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图像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图像与人的关系，不可能有脱离人而有存在价值的图像，也不可能有图像可以脱离人而有价值”，“因为大多数图像是由人为了某些个人的或集体的某种（宣传的、信息的、宗教的、教育的，总之是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76]因此，对耕织图的解读也必须要将其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才能真正加以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在上至国家政治、下至民众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他近代帝国一样，中华帝国是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大约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孔子时期，‘以农为本’的农业帝国宇宙论和政治原则，就已经在早期中国建立起来了，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因此，‘促耕’是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从皇帝的宫廷到地方官的府衙，无一例外。”[77]为了“促耕”，从早期中国开始就建立起一套有关农业生产的仪式或礼仪活动，如郊祀、社稷之祀、大雩礼、籍田礼、先蚕礼等，以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显示统治阶层对农业的重视，意在劝民力田。[78]与一般的农祭仪式不同的是，这些祭仪活动都被纳入国家正式祀典之中，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之“礼”。

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应该也是古代“重农”之礼的一种体现，也可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性活动，虽然其并没有被列为正式的、常规性的国家之“礼”。耕织图的创作者，或为地方官员与士绅，如南宋楼璹、元代杨叔谦、明代邝璠、清代方观承等；或由皇帝命宫廷画师而作，清代各朝耕织图基本均如此。虽然创作主体多样，但在流传、推广过程中都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重视，并往往以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被推向民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就是一种国家之“礼”。只是这一“礼”在内容上是以非常“俗”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即看似最普遍、最平淡无奇的农桑活动。俗，即大众的、普遍流行的风俗传统、行为惯习等。因此，作为基本技术体系的耕织活动，如同衣食住行等，应该是传统中国社会最普通、最常见的“俗”了。[79]只是虽然耕织之“俗”极为普通与常见，但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温饱，还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与国家秩序的稳定与否，于是以平常之“俗”来践行国家之“礼”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耕织图创作与推广的技术推广意义可能并不大，而更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隐喻或象征意义。

绘画作品一般都有作品内容本身所表达的意义与作品在具体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之分：作品本身内容表达的意义是固定的、唯一的，而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是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对于绘画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表达，范美霞称之为“绘画中的隐喻”。她认为，绘画是否使用隐喻以及使用何种具体的隐喻手法与绘画履行的功能密切相关，而绘画功能的表达又是由绘画隐喻的行为主体决定的。绘画隐喻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可以是画家本人，可以是绘画创作的赞助者，还可以是绘画的使用者与鉴赏者等。[80]就耕织图而言，历代虽多有绘制，基本都是以楼璹《耕织图》为“母本”的，因此在作品本身内容上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所处时代及行为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历代耕织图在具体的创作原因或动机上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具体的“绘画隐喻”有所不同：有的为响应帝王号召、凸显个人政绩（如楼璹《耕织图》）；有的意在劝谏皇帝重视农桑（如元杨叔谦《耕织图》）；有的则在于劝诫臣庶重视农桑（如康熙《御制耕织图》）；有的是为了讨好老皇帝（雍正《耕织图》）；有的在于遵从祖制（如嘉庆《耕织图》）；有的在于宣传、推广某项技术知识（如光绪《桑织图》）。但不管具体动机如何千差万别，其最终目的或者说功能是一致的，即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理念并劝课农桑。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三个层面：彰显最高统治者重农耕、尚蚕织的统治理念，体现帝王对农业、农民的重视与关心；鞭策、劝诫各级官员重视农业生产、永怀悯农与爱农之心；教化百姓专于本业、勤于耕织。

“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通要”；“非图，无以别要”。[81]在传播知识与表达意义方面，图像具有文字无可替代的重要功用与价值，“它们能够传播意义、陈述力量、规定位置”[82]。尤其是考虑到传统时代，民众识字率低下，因此直观的图像更是有极大的“用武之地”。如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为了使绝大多数不识字的穷人得到教诲，教会就曾发行了许多图画本的《圣经》，即“穷人的《圣经》”，或在修道院、大小教堂的墙壁上画满有关基督教的图画，并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83]正是考虑到图像所具有的这种重要意义，历代王朝都将其作为一种施行教化规鉴的重要媒介与手段来加以应用与推广。这种教化规鉴作用，又可具体分为这几个方面，如对帝王的规鉴讽谏，对属僚功臣的“旌表”，对吏民百姓“劝善戒恶”的教化作用，等等。[84]这其中对吏民百姓的“劝善戒恶”又是最为主要的作用。以此相对照，中国古代耕织图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为基本主题，以图像为基本载体，用诗歌以达其志，通过国家仪式与政府行政的方式加以创作与推广，根本上体现出“官”对“民”的“教化”“爱护”“认同”（虽然也有臣下对帝王的规鉴意义）。正所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85]。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则在于宣扬、创造并维持一种各安其业、各担其责的和平安定的稳定社会秩序。故康熙在《御制耕织图·序》中说：“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而对这种社会秩序，康熙在其亲撰的《农桑论》中亦曾有过明确表达，“尝躬行三推以率天下农矣，而敦实崇俭之令绳督有司，靡不加意”，希望做到“薄海以内，袯襫之众比肩于野，杼柚之声相闻于里，庶几古初醇朴之风”，“使天下之民咸知贵五谷，尊布帛，服勤戒奢，力田孝悌而又德以道之，教以匡之，礼以一之，乐以和之，将比户可封而跻斯世于仁寿之域”。[86]

事实上，保持并维护社会的稳定，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农民大众为最主要的社会主体与生产主体；农民往上，是人数较少却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与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们及整个国家机器要依赖于农民的供养才能生存与运转。在这一社会分层下，农民的职责在于安于生产、服务上层并聆听教化，皇帝及官僚阶层则应勤政爱民，行“善政”，承担好自己“保护者”与“教化者”的角色。只有民众安于耕织，才能衣食有保、安居乐业，才会不易为匪，进而利于国家的编户齐民与理想社会建设；统治阶层只有爱民、怜民并时时表现出对“农”的重视，才能得到下层民众的爱戴与认同。因此，耕织图的绘制与推广，具有维护道德准则与社会秩序的深层意义，有利于国家大一统观念的贯彻，同时兼具文化认同与社会治理的作用。而这才是历代耕织图之所以创作不停的最根本原因。正如白馥兰在谈到楼璹《耕织图》时所说的那样：“楼璹的绘图流行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所包含的实践讯息，而在于其所反映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87]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道德伦常的社会[88]，反映在社会控制上，虽然传统中国有着发达、成熟的行政官僚体系与制度，但在具体的行政管理过程中，道德教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支撑中国官僚体系运转的不是关于职业化管理的系统知识，而是发达的伦理道德：道德是官员任命的依据，推行道德或实施道德教化是为公共管理的具体内容，在复杂精细的公共管理结构中，充斥着的是道德知识和践行道德的要求。[89]这一传统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黄仁宇所言：“以抽象的道德代替工作的效率，以仪礼算为实际的行政，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作根据。”[90]而历代耕织图的绘制与推行，目的即在于对民众施行道德教化，故而就本质而言，其正是传统中国这一道德化行政的一种体现。虽然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如中央政令那样发挥直接的行政功用，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正如格尔茨对巴厘“剧场国家”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国家藉由演出一套秩序的意象来规范社会，这组意象对旁观者而言是一个模范，它内在于国家本身，亦是国家据以自鉴的典型。”[91]所以，历代体系化《耕织图》的编绘，并不只是发行一册图画那么简单，也不单纯是为了推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具有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

（王加华，山东大学教授。本文原载《文史哲》2018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1]〔宋〕郑樵：《通志·图谱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7页。

[2]游修龄：《〈中国古代耕织图〉序》，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

[3]关于中国古代耕织图概况，请参阅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王红谊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当然，历史上实际创作出来的耕织图要远比两书所载为多，但或已不存，或难以搜求。具体情况，可参见王潮生：《几种鲜见的〈耕织图〉》，载《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周昕：《〈耕织图〉的拓展与升华》，载《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等等。

[4]对此，可参阅［日］渡部武著，曹幸穗译：《〈耕织图〉流传考》，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日］渡部武著，陈炳义译：《〈耕织图〉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载《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第2期；臧军：《〈耕织图〉与日本文化》，载《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等等。

[5]王潮生：《清代耕织图探考》，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臧军：《楼璹〈耕织图〉与耕织技术发展》，载《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

[7]如张家荣认为，《耕织图》最初确实是出于实用目的的，但后来流于形式，成为帝王“民本”思想的表现（张家荣：《〈耕织图〉的尴尬》，载《中国文化画报》2011年第9期）；朱洪启也认为，耕织图虽然也有技术传播的意义，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传播农业文化（朱洪启：《耕织图与我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技术及农业文化传播》，载《科普研究》2010年第3期）。

[8]黄克武认为，对视觉（图像）史料的研究通常有两种观点，即“映现”与“再现”。“映现”的观点认为图像能忠实地捕捉并记录历史的一瞬间，有助于展现文字史料所无法呈现的过去，即主要将图像资料作为文字资料的补充与辅助来看待；“再现”的观点认为，图像的生产与消费并非中立性的，涉及观看的角度与选择，并认为图像与其说是像镜子那样反映现实，毋宁视之为一种文化产品，注重探讨这一产品是如何被生产、销售与消费的过程，从而解读其背后的文化符码与象征意涵，即将图像本身作为能发声的主体来看待。见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导论”第Ⅳ～Ⅴ页。

[9]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10]张仲葛：《〈中国古代耕织图〉序》，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

[11]关于这一图像的性质，一般认为是表达了女子采桑的劳作场景。但著名美术考古学家刘敦愿先生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这类图像的题材虽是采桑，主题思想却在于表现春游与歌舞，描写青年男女间的情爱。具体见刘敦愿：《中国青铜器上的采桑图像》，载《文物天地》1990年第5期。

[12]黄世瑞：《浅说耕织图》，载《寻根》1995年第3期。

[13]蒋英炬：《关于汉画像石产生背景与艺术功能的思考》，载《考古》1998年第11期。

[14]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15]〔宋〕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4页。

[16]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17]〔清〕陆心源辑撰：《宋史翼》卷二〇《循吏三·楼璹》，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4页。

[18]鞠志强、闫涛：《谈中国古代的悯农诗》，载《文史哲》1992年第6期；余颖：《中唐诗人悯农情怀的文化观照》，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9]关于宋代知县、县令考课制度，可参阅邢琳、李艳玲：《宋代知县、县令考课制度述论》，载《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0]张万刚：《楼璹〈耕织图诗〉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21]〔宋〕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4页。

[22]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23]据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户田研究室所收藏的程棨《耕织图》照片可知，程棨《耕织图》与楼璹《耕织图》不论在画幅还是画目上均完全一致。现楼图亦佚，仅有《织图》的宫廷摹本《蚕织图》存世，因此借助程图，我们就能窥见楼图的基本原貌。

[24]〔元〕赵孟：《〈农桑图〉叙奉撰》，《松雪斋诗文外集》，《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影印元沈伯玉刊本。

[25]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26]同治《苏州府志》卷七一《名宦四》。

[27]〔宋〕郑樵：《通志·图谱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7页。

[28]〔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29]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30]王潮生：《清代耕织图探考》，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1]〔清〕张庚、刘瑗著，祁晨越点校：《国朝画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32]《钦定授时通考》卷五二《劝课门·耕织图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21～722页。

[33]《清雍正耕织图之一（浸种）》，载《故宫周刊》1933年，第244期。

[34]《清雍正耕织图之一（浸种）》，载《故宫周刊》1933年，第244期。

[35]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6]〔清〕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撰，〔清〕董诰等奉敕补：《钦定授时通考》（清嘉庆十三年补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

[37]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38]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八九《宦绩录七·国朝一·方观承》。

[39]〔清〕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831页。

[40]〔清〕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089页。

[41]王潮生认为，这是“一部记录清代后期陕西关中地区从事蚕桑生产的形象资料”（《中国古代耕织图》，第169页），从《桑织图》的作者初衷来看，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因其是力图在已废弃蚕桑的关中地区推广蚕桑养殖，而不是对当时实际蚕桑养殖情况的忠实记录。

[42]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43]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44]〔宋〕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3～1335页。

[45]〔宋〕楼钥：《跋扬州伯父〈耕织图〉》，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7）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457页。

[46]〔宋〕程珌：《洺水集》卷二《奏疏·缴进耕织图札子》，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8页。

[47]〔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第一六《题织图卷后》，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2页。

[4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〇《七言绝句·题楼攻愧织图》，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2页。

[4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45页。

[50]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24]〔元〕赵孟：《〈农桑图〉叙奉撰》，《松雪斋诗文外集》，《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影印元沈伯玉刊本。

[25]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26]同治《苏州府志》卷七一《名宦四》。

[27]〔宋〕郑樵：《通志·图谱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7页。

[28]〔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29]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30]王潮生：《清代耕织图探考》，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1]〔清〕张庚、刘瑗著，祁晨越点校：《国朝画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32]《钦定授时通考》卷五二《劝课门·耕织图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21～722页。

[33]《清雍正耕织图之一（浸种）》，载《故宫周刊》1933年，第244期。

[34]《清雍正耕织图之一（浸种）》，载《故宫周刊》1933年，第244期。

[35]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6]〔清〕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撰，〔清〕董诰等奉敕补：《钦定授时通考》（清嘉庆十三年补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

[37]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38]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八九《宦绩录七·国朝一·方观承》。

[39]〔清〕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831页。

[40]〔清〕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089页。

[41]王潮生认为，这是“一部记录清代后期陕西关中地区从事蚕桑生产的形象资料”（《中国古代耕织图》，第169页），从《桑织图》的作者初衷来看，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因其是力图在已废弃蚕桑的关中地区推广蚕桑养殖，而不是对当时实际蚕桑养殖情况的忠实记录。

[42]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43]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44]〔宋〕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3～1335页。

[45]〔宋〕楼钥：《跋扬州伯父〈耕织图〉》，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7）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457页。

[46]〔宋〕程珌：《洺水集》卷二《奏疏·缴进耕织图札子》，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8页。

[47]〔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第一六《题织图卷后》，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2页。

[4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〇《七言绝句·题楼攻愧织图》，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2页。

[4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45页。

[50]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24]〔元〕赵孟：《〈农桑图〉叙奉撰》，《松雪斋诗文外集》，《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影印元沈伯玉刊本。

[25]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26]同治《苏州府志》卷七一《名宦四》。

[27]〔宋〕郑樵：《通志·图谱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7页。

[28]〔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29]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30]王潮生：《清代耕织图探考》，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1]〔清〕张庚、刘瑗著，祁晨越点校：《国朝画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32]《钦定授时通考》卷五二《劝课门·耕织图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21～722页。

[33]《清雍正耕织图之一（浸种）》，载《故宫周刊》1933年，第244期。

[34]《清雍正耕织图之一（浸种）》，载《故宫周刊》1933年，第244期。

[35]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6]〔清〕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撰，〔清〕董诰等奉敕补：《钦定授时通考》（清嘉庆十三年补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

[37]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38]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八九《宦绩录七·国朝一·方观承》。

[39]〔清〕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831页。

[40]〔清〕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089页。

[41]王潮生认为，这是“一部记录清代后期陕西关中地区从事蚕桑生产的形象资料”（《中国古代耕织图》，第169页），从《桑织图》的作者初衷来看，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因其是力图在已废弃蚕桑的关中地区推广蚕桑养殖，而不是对当时实际蚕桑养殖情况的忠实记录。

[42]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43]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44]〔宋〕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3～1335页。

[45]〔宋〕楼钥：《跋扬州伯父〈耕织图〉》，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7）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457页。

[46]〔宋〕程珌：《洺水集》卷二《奏疏·缴进耕织图札子》，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8页。

[47]〔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第一六《题织图卷后》，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2页。

[4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〇《七言绝句·题楼攻愧织图》，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2页。

[4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45页。

[50]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51]单人耘：《浅谈元代赵孟的题耕织图诗》，载《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52]柯劭忞等：《新元史》卷六九《志第三十六·食货二·田制农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9～1590页。

[53]关于元代劝农文的特点、实施等，可参考伊藤正彦：《元代劝农文小考——元代江南劝农文基调及其历史地位》，载《（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第49号，1995年。

[54]〔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〇《七言绝句·题楼攻愧织图》，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2页。

[55]〔明〕欧阳铎：《新校〈便民图纂〉序》，〔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前言第11页。

[56]吕经：《〈便民图纂〉序》，〔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前言第14页。(www.daowen.com)

[57]《钦定授时通考》卷五二《劝课门·耕织图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21页。

[58]《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六。

[59]［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0]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1]王潮生：《乾隆创建的耕织图景区》，载《紫禁城》2007年第7期。

[62]刘迪：《试析乾隆帝书画鉴赏活动之特征》，载《文史杂志》2014年第3期。

[63]方观承向乾隆进呈《棉花图》奏文，据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拓片整理而来。

[64]〔清〕董诰等编：《授衣广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65]〔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4页。

[66]〔明〕丘濬著，蓝田玉等校点：《大学衍义补》第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

[67]《棉花图》第7图《收贩》所载文，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68]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9]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1840—1949）》，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

[70]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第29、15页。

[71]章楷：《江浙近代养蚕的经济收益和蚕业兴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2]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178页。

[73]陈浮：《复兴豳原遗风　发展关中蚕桑》，载《陕西蚕业》1981年第1期。

[74]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75]参见［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之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6]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77]［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78]李锦山：《中国古代农业礼仪、节日及习俗简述》，载《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79]奇怪的是，以“俗”为研究主题的民俗学却很少将农事技术体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或者根本就不认为农事活动为“俗”。吊诡的是，与农业生产相对应的、在传统社会被界定为“副业生产”的各项手工生产，如酿酒、条编、年画制作等，其技术却通常被作为“手工技艺”而广受关注，并被认为是重要的“传统”而被刻意保护与传承，成为当前热闹的非遗保护运动的一个重要门类。相反，作为传统中国农耕文明之根的“农事活动”，虽然当前也面临着快速消失的窘境，受到的关注却远没有那么多。个中原因，或许是因为农业生产太过普遍、太为人熟悉了。

[80]范美霞：《绘画中的隐喻——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隐喻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页。

[81]〔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7页。

[82]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83]［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2～184页。

[84]贺万里：《鹤鸣九皋——儒学与中国画的功能问题》，南京艺术学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44页。

[85]〔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86]〔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一八，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293页。

[87]［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88]对此，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而“伦常”道德秩序是其根本支撑；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伦理本位”的概念，强调道德伦理在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时的重要作用。分别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9]黄小勇：《传统社会的道德化行政及其当代影响》，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

[90]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4页。

[9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杨德睿译：《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8页。

[51]单人耘：《浅谈元代赵孟的题耕织图诗》，载《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52]柯劭忞等：《新元史》卷六九《志第三十六·食货二·田制农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9～1590页。

[53]关于元代劝农文的特点、实施等，可参考伊藤正彦：《元代劝农文小考——元代江南劝农文基调及其历史地位》，载《（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第49号，1995年。

[54]〔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〇《七言绝句·题楼攻愧织图》，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2页。

[55]〔明〕欧阳铎：《新校〈便民图纂〉序》，〔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前言第11页。

[56]吕经：《〈便民图纂〉序》，〔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前言第14页。

[57]《钦定授时通考》卷五二《劝课门·耕织图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21页。

[58]《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六。

[59]［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0]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1]王潮生：《乾隆创建的耕织图景区》，载《紫禁城》2007年第7期。

[62]刘迪：《试析乾隆帝书画鉴赏活动之特征》，载《文史杂志》2014年第3期。

[63]方观承向乾隆进呈《棉花图》奏文，据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拓片整理而来。

[64]〔清〕董诰等编：《授衣广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65]〔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4页。

[66]〔明〕丘濬著，蓝田玉等校点：《大学衍义补》第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

[67]《棉花图》第7图《收贩》所载文，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68]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9]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1840—1949）》，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

[70]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第29、15页。

[71]章楷：《江浙近代养蚕的经济收益和蚕业兴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2]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178页。

[73]陈浮：《复兴豳原遗风　发展关中蚕桑》，载《陕西蚕业》1981年第1期。

[74]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75]参见［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之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6]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77]［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78]李锦山：《中国古代农业礼仪、节日及习俗简述》，载《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79]奇怪的是，以“俗”为研究主题的民俗学却很少将农事技术体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或者根本就不认为农事活动为“俗”。吊诡的是，与农业生产相对应的、在传统社会被界定为“副业生产”的各项手工生产，如酿酒、条编、年画制作等，其技术却通常被作为“手工技艺”而广受关注，并被认为是重要的“传统”而被刻意保护与传承，成为当前热闹的非遗保护运动的一个重要门类。相反，作为传统中国农耕文明之根的“农事活动”，虽然当前也面临着快速消失的窘境，受到的关注却远没有那么多。个中原因，或许是因为农业生产太过普遍、太为人熟悉了。

[80]范美霞：《绘画中的隐喻——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隐喻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页。

[81]〔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7页。

[82]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83]［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2～184页。

[84]贺万里：《鹤鸣九皋——儒学与中国画的功能问题》，南京艺术学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44页。

[85]〔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86]〔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一八，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293页。

[87]［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88]对此，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而“伦常”道德秩序是其根本支撑；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伦理本位”的概念，强调道德伦理在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时的重要作用。分别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9]黄小勇：《传统社会的道德化行政及其当代影响》，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

[90]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4页。

[9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杨德睿译：《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8页。

[51]单人耘：《浅谈元代赵孟的题耕织图诗》，载《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52]柯劭忞等：《新元史》卷六九《志第三十六·食货二·田制农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9～1590页。

[53]关于元代劝农文的特点、实施等，可参考伊藤正彦：《元代劝农文小考——元代江南劝农文基调及其历史地位》，载《（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第49号，1995年。

[54]〔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〇《七言绝句·题楼攻愧织图》，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2页。

[55]〔明〕欧阳铎：《新校〈便民图纂〉序》，〔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前言第11页。

[56]吕经：《〈便民图纂〉序》，〔明〕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前言第14页。

[57]《钦定授时通考》卷五二《劝课门·耕织图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21页。

[58]《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六。

[59]［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0]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1]王潮生：《乾隆创建的耕织图景区》，载《紫禁城》2007年第7期。

[62]刘迪：《试析乾隆帝书画鉴赏活动之特征》，载《文史杂志》2014年第3期。

[63]方观承向乾隆进呈《棉花图》奏文，据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拓片整理而来。

[64]〔清〕董诰等编：《授衣广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65]〔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4页。

[66]〔明〕丘濬著，蓝田玉等校点：《大学衍义补》第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

[67]《棉花图》第7图《收贩》所载文，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68]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9]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1840—1949）》，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

[70]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第29、15页。

[71]章楷：《江浙近代养蚕的经济收益和蚕业兴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2]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178页。

[73]陈浮：《复兴豳原遗风　发展关中蚕桑》，载《陕西蚕业》1981年第1期。

[74]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75]参见［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之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6]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77]［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78]李锦山：《中国古代农业礼仪、节日及习俗简述》，载《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79]奇怪的是，以“俗”为研究主题的民俗学却很少将农事技术体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或者根本就不认为农事活动为“俗”。吊诡的是，与农业生产相对应的、在传统社会被界定为“副业生产”的各项手工生产，如酿酒、条编、年画制作等，其技术却通常被作为“手工技艺”而广受关注，并被认为是重要的“传统”而被刻意保护与传承，成为当前热闹的非遗保护运动的一个重要门类。相反，作为传统中国农耕文明之根的“农事活动”，虽然当前也面临着快速消失的窘境，受到的关注却远没有那么多。个中原因，或许是因为农业生产太过普遍、太为人熟悉了。

[80]范美霞：《绘画中的隐喻——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隐喻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页。

[81]〔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7页。

[82]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83]［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2～184页。

[84]贺万里：《鹤鸣九皋——儒学与中国画的功能问题》，南京艺术学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44页。

[85]〔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86]〔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一八，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293页。

[87]［英］白馥兰著，呼思乐译，吴彤校：《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88]对此，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而“伦常”道德秩序是其根本支撑；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伦理本位”的概念，强调道德伦理在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时的重要作用。分别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9]黄小勇：《传统社会的道德化行政及其当代影响》，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

[90]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4页。

[9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杨德睿译：《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