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祭祀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崇仰道统，通过祭祀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宣示儒家道统，使其道统观念深入人心。在朱熹等大儒看来，书院祭祀就是要从精神实质、理论趋向上表明对祭祀对象的认同及对其精神方向的继承，是一种道统意识。朱熹曾指出，“惟国家稽古命祀，而礼先圣、先师于学宫，盖将以明夫道之有统”[29]。在《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中，朱熹非常明确地从弘扬、接续道统的角度来对周敦颐进行定位，理解祠祀周敦颐的意义，道统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30]朱熹曾在竹林（沧洲）精舍祭祀中将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列为祭祀对象。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他着重标举道统，以传承道统为线索，将祭祀对象纳入传承谱系，将他们视为道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接续者、体现者，所表现的是自己对道统的理解。[31]朱熹所要彰显、光大的是儒家的道统，希望以书院作为倡扬、光大道统的重要基地。在朱熹看来，书院祭祀就是宣扬道统的一种手段。

朱熹通过书院祭祀以宣扬道统的做法，在宋末就已经得到后学的继承与认同。宋末理学家王柏在《上蔡书院讲义》中谈道：“恭惟圣天子尊崇道统，表章正传，学校之外，书院几遍天下。”[32]宋末元初理学家熊禾在《建阳书坊同文书院疏》中也说到，书坊同文书院之建，“于以尊崇往圣之道统，于以培植昌运之人才”[33]。宋端平二年（1235），江苏平江官员曹氏等“并祠筑室以舍学者，买田收谷以食之，而储和靖与其师若友之书于中”，建成虎丘书院，供祀理学学者尹焞（和靖），刘宰作记称曹君建祠筑室之举意义重大，“上而光昭我高宗皇帝圣德之大，下而迓续我和靖先生道统之传”。[34]宋宝祐五年（1257），湖南宝庆府建成濂溪书院祠周敦颐，“中为先生祠堂，祠先贤于东西序以侑焉。其后为讲堂，直舍、斋庐、门庑、庖湢皆备”[35]。学者高斯得为之作记，称颂周敦颐“卓然特立于群，圣人绝响之后，亲承洙泗道统之传”[36]。显然，在朱学后学看来，书院祭祀与宣扬道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通过书院祭祀以阐扬道统的做法，在后世成为共识。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指出，元代书院广为祭祀朱熹，就与当时人们对朱熹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认同有关。[37]如元人王恽《饶州路创建书院疏》称，“于饶州路择湖山胜地创建书院，中起文公祠堂，教诲子弟，奉承香火，上祝圣寿无疆，次为宗族朋从，续考亭道脉之传”[38]。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汪晋征在《还古书院祀朱文公议》中更明确地指出，“书院祀先贤，所以正道脉而定所宗也”，“凡讲学之区，皆当祀朱子以定道脉之大宗也”[39]。为祠祀朱熹而建于康熙六十年（1721）的汉口紫阳书院，表现出强烈的道统意识。《紫阳书院志略》卷二首揭道统源流，认为“宋濂溪周子得孟子不传之统……周子传之二程……二程传之杨子……杨子传之罗子……罗子传之李子……李子传之朱子”。[40]在祭祀朱子的《春祭文》《生日祭文》《秋正祭文》《忌日祭文》中分别提到，“夫子道统，远绍洙泗”，“维我夫子，日照月临，扶道统于将绝”，“於惟夫子，仁熟义精，继道统于千圣”，“夫子之生，为千秋之道统而笃其生”。[41]乾隆初年，《还古书院志》卷四《祀典》中还明确指出：“建院必先所尊，祀孔子、配朱子，尊道统也。”[42]

书院祭祀中的道统意识，在书院祭祀对象的选择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在儒家的道统传承谱系之中具有确然不拔的地位，因此书院祭祀首重祭孔。所有书院都有祭祀孔子的礼殿或文庙。如长沙岳麓书院的祭祀孔子活动，就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朱洞创院之时。[43]到咸平二年（999）李允则重修书院后，书院的祭祀活动不仅恢复旧制，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了专供祭祀之费的“水田”。到北宋末学者张舜民游岳麓书院时，仍见“岳麓书院有孔子堂、御书阁，堂庑尚完”。[44]白鹿洞书院在宋初也有祭孔活动。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诏令给全国各地学校、书院发送国子监印本经书并修缮孔子庙堂。咸平五年，白鹿洞书院得以修缮，“又塑宣圣十哲之像”[45]。此后历代书院中，对孔子的祭祀一直是最重要的内容。(www.daowen.com)

除孔子之外，书院还祭祀历代著名的儒学大师。上文提及，南宋绍熙三年（1192），朱熹建竹林精舍于考亭，祀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七位学者。其中前六位为北宋理学家，朱熹对他们相当尊崇，曾作《六先生画象赞》称颂他们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46]又如宋淳祐元年（1241），知军江万里兴建白鹭洲书院，“立文宣王庙、棂星门”，“又建祠祀二程夫子，益以周、张、邵、朱为六君子祠”。[47]又如元延祐元年（1314），岳麓书院开始祭祀朱熹、张栻于诸贤祠中，到明弘治年间，又建崇道祠专门祭祀朱、张二人。[48]此后数百年间，岳麓书院对朱、张的祭祀一直延续。又如康熙年间，云南崇正书院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理学家。明代大儒、白沙心学传人湛若水更是“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49]在白鹿洞书院历代的祭祀对象中，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朱熹、陆九渊、黄榦、蔡沈、林择之等儒学大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儒学大师，被认为是传承圣人之道的重要力量，对他们的祭祀实际上是从道统角度着眼的。元人黄文仲在讨论祭祀先圣和祭祀先贤的关系时曾说：“凡书院，皆为先贤作也。先贤能传先圣之道，以植世教，故师之。先贤之上祀，先圣祖之也；先圣之下祀，先贤宗之也。祖一而宗分，是以所祠或不同焉。”[50]

书院对孔子与历代儒学大师的祭祀，最为集中地体现出书院祭祀的道统意识。道统观念涉及儒家学者对儒学的本质与精神内核的理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书院是儒学的象征，是儒学知识生产、价值观念传播的场所。书院祭祀中的道统意识，是书院文化空间中知识分子阶层文化传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