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在《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中，提出了徐复观所描绘的中国文化图像三个方面，分别是：“（1）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传统以专制政体为其主要特征，以‘君主主体性’为其本质，对农村社会压榨，并扭曲先秦儒家政治理想；（2）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以农村为其特质，中国文化之精神具体表现在农民生活之中；（3）中国文化中的思想主流是以经世济民为取向的儒家思想，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与专制政体进行战斗。”[5]黄俊杰对徐复观的阐释包含着重要的创造性。在此前徐复观思想研究中，徐复观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是被着重强调的，尤其是在大陆学者的研究中，虽然关注到徐复观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有区别，但往往依然被混淆。黄俊杰的阐释，不仅仅抓住了徐复观人文主义思想与儒家传统的血脉相连之处，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徐复观思想中的乡土面向。我们应该知道，即使回到徐复观的思想文本中去，徐复观对农村社会与乡土传统的论述在数量上也是很少的，并且只是在不多的几篇文章中带着很强的感性成分将之与中国社会的理性思考联系在一起。黄俊杰却将之作为徐复观中国文化图像的三方面之一，实际上揭示出了徐复观思想中更深的层面，是具有独创性的。

顺着黄俊杰的揭示，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梳理徐复观对乡土社会的强调，可以发现在其显见的道德政治构架中其实有一种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上的“农本政治”的信念。

1943年，徐复观从重庆回到鄂东家乡，决意隐居种田，他说：“希望能从可以预见的世变中逃避出去。但因偶然的机会，引起一种愿望，想根据自己所得的一知半解的社会思想，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把当时庞大而渐趋空虚老大的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民主政党。”[6]所谓“偶然的机会”，是指在1943年，徐复观奉命到延安去担任联络参谋，时间达半年之久。在延安的半年，徐复观除系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外，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给予关注，并有了自己的深入体会。回到重庆后，徐复观根据自己的观察，于1944年3月写了一篇报告，这份报告虽被递入国民党高层，但并未引起重视。在这份报告中，徐复观正面提出了“农本政治”。他说：“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份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历史上，必书生与农民结合，（如谭戚、曾左之练兵，）都市与农村相结合始能发生真正之力量，造成巩固之基础。……且必须能与农民以同志关系相结合之书生，乃为真正有用之书生，否则为百无一用之书生，甚且为敲脂吸血之书生矣。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7]

徐复观在此所提出的“书生与农民之结合”基础上的政治，正是周代以礼俗互动为核心的政治传统。但特别应注意的是，在写此报告之前，徐复观确然是没有研习“三礼”的，甚至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读都是在此后的一年。1944年，徐复观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拜谒熊十力，之后才开始矢志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此提出的“书生与农民之结合”的农本政治，合乎礼俗互动，但绝不是出自学术研究，而应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深厚乡土情怀在经中共政治实践之观察后的直觉感兴。事实上，在徐复观的治学中，纯粹的学理研究所道出的结论，其真正动力往往是价值直觉。(www.daowen.com)

1944年之后，徐复观投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读中。此后，在熊十力、牟宗三等学者的提拔下，徐复观入学术之堂奥渐深而偏离政治愈远。1955年，他入职东海大学，完成了从军人、政治家向学者的转变。在完成学者身份转变后，徐复观对现实的关注从未减弱，他以自己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中所领悟到的人文主义而对现实给予热烈关注，在各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去向的论争中与胡适、钱穆、殷海光等人争得不可开交。但是，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徐复观此时的思想与此前相比，却呈现出单极化特征，就是仅仅关注知识分子与君主专制之间的对抗，对乡土社会的政治意义却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这正造成了徐复观政治思想中的问题。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徐复观自我身份认同的变化。在1943年时，徐复观的自我认同是从农民向军人、政治家奋斗的个体形象，因此，他能在对中共的观察中从自己的乡土身份出发而对乡土的政治意义给予认同。但在1944年之后，他从军人、政治家变成了学者，大学校园里的朋友同事，尤其是与其进行论争的他的对手们，天然地都从知识分子前提出发谈论问题，正是在这种综合性的氛围中，徐复观的自我认同开始倾向于知识分子，这导致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意义给予了更多关注。

1963年，徐复观发表了学术散文《谁赋豳风七月篇——农村的记忆》。这篇文章感性十足，充满了徐复观特有的一往情深，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咏叹中国渊深的乡土社会。首先，这篇文章的写作契机与原因值得关注。在此前一两年，比较重大的事情是，徐复观与胡适就中国文化的问题发生激烈论战，而胡适在此论战的后一年（1962年）突然去世。徐复观后来对此次论战的一个总结就是，此次论战其实是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另外，1963年，徐复观61岁，按照民间纪年是60岁整了。60岁是中国人生命传统中的一个节点，这对于感性而充满人生整体意识的徐复观来说，不能不有所触动。可以认为，年届六十而对自己的一生做短暂回顾，应是徐复观写作《谁赋豳风七月篇——农村的记忆》的直接原因，而与代表西方自由知识分子传统的胡适的论争，则是写作这一篇文章的一个反向契机。其次，这篇文章所申发的对乡土社会的积极肯定特别值得关注。在这篇文章中，徐复观写道：“我的生命，不知怎地，永远是和我那破落的湾子连在一起；返回到自己破落的湾子，才算稍稍弥补了自己生命的创痕，这才是旧梦的重温、实现。”[8]徐复观对乡土社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性给予高度肯定，他说：“我们说农村是落后，这是拿外在的东西作尺度说的。若就一般农民作人作事的基本精神而论，则我觉得不仅不是落后，而且是中国能支持几千年的一种证明；也是中国尚有伟大的潜力，尚有伟大的前途的一种证明。”[9]这已不完全是感情用事，而是包含了深刻的理智思索。肯定乡民主体在中国社会传统中的积极意义，这在1944年的相关文章之后，《谁赋豳风七月篇——农村的记忆》是最能正面、完全体现的作品，应特别给予重视。但可惜的是，此文之后，徐复观的思路又在知识分子氛围的总体拖曳之下重回道德政治之途，而使此文中所包含的接续1943年“农本政治”思考而使其光大之可能性于此夭折，甚为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