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明郑政权归服清朝后，纵然南洋华人社会对清朝的态度有了变化，各地不再坚持使用暗示等待明朝新君上位的“龙飞”年号，承认清朝“奉天承运”，又自认是对立于清朝“顺天行道”，并且一度采取和清朝合作的态度对抗西方侵略，但是承认清国为“诸夏”而洋人为“夷狄”的立场，基本上还是不离南洋华人原本要异地重构中华的努力。为了应付整个群体大多数人无法回归原乡的事实，也要把先人转化成为保佑后继者的集体祖神，各地方华人义冢都是海外重构原乡认同的社会组织，也是地区上最需要的可见建设实体，让海外超越地域重建家乡的认同，有了实在的基础。南洋墓葬，所有墓碑上都刻着逝者来自的原乡，重复了地方社会公认死者不能也不应放下的原乡记忆，方便后人有一天回去认祖归宗，碑上纵使刻着死者从荷殖、英殖甚至暹罗国取得的官衔，但大家安息共同公冢，各家先人墓碑上都把“皇明”或“皇清”冠于姓氏之上，不言而喻，各地公冢代表的那个“地方社会”，直到晚清时代犹是服膺由“家”而“乡”而“国朝”的主导意识。[9]

在马来亚半岛的马六甲，当地华人三宝山义冢建有宝山亭福德祠，现存有《建造祀坛功德碑》，可能保留着南洋地区迄今有文字可循最早的清明节记录。碑文正足以说明，地方上能延续清明节，有赖于社会的集体机构年年组织大众清明祭祀，并且考虑到如何方便与鼓励家家户户清明扫墓。三宝山现存最早墓碑，是壬戌年（1622）的“皇明”时代“维弘黄公墓”。而《建造祀坛功德碑》立碑年代是乾隆六十年（1795），碑文为所有“骸骨难归”的魂魄，感叹“先贤故老有祭冢之举，迄今六十余载，然少立祀坛，逐年致祭，常为风雨所阻”，又提到“值禁烟令节、片褚不挂、杯酒无供，令人感慨坠泪”，恰恰说明建立这座福德祠是公众需要，为了延续中华传统信仰习惯。根据这些文字，可知当时南洋华人延续着中国本土早已混同寒食禁烟与清明节令为一体的记忆，而且早有集体祭冢之举。大众正是为了延续乾隆朝以前的集体祭冢，为了不让马六甲海峡热带风雨影响大家到清明日上不了山，才决定在山下设立福德祠，方便清明时节祭祀土地神，以及招请所有魂魄接受祭祀。

由此可见，在南洋热带地区，没有清明节令的气候，每逢清明节来临的公历四月初，又是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交替的时节，常会在酷热天气的下午到傍晚忽然有阵雨和雷雨侵袭，清明农耕经验固不可行，结合原乡资源与节气情况的清明文娱活动也不见得可行，可是由集体力量共策共践，清明节的印象，是作为不存在春天的“春祭”，主要以集体祭冢带动家家户户扫墓的形式保存下来。而集体祭冢的仪式，以及会党或其成员组成的宗亲组织／乡会／行团／地方组织在祠堂聚会，他们祭拜的对象包括中国先贤以及地方上逝世先人，一再祭祀就是一再重复根源认同以及缅怀开拓先人。

正因如此，在南洋华人，有了组织性质的清明公祭，义冢埋葬的先人即便单身早殁而不再有后人崇拜，他们的地位也仿同中国先贤祠／忠烈祠一并供奉有名或无名英烈的概念，都不算一般无主孤魂。从会党立场，要确保大众互相实践对他人的义务，也为各人百年身后事的着想，其入会仪式是请来儒释道神佛圣人见证歃血为盟，以结拜兄弟的拟血缘承诺，彼此结为亲近的共同体，并确定他人下一代也会是死者的集体后人；而各宗乡组织也负担祭拜责任，设立祠堂供奉先贤神主牌，并在义冢设总坟，以备每年分别在祠堂和义冢举行春秋二祭。诚如马来西亚太平市广东会馆总务杨崇华某次接受报馆访问的说法：会馆辖下义冢有都拜区的广东义山、旧山及新山，于岭南古庙后部左侧百年坟场，埋葬拉律战争死亡的海山和义兴先贤，虽说好些坟墓没有人祭拜，但该会年年春秋二祭古庙后设有“广东十邑总坟”，以及都拜的义山也设有“广东阖省列位先灵总坟”，即象征祭拜所有的先人。[10]直到今日，还是有很多宗乡组织，维持着旧时风俗，除了在祠堂念诵祭文祭拜先人，还要敲锣打鼓，抬着烧猪等祭品上山拜祭总坟。当原本没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后人集合一起，一道拜祭他们认识或不认识的先人，大家就会感受到彼此同根同脉的实在感，认识到彼此是一起感应集体先灵号召，实现继承先灵成果的共同体。

在新加坡，当地闽人社会经营的恒山亭义冢，留下道光丙申年（1836）《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这块木牌上的五条规约，其中有两条提到如何改革当地清明节盛况之弊病，足以证明地方上重视清明传统。但是，其内容也可以从侧面说明，19世纪初，闽人领导机构经营义冢，负责为方言群集体统筹组织清明节，虽然搞得很热闹，可惜同时也要预防诸多变质，不能脱离原衷。本来，南洋华人社区领袖凡有经济能力的，大多愿意到神前掷笅请求神恩允准担任神庙或义冢祭祀的值年炉主，大众也以蒙神选拔担任炉主，认为获得服务大众的功德是光荣的事。然而，1836年重订规约以前，恒山亭长期形成炉主在春祭期间备筵请客的惯例，常因照顾不到各方要求引起事端，以致无人敢当炉主，也导致《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第一条必须规定：“清明祭祀……敬神既毕免用请客之礼，可将牲醴果品等物归付炉主头家，分派均用……”[11]另外，规约第四条又规定：“凡遇清明节、七月普度、中秋佳节，一概不许闲人在亭内及亭外左右私设宝场，以乱规模；又不许亭内和尚设买鸦片烟，并不许在亭边左右设买鸦片烟馆。妄行不遵者决不容恕。”[12]可见，上山扫墓祭祀人潮极盛，竟然惹来各方人马图谋私利，私设临时押宝赌场与鸦片烟馆，连带驻守义冢的僧人也不甘于仅仅为大众念经度亡，忍不住参与经营鸦片买卖。这简直是在利用也在异化传统，违背着社会集体以清明节维续民族价值观的传统意愿。(www.daowen.com)

而马来亚北部一带，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洪门五房互为形势所逼，即将爆发牵动全马来亚北部的拉律战争。在作为各地进出港口的槟城岛上，广东暨汀州义冢留下咸丰十年（1860）碑记，题为“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梹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出现在战争爆发不到一年以前，还继续提到“联类聚之众心”，各冲突方都有参与捐款，亦足以说明，在当地方华人互相发生利益冲突时，各方如何认识“清明节”在“义冢”的继续运作，事关重大。这块碑文既重申了“展同心之欢愉，慰旅魂之零落”等互相认同的理想，又明确规定各馆祭祀先人必须错开时间，说明“每逢清明之日则义兴馆，前期一日或两日，则海山馆，前期三日或四日，则宁阳馆。凡各府州县及各族姓，便随订期，同祭分祭，总不离清明前十日之后十日者”，足以反映各交战派系共同捐款前夕重申缓和矛盾的盼愿，其折中方案延伸到清明扫墓的实践，避开各方人马同时大举上山“春祭”扫墓引发冲突。当年在以槟榔屿为中心的整个马来亚北部分崩离析的华人社会，这块碑文有利于提醒各方成员，内斗到最坏打算，互有死伤，也不能离开尊重节日传统，乃至还是要共同延续其内涵的民族文化认同。这若非得到所有各房势力，以及他们各自联合的乡团都一致同意，是难以做到的。如此碑文，以及各方在互相打打谈谈中继续一起出钱出力给义冢，表达出他们虽然都把更多资源用在本身“公司”，对外互斗，但彼此依然不敢遗忘“广东省暨汀州人”这类跨乡团组织的共同需要，尤其以保护大家到相同义冢举行清明节祭祀作为共同的中立认同底线，最终保留了将来和谈联手的机会。[13]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各地许多地方华人组织至今维持先辈的做法，都会在清明节前夕请人清理义冢满山野草杂树，方便民众上山扫墓。1891年，曾为光绪治病的力钧，在游历槟城期间编写《槟榔屿志略》，书中收录之前不少槟城文人的应节赋诗。其中，林振琦的《清明扫墓诗》写道：“凄风苦雨哭声纷，儿女提壶祭扫勤，剔尽蓬蒿寻短碣，荒山无处觅遗坟。”[14]阅读此诗，若对比上述史料，林振琦的诗显然是晚清年代常见原乡后人到南洋寻觅先人墓地的写实。另外，力钧在林诗后头又收载了李秩轩的“上巳”诗，说明南洋也如原乡早将上巳节混同清明，李诗提到人们身在槟城过节的心情：“云飞休羡鸟，水乐亦知鱼，佳节都依旧，他乡足自娱。”[15]

南洋各地华人延续过清明的传统，既是回报原乡祖先，又是纪念当地开拓先人，亦是符合传统慎终追远之理。这也极其符合晚清政府宣扬儒家圣教，召唤南洋华人回归的目标。张之洞为了经略南洋，撰写《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曾经提议利用槟榔屿位处南洋诸多地区中心的国际港口地位，其文中便建议“设书院一所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之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其目标在教导华人子弟“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16]到张之洞等人1903年修订《奏定学堂章程》，槟榔屿中华学校获得光绪御赐“声教南暨”题词，成为南洋最早按照癸卯学制兴办的新学堂，学校1905年开学，其《简章》第四章《假期》便有规定：“南洋天气温和，无寒无暑，则暑假一节自宜变通。兹改定年终放学一月及星期循例停课外，惟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孔子先师诞，并清明、端阳、中元、中秋、冬至各放假一日，以免旷功。”[17]以后各地华人陆续创办新式学堂，都纷纷仿效中华学校规章；到20世纪初，南洋华人逢清明扫墓日，华人学校都按照清朝学部的规定放假让学生回家扫墓祭祖，节日的地位也就隐隐然含带了源自北京的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