883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之间，代表作是《今古学考》《辟刘篇》（后改订为《古学考》）和《知圣篇》。在《今古学考》中，廖平认为：“今古二派，各自为家，如水火、阴阳，相妨相济。原当听其别行，不必强为混合。”^[8]即今文、古文两派，犹如水与火、阴与阳，是全然对立的。这是《今古学考》一书的根本宗旨。以此为基础，廖平提出一系列主张，如“经在先秦前已有二派，一主孔子，一主周公”^[9]“西汉今学盛，东汉古学盛。后盛者昌”。^[10]而且特别强调区分今文、古文两派的标准主要在礼制而不在文字，说：“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予治经以分今、古为大纲，然雅不喜近人专就文字异同言之。二陈（陈奂、陈立）虽无主宰，犹承旧说，以礼制为主。”^[11]廖平自承其所创今古文分派说多源于许慎《五经异义》，对此，李学勤先生已做精辟阐发，^[12]兹不赘。

宋翔凤和廖平虽同属今文系统，但笔者所见文献却很难证明两人之间的学术联系，尽管在以礼制区分今古文方面两人有共识。作为清季今文学的大师，或许廖平参考过宋翔凤这样的前辈的相关论述，但因其仅言今古文分派之说源于许慎《五经异义》，而未言其他，故对宋翔凤是否曾影响于他，只能存疑。有一点当然必须承认，廖平的今古文分派说较之宋翔凤要系统、明确、全面得多，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本为古文经学的传承人，一向尊崇惠（栋）、戴（震）之学，反感今文经学。不过在贬低今文经学的大前提下，他并非对清代今文学者的建树一概抹杀，在肯定宋翔凤判明今古文派别的贡献的同时，还说宋“以《公羊》义说群经，以古籀证群籍，以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会通众家，自辟蹊径，且崇信谶纬，兼治子书，发为绵渺之文，以虚声相煽，东南文士多便之”。^[13]这样的论断，褒贬相宜，分寸得当，显示出超越经学门户的卓识。

【注释】

[1]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张岱年等：《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2]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8页。

[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宋翔凤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68页。(www.daowen.com)

[4]按：郑元即郑玄。清代避康熙（玄烨）讳，改“玄”作“元”。

[5]宋翔凤：《汉学今文古文考》，《朴学斋文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版。

[6]宋翔凤：《论语说义一》，《清经解续编》卷七十一，《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10册，第1895页。

[7]参见黄开国：《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64—265页。

[8]廖平：《今古学考》卷下，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67页。

[9]廖平：《今古学考》卷上，《廖平选集》（上），第37页。

[10]廖平：《今古学考》卷下，《廖平选集》（上），第86页。

[11]廖平：《今古学考》卷下，《廖平选集》（上），第79、89页。

[12]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国学今论》，第125—135页。

[13]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