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共同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有学者指出，“‘文昌帝君’系由道教将古代巴蜀民众对‘梓潼神’的崇拜与先秦以来对‘文昌’的信仰结合而成”[51]。魁星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中国古代天文学二十八宿中有“奎星”，东汉时期的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后世因此附会为神并加以崇祀，后来又将“奎星”改为“魁星”。自宋代后期，就有一些书院建魁星楼、文昌阁等，祭祀文昌帝君和魁星。[52]如宋淳祐间，江西高安西涧书院祭魁星，希望“邀灵于星，文刃恢恢”，“春榜蜚英，禹门之雷。昨庭唱胪，百花之梅。万里荣途，瑞庆大来”。[53]江西南昌豫章书院自南宋开始，即建有文昌阁，祭祀文昌帝君。[54]到书院发展后期，对文昌帝君与魁星的祭祀已成为各地不同类型书院中比较普遍的情况。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建有魁星楼、文昌阁，在一些规模影响较小的书院，祭祀文昌帝、魁星以求多发科第的情形也相当常见。

书院对文昌帝君和魁星的祭祀，以追求科名利禄、祈禳文运为目的。清人唐昌恺在《补修凤山书院文昌阁碑记》中说道：“夫地以人灵，人以地杰，凡峙流拱卫之处，有不足者尚宜补修。矧帝君掌人间禄秩，司科甲权衡，其居歆之神宫较培地脉文笔为更急矣。”[55]对文昌帝君和魁星的祭祀，是民俗文化渗透进书院的表现。各地书院对文昌帝君、魁星祭祀的情况怎样？文昌帝君与魁星祭祀以追求科名利禄、祈禳文运为目的，而对儒家先圣先师、历代大儒祭祀则以倡扬道统为目的，二者是如何共存于同一文化空间的？

现以岳麓书院为例说明清代省城书院的情况。据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载，岳麓书院在康熙七年建文昌阁于讲堂之后，供奉文昌帝君。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湖广总督毕沅又捐金百两建魁星楼于岳麓书院。[56]如果把书院文庙祭祀和对文昌帝君祭祀加以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乾隆时期书院在文庙和文昌阁的祭祀是合规制的。据罗典《新增丁祭公费记》记载，书院春秋丁祭和其他祭祀府署共拨银十四两，祭祀规格则是文庙用太牢礼，文昌阁用少牢礼。[57]到了嘉庆时期，情况发生变化，文昌阁祭祀由院长袁名曜领头，筹措捐银壹仟零陆拾伍两正，并购置专门的祭田，祭祀时间改在每年二月初三日，祭祀规格用太牢礼，祭祀经费有银二十两。[58]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嘉庆元年孔子春秋二祭和书院另十几处祭祀，每年经费只有银十四两，加上学生等捐银二百两每年生息的经费，也不会超过二十两。[59]从上列数据可以看到，在岳麓书院，文昌祭祀经费和规格都超过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大儒，这说明以弘扬儒家道统为主的文庙祭祀，已受到以追求科举功名、祈禳文运为主的文昌帝君、魁星祭祀的侵蚀和排挤。

更有甚者，在有的书院中，以追求科举功名、祈禳文运为主的民俗文化传统已经独占了书院的祭祀空间。创建于同治八年（1869）的广东应元书院，在当时广东书院中是层次最高的，但从书院祭祀支出的规定上看，其祭祀对象仅仅包括文昌帝君与大魁星君，而无其他。[60](www.daowen.com)

在府县书院，也可以见到对文昌、魁星的祭祀不断受到重视的情况。湖南宁乡的玉潭书院，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是以大儒胡五峰和张栻为道脉传承的。在乾隆时期，书院祭祀仪注记述的顺序是先祀胡、张，然后祀五侯（有功于书院之人），最后是文昌、魁星。[61]到了嘉庆年间，却是先祭祀文昌、魁星，再是胡、张，最后是五侯。[62]从这一祭祀顺序可以看出，清代玉潭书院的祭祀仪式有一个有以道学人物为重到以文昌、魁星为重的发展过程。

此外，从玉潭书院祭祀的规格看，这种轻重转移也表现得很明显。乾隆时，文昌帝君没有单独的祭祀礼仪，魁星祭祀不仅顺序排后，祭祀礼仪也简单，“按凡乡试，行一跪三叩”礼。而到了嘉庆年间，则文昌祭祀仪式单独列出，其祭祀规格行太牢礼，比胡、张二人的祭祀规格高。而胡、张的祭祀规格的变化则恰好相反，先是以少牢礼，且分诵祭文，到嘉庆时虽仍为少牢礼，但只有一篇祭文，理由是“两贤在一祠，难以分祭，故易以合飨文”[63]。显然，这一理由并不充分，从中可以看出对胡、张祭祀的重视程度下降了。在张思炯《重修玉潭书院辑略·礼文》中有一段议论，从中可以略窥当时书院儒者重视文昌、魁星祭祀的原因：“近世各书院皆以祀文昌、魁星为主，良以二神默司科名，祀之亦功宗之意欤！”[64]在县一级的玉潭书院，民间求取功名利禄的观念慢慢地渗透到书院之中，并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在一些书院，祭祀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文化观念与民俗文化观念之间呈现出反复的此消彼长的状态。四川方亭书院建于乾隆年间，书院初创时，孔子圣像“迎安于中堂，并设有祭器”。后来，书院极其重视文昌帝君的祭祀，将孔子圣像先移至魁星阁楼下，后又移至文昌祠后殿：“邑令石君迁奉于魁阁楼下，继有道人张礼清者请奉于文昌祠之后殿，已历有年矣。”到邑侯任思正时，认为“以圣人居于文昌祠后，固未安妥”，于是在书院后建圣像楼以供祀孔子。圣像楼建成后，书院建筑布局为“登楼（圣像楼）瞻瞩，前标魁阁，左翼文昌，书院在中”。[65]孔子圣像在书院祭祀空间位置的变化，反映的是不同文化观念在书院祭祀空间中影响力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