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徐复观“忧患意识”提出的原始思想史语境，我们尝试从其思考的源头处与其一同思考。徐复观“忧患意识”的提出，来自对“殷周之变”这一重大史实的深入解读，下面我们的解读将对以下结论给予揭示：殷周之变中，士人群体“忧患意识”的发生只是一方面，与“忧患意识”同时发生的是农民群体的“崇敬意识”；“忧患意识”形成了礼治传统，而“崇敬意识”则形成了民俗传统，礼治传统与民俗传统相互结合，形成了周代政治传统的内涵。

在中国历史上，武王克商，以西鄙的蕞尔小国而攻陷商朝，引发了后世许多思想家的思考。武王克商之后，这个新王朝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殷遗民问题。周代之前夏、商两代，原始祭祀文化高度发达，尤其是商代，更是无鬼不敬，孔子所谓“殷人尚鬼”，就是对商代原始祭祀传统的准确概括。商人因对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敬而发展出了人格神“帝”，天地四方也被想象成人格神给予崇祀，还有其他大大小小数之不尽的自然神祇也在商人的崇祀之列，这显示出商人浓厚的“尚鬼”传统。但商人传统并非全是“尚鬼”，他们也崇祀祖先神，认为祖先是其上帝以及其他自然神祇之间的中介。因此，在商人传统中，“尚鬼”与“敬祖”其实同时存在，但后者没有前者根深蒂固，这是事实。

武王克商之后，殷遗民给新王朝带来了直接威胁。在当时的周王朝中，传统上的周人仅占极少数，大部分是原始氏族部落的后裔与殷遗民，而殷遗民所占人数尤多。一开始，周王朝采取对殷遗民原地监控的方式，但发现效果很不理想，因为殷人在自己原先的土地上，虽然已然亡国但信仰未曾消失，因此仍有很大的凝聚力量。后来，在武王讨伐东夷归来之后，就改用移民策略，将殷遗民大量迁离其原来居住地，迁移到洛邑与周姓诸侯的属地，使其离土离乡，加以监管。

当时周王朝基本的城乡组织形式是“乡遂”制，即以诸侯与贵族所居的“国”城为中心，成同心圆，而在外层的是“乡”，居住的是周人后代、没落的殷贵族遗民及因军功而受封的农民，他们被称为“士”。“乡”之外层是“野”，所安置的就是那些被迫离土离乡的殷遗民，他们作为诸侯附庸被安排在乡“野”中劳作。周王朝通过移民而实现对殷遗民的统治的目的，不再是要强制殷遗民卑服，而是要使殷遗民先离土离乡然后重新乡土化，使其在新的乡土生存环境中重建信仰传统，从根本上做到使民自治。殷遗民在新的乡土环境中展开了深刻的文化适变。这种文化适变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他们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出发，发展出各种满足生存欲望的因地制宜之生活样态；另一方面，生存欲望本身所产生的自我困扰，必然又使其寻求对自身欲望的克制，但对殷人而言，移民迁徙已大规模破坏了血缘关系，因此祖先崇祀不再具有足够的自我约束力量，而其文化传统中的“尚鬼”传统即原始崇祀传统，本来就产生于对自然神的崇拜，因此，在新的乡土环境中得以保留并成为殷人实现自我克制的重要文化资源。这样，在新的乡土环境中，殷遗民因地制宜变通并经原始崇祀自我约束而形成了一种民俗传统，这种民俗传统是在其离土离乡中生成的一种自治形式。

与此同时，另一种文化适变也在发生着，其主体是居住在“乡”中的“国士”。西周时期，“国士”主要由周人、殷商破落贵族及因战功而获得土地封赏的农民组成，“国士”的主要社会职分是卫戍国家。“国士”们居住在“国”与“遂”之间，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处于作为统治者的王侯贵族与作为被统治者的乡民之间，而这在根本上又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在西周，殷民，也就是乡民，没有自己的土地，而“国士”有地。国士的土地一开始是由君王封赐，但随着后期土地兼并买卖的盛行，许多国士的土地其实是由兼并买卖而来，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士的土地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周王朝。一方面，国士们的土地来自国家，他们的职分又是保卫国家，这决定了他们要为当政者着想，要为政治统治寻求贴合的自然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国士们的土地受封于君王，但帮其耕种的人是“乡”民，而且在土地兼并买卖大兴之后，国士们的土地就更依赖于“乡”民们的主动付出，所以国士们与“乡”民之间具有经济同盟关系。

在此冲突中，国士同样发生文化适变，其文化适变的内容是：国士兼顾并汲取“乡”民们的文化传统，但并非是其文化传统中的“尚鬼”方面，而是其敬祀祖先的宗法崇祀方面，即抬高殷人传统中的宗法崇祀而对其神秘崇祀给予淡化。国士对待殷人传统的选择性利用，其实包含深意。“尚鬼”传统，建立于人与大自然往还中的神秘体验之上，有鬼而无人，偏向宗教超验而难以被纳入专权政治；宗法崇祀，崇敬的对象是自身包含历史时序价值的祖先体系，由此可以顺利过渡而入专权政治，故国士们扬彼抑此。但扬彼抑此并非去彼取此，在其所推扬的宗法崇祀中依然为神秘崇拜留下了空间。(www.daowen.com)

国士群体从其时代境遇出发而进行的文化适变，是徐复观提出周代“忧患意识”发生的具体语境。如前所言，“忧患意识”的核心乃是人们在现实危境中而对自身之“天然责任”的醒悟，宗法崇祀以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的祖先之神为崇祀对象，“自我”与“祖先”先天的关联就是最重要的“天然责任”，落实下来就是“礼”。

徐复观提出的“忧患意识”，其实是从国士群体的文化适变中产生，这一结论也暴露出其对殷周之变之阐释的偏颇之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殷周之变的文化适变发生在两个层面，分别是乡民群体之民俗传统的产生与国士群体之礼治传统的产生，但徐复观“忧患意识”的考察仅仅顾及了一个方面，而这个两面文化适变的互动，即礼俗互动，才真正构成了西周礼治政治的全幅含义。

这里简要阐明“礼俗互动”何以应是礼治传统的全幅含义。礼俗互动，即乡人群体建立在原始崇敬基础上、以神秘体验为核心的民俗传统，与国士群体的宗法崇祀，必然结合在一起并互为保障：一方面，于国士群体的“宗法崇祀”而言，由“宗法崇祀”所产生的人格价值秩序、君权秩序，要在民俗传统的“神秘崇祀”中实现崇敬化，才能真正在俗民中成“敬”，落实下去，成为现实政治；另一方面，于乡民群体的“神秘崇祀”而言，则要通过“宗法崇祀”而获得人间化落实，实现对自身功利欲望的克制，由对鬼神之“畏”而产生对圣人、君王的“敬”，认识到自我的社会职分，安居乐业，完成社会凝聚，作成政治。因此，“礼俗互动”之礼治政治的首要前提，是宗法崇祀被“崇敬化”与神秘崇祀被“安分化”或“社会化”；然后，在乡民与国士经此互动而实现社会性绾结的前提下，君主政治才顺着由国士群体开辟出的宗法崇祀而进入礼俗互动的结构中，实现乡民群体（民）、国士群体（士）与君主统治（君）的政治共舞。此政治共舞的核心认同是共同的“敬”，乡民由“畏”而“敬”，国士由宗法崇祀而“敬”，君主只是作为三种力量中的一极，自然而有“敬”意。以此“礼俗互动”角度切入对周代礼治政治的理解，尤其是切入对“三礼”的解读，可得到明确的印证，在此不赘。

礼俗互动，即在“崇敬化”与“社会化”的互动逻辑中乡民群体与士人群体联合而与君主政治共舞，这是周代礼治政治的整全含义，此一含义在春秋战国“道术为天下裂”中逐渐湮没，而在孔儒学术中得以保存其大概，但孔子对乡民之鬼神传统也已经开始“不欲观”了。孔子之后，礼俗互动传统在孟子学术中彻底丧失，但在荀学中保存了完整性。

礼俗互动的失落，于徐复观而言，又有其具体原因。徐复观生长于农家，于乡土感情尤其浓厚，对乡民群体更是念念不忘。但乡土感情深厚与将乡土感情转化为学术信仰之间毕竟是有间隔的。徐复观的乡土感情转化为学术信念，经历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折过程。大略言之，在其45岁自述“乃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之前，徐复观虽出身行伍，但他从自身的乡土感情出发，在文章中表达了在政治架构中对乡民的重视。45岁开始研究新儒学传统之后，从大陆来台湾，入职大学专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各种论争，直到1963年《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出版，徐复观的政治观念几乎完全是在儒家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得以发展，这是其提出“忧患意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与论争中，乡土与乡民在其观照视野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但就在1963年，他写了《谁赋豳风七月篇——农村的记忆》，这可视为其乡土感情的复活。因此，将徐复观所提出的“忧患意识”放到这样一个考察谱系中，我们可以明白，徐复观政治思想中的乡土本位，也就是“乡土政治”并非完全是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