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建筑在体现知识分子阶层文化价值追求的同时，也多有体现民俗文化层面的内容。如在岳麓书院的建筑中，就包含了很多民俗文化的因素。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赫曦台为书院戏台，前后开敞，前台正对书院大门和讲堂。赫曦台左右两壁书有“福”“寿”二大字，外墙画有《张良进履》《老子出关》《加官进禄》《拾玉镯》等戏曲故事图案，台内藻井图案有太极八卦图，也有蝙蝠图案（寓“福”）、“寿”字等。岳麓书院正门两侧的汉白玉抱鼓石所雕刻的图案纹饰为三狮戏球（吉祥如意）、梅兰竹菊（君子风度）、芙蓉锦鸡（锦上添花）、鹭鸶清莲（一路清廉），其文化含义既涉及知识分子阶层文化层面，也涉及民俗文化层面。

我们可以对书院的建筑格局略作探讨。笔者以为，中国传统建筑群落就是借助传统的宇宙化生观念，以自然山水风气为媒介，附会灾祲福祸等意识，以趋利避害、获取功名利禄为目的的思想观念，这属于民俗文化范畴。如果说书院建筑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为了体察天地之道，获取天地生气，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圣贤境界，那么书院建筑的格局则与现实生存的趋利避害、利禄追求直接相关。

书院建筑的格局可以从“龙脉”与“方位”（主要是朝向）两个方面来说明。龙脉常指一组连绵不断、蕴藏生气的山脉，如清人认为岳麓书院之脉自衡山而来，“衡岳位离，为文昌之府，而岳麓终之，七十二峰至此结聚矣”[17]。在此以岳麓书院为例，考察历代书院学者对龙脉的看法。从宋代开始，即有涉及书院格局的记载，但很少涉及龙脉概念。张栻在给朱熹的信中谈到当时有人觊觎书院的格局，企图占用：“书院相对按山，颇有形势，屡为有力者睥睨作阴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环绕，大江横前，景趣在道乡碧虚之间，方建亭其上，以风雩名之，安得杖履来共登临也。”[18]张栻所谈书院地理形胜的意义，显然在于登临游览与体悟道义，而非灾祲福祸、功名利禄。直到明末，山长吴道行主持修撰的《重修岳麓书院图志》中，仍批评将形胜与福祸相附会，认为书院立疆界，是为了抗拒睥睨风水者据书院地盘为一家之私。他批评当时“缙绅之士多汩没于风水”，“因野师神郭璞之术，屡掘其亲之棺而改迁之，逆理甚矣”。[19]但到了清代，格局龙脉所包含的文运、福祸等观念则已经为书院士人所吸纳。这一点从清代山长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周玉麟《岳麓续志补编》关于岳麓书院龙脉受到破坏案件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据记载，嘉庆十九年，“绅士丁礼门等赴院、司、道、府各宪呈控”善化县龙王坑、刀背仑、大地岭等处有人违禁凿石烧灰，“有伤岳麓来脉”。后来官方下令禁止，并在书院二门内立“岳麓来脉宪禁开凿勒石”。[20]此后，同治七年，官方又出告示，在岳麓山“禁止私砍私葬”。[21]同治十年，官方又出“岳麓来龙禁止开煤手简”的通告，把与龙脉相关的山地“割售岳麓书院管理”。[22]其理由都是避免损毁岳麓山地气，“以培岳脉”。这些官方禁令所反映的正是书院士人的诉求。透过这些禁令，人们可以看到书院士人对于龙脉的重视。《书院志》的这些记载说明，民俗文化中的这些观念已经渗透进了书院士人的观念世界之中，龙脉有利于培文运、助科名等福祸名利观念已经被书院士人有选择性地吸收。

除了龙脉越来越受到重视，书院朝向所蕴含的意味也得到了书院士人不同程度的认可。在明代，岳麓书院曾因福祸观念改变朝向。据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记载，明正德年间，有长沙府县生员称“岳麓书院风水背戾，所以屡兴屡废，今欲修理，必须略移向址，方可长久”，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认可这种说法，认为“修建书院乃斯文盛事，当差风水人前去书院踏看山脉，委的风水背戾，应与那改”[23]。在清代，岳麓书院有三次改向，且都与福祸、科名有关。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曾经谈到，书院在癸未甲申间有一次改向，“依朱子所定向，两山交会，大江横绕，路从古牌坊下而出，大修后连科贤书叠荐”[24]。此次书院依朱子之说改向，连连科甲得中。第二次是戊子年，“当事以术士祸福之言，忽改书院头门偏对麓右”，结果导致“白虎高昂千尺，院中灾病大作，几致撤散”。因此，书院又按旧制把书院头门的朝向改回，于是“院中渐次安堵如故”。[25]从王文清在文中强调此事“皆予亲历其事”的语气来看，他对书院头门朝向不同引起的灾祲福祸事件是深信不疑的。王文清是清代朴学大家，堪称代表主流价值观念的大儒。像王文清这样的大儒，也已经潜移默化地吸收建筑格局意象里福祸名利等核心观念，可见此观念在书院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www.daowen.com)

当然，王文清对建筑格局观念的认可是有限度、有选择性的。在《风俗论》一文中，王文清就对丧葬风俗追求利禄表示不可接受，他说：“坟墓所以安亲体，非以利生人也。今则惑形家之说，图谋风水。”[26]从王文清的这种态度可以看到知识分子阶层文化传统和民俗文化传统之间既融合又排斥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关于保护书院龙脉、改变朝向以培文运、求科名、得富贵的记录在其他书院文献中亦甚多。如据李扬华《国朝石鼓志》载，石鼓书院在光绪年间曾经因大门改向而科考大兴。石鼓书院大门原以北谯楼为朝向。嘉庆末，书院首事将大门改为东南向，正对湘水，以取旺财之意，“自是而后，科举衰替，且多变故”，记录者认为“湘水直冲而下，势汹汹不可当，幸其地势高，且系公所，无久居者，故杀气较减，否则祸不可胜言也”，于是在光绪年间，又把朝向改回原样。有意思的是，书院此次改向后科名大兴。记录者不厌其烦地记下了科考得中的人名：“己卯秋榜，则安仁谭荧魁南省矣。五十三年来始见此一元也。庚辰会试，中进士四人，衡阳祝松云、衡山谭鑫振、杨依斗、陈鼎，殿试则谭鑫振点探花，朝考则陈鼎选庶常。”[2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书院士人的观念中，书院建筑格局与科名的关系非常密切，书院建设者也热衷于寻求好的建筑格局以图吉利的科名运气。

从书院发展史的角度看，本来宋代大儒创建书院，旨在明人伦，行教化，倡行儒家仁义礼智的价值观念，以希圣希贤为目标，培养德性充盈、兼济天下的士人学子，而不是单纯追求科名、渴慕荣华富贵的利禄之徒。历代书院教育家在这方面阐述甚多，如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时就明确提出书院教育不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利禄，不是为了辞章华丽，而是为了“传斯道而济斯民”[28]。然而到了清代，追求科名利禄的思想竟能借助建筑格局观念在书院建筑中堂而皇之地出现，得到书院士人的认可，足见民俗文化传统在书院中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