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书院的选址而言，宋代的著名书院多坐落于风光雅致、环境幽静的山林名胜之区。岳麓书院位于湘江西岸、岳麓山谷中，“清泉流经堂下，景意极于潇湘”[2]；“湘山负其背，文水萦其前，静深清旷，真士子修习精庐之地也”[3]。石鼓书院所在的石鼓山，“据烝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4]。白鹿洞书院，“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5]。嵩阳书院、泰山书院也分别位于居“五岳”之列的嵩山、泰山。这也就是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谓“相与择胜地，立精舍”[6]，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所谓“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7]。

之所以选择这种自然环境，目的在于远离城市的种种纷扰喧嚣，而在山林幽静之地洗心涤虑、怡情养性、潜心向学。我们知道，宋明以来的儒家学者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希望能够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上下同流，置身大自然的怀抱中颐养性情、陶冶情操，因此书院的选址对环境要求很高。同时，在很多学者看来，读书求道，需要“静”的工夫，需要在静中体悟天道，甚至朱熹还有“若浑身都在闹场中，如何读得书！……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8]之说。对于这些学者而言，坐落在远离尘嚣的幽静丛林之中的书院，无疑是静坐读书的最佳场所。因此，书院选址多在山水之间，显然并非纯为山水之乐，而是为了使书院士人更好地读书著述，怡情养性，追求一种与天地上下同流的境界，所体现的正是儒家的价值理想。

书院建筑的整体布局及祭祀建筑都较为直观地体现出儒家的价值理念。在此以岳麓书院建筑为例加以说明。[9]岳麓书院整体布局采用“左庙右学”的布局规制，左为文庙建筑群，以大成殿为中心，三进三院落；右为书院建筑群，以讲堂为中心，四进四院落，二者形成了两条明显的中轴线。这里遵循的是《考工记·匠人营国》“左祖右社”和《礼记·祭义》“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的原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礼的意识“融会到古代大部分的建筑制式中去，从王城到宅院，无论内容、布局、外形无一不是来自‘礼制’而做出的安排，在构图和形式上以能充分反映一种礼制的精神为最高的追求目的”[10]。岳麓书院文庙是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经过历代书院创建者的重建、改建和扩建，成为建筑规模完备的书院文庙：三进三庭院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中轴线依次为照壁、石牌坊、大成门、东西两庑、大成殿、明伦堂和崇圣祠，整个建筑群以大成殿为中心，以崇圣祠为最高点，因势而建，错落有致，一方面体现了书院尊师重道的传统，一方面体现了儒家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岳麓书院建筑正是儒家的礼制精神的集中体现。(www.daowen.com)

书院建筑中的许多符号性建筑，也熔铸了儒家的价值追求。《论语·先进》中记载了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其中蕴含了一种“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理想境界。[11]正因如此，许多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石鼓书院等都有与“曾点之学”相关的风雩亭、咏归桥、浴沂亭等建筑。如岳麓书院在宋代即有风雩亭、咏归桥，白鹿洞书院在宋代也建有风雩亭，至今还留下了“风雩石”、摩崖石刻“风雩”“吾与点也之意”等反映“曾点之志”的主题符号象征物。白鹭洲书院宋代也建有浴沂亭，到清代道光年间重建。[12]石鼓书院宋代也建有风雩亭。[13]

这些符号性建筑，所寄寓的是书院士人对圣贤之志的渴慕与千载舞雩精神的向往。朱熹咏归桥诗云：“绿涨平湖水，朱栏跨小桥。舞雩千载事，历历在今朝。”[14]明代理学家胡居仁题白鹿洞书院风雩石诗云：“五老峰南鹿洞前，和风满袂暮春天。道随日用无他慕，何独当年点也贤。”[15]在儒家士人看来，徜徉游息于书院的林间泉下与这些符号性的亭台楼阁之间，有利于学者求学问道、涵泳义理、优游读书，达至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之境：“与二三有道之士息焉，游焉，以传其义理之趣，涵泳从容，陶和毓粹，必真见夫万物之皆备于我，而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