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虽然构成了洼子村信仰实践的逻辑支撑，但并没有为信仰的生存与变迁提供足够的动力。从信仰之于村落共同体及个人的意义上看，“事儿”才是村民们信仰实践的主要原因和最终目的之所在，在洼子村，所有的信仰实践都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事儿”。

第一，信仰实践本身就是用以解决“事儿”的直接手段。信仰实践与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相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实际的功能，如宅院中各个神灵的设置直接作用于家庭的平安兴旺，村落边界神灵的设置则保障了整个村落的安全；敬天爷爷的存在是家庭或社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争取；打路斋既为了保障出行安全、道路平安，又寄托了对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家人的挂念；请家先是希望家庭得到祖先的庇佑，上坟则是希望家族能够长盛不衰；接季是村落对于五谷丰登、六畜平安的追求等。尽管它们最终能起到多大程度的功效无法预测，但遇到“事儿”时便会采取相应的信仰活动这种行为在洼子村是始终客观真实存在着的，在村民们的经验世界中，这些“虚拟性”[24]的手段与现实生活中看病吃药同样重要且不可或缺。

以信仰的手段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诞生于蒙昧时代，我们一般认为它的产生与思想观念及经济水平的落后相关，但信仰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的落后，信仰在当下的复兴恰恰建立在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基础之上。劳作模式以及经济水平的变化只能对神格和神灵的选择有所影响，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也只会促使民众对神灵体系做出调整，而不会导致信仰活动的消失，洼子村家神由观音到财神的转变，以及山神的衰落、路神的兴起等现象即反映了这一点。

第二，信仰实践不同于其他日常行为的关键在于其具有象征意义，并且包含了长时段的、复杂的历史记忆，因此信仰是一个不断地与现实村落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着的象征传统，信仰实践的过程也即民众对象征传统的运用过程。所以说信仰实践对日常生活的意义超越了它本身所具备的一对一的直接功用，而拥有着更加复杂的功能，集中表现在情感满足与秩序维护两个方面。

信仰实践的象征意义与地方性知识密切相关，信仰的象征符号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才会有意义。在信仰实践的过程中，频繁出现的象征符号不断地强化参与者的地方认同意识，从而使参与者获得一种身份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处于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甚至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成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中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村民们通过象征符号的刺激来找回乡土社会的传统记忆，体验过去的温情，满足内心的情感需求。洼子村老人们在讲述村落信仰空间格局的时候，内心里所浮现的正是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过去——一个众神各负其责、村民安居乐业的理想世界，而他们更加急于表达的是，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活着的一员。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神庙与祠堂是处理公共或家族事务的重要场所，神灵与祖先则是最重要的决策者，神判是裁定对错、解决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信仰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村落秩序的功能。当今乡村社会的村治模式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村两委组织代替了过去的乡绅、族长，相对完善的法律与制度保障使他们能够不依赖于信仰的力量来行使职能。然而制度需要的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约束力，因此它在制定的过程中的参照系是社会大众，并且往往以不容更改的强制力来维护其效力，提升尊严，但村落作为一个充满地方特色的复杂的熟人社会，村落秩序很难单纯依靠制度来规范，所以乡村社会中还有多种不同的传统力量如信仰、村落组织、人生仪礼、民间艺术等来补充国家制度的约束力，强化村落秩序。不同于过去的完全依赖，村民们如今更愿意把信仰当作一种文化资本，通过操控它来实现维护秩序的目的。洼子村就以接季强调时间秩序、生态秩序，以打路斋强调空间秩序，以上坟、请家先强调家族秩序，以敬天爷爷仪式来强化村落的生活秩序，而献轿仪式则着眼于村际交往秩序的建构与维护。(www.daowen.com)

所以，无论是驱病禳灾的直接效用还是维护情感与秩序的间接效用，信仰所面对的都是村落中的各种“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些“事儿”的存在，信仰才能经常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三，从“礼”与“事儿”互动的角度来看，村民们将“礼”作用于当下的生活，赋予“礼”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不可改变的唯一性，表面看来“礼”似乎是稳定的、严肃的，但以历时性的眼光来看，“礼”是不断变化的，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往往会根据村落变迁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来重新解读和阐释“礼”以适应当下的需求。在洼子村的信仰与仪式系统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腊月三十的“请家先”仪式。

老礼规定，腊月三十，人们必须要将祖先请到家里来。但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同属一家支的叔伯兄弟们平时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这就更加需要人们创造交流机会来维系本来就松散的家族组织；另外，腊月三十请家先就意味着正月初五还得送家先，很多在外地工作或者生活的村民等不到初五就要回去了。因此近年来请家先逐渐被上坟所替代。向来讲礼的洼子村面对这种已经违背了老礼但又不得不做出的改变迅速做出了反应，村里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早年间挖出的“张氏先茔碑”中的一段话来为此做出合理解释，原文为：“……孝者追远之谓也。无追远之事，子孙虽繁而不见其众；无祭物之陈，祭意笃向不能见其诚……”他们据此解释：“老祖宗留下的碑上都规定好了，让后代们要带着祭物，一起去坟上祭拜，要不的话子孙再多，老祖宗也数不清有多少人。”于是在这样的解释下，人们便心安理得地放弃了请家先的仪式活动。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信仰仪式的主要活动看似由老礼来规定，但实际上则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变化的，其存在的目的主要还是解决“事儿”。然而仪式程序并非可以随意变动，随意的变动往往会违背甚至践踏老礼，其结果便是老礼赋予仪式的社会约束力也随之消解。因此民众在“因事变礼”的同时，也会在特定时候抛开功利性的思维观念，不惜耗费大量财力、精力，倔强地去重现那些看起来毫无实用价值的纯粹精神方面的传统礼仪，以此来进一步强化“礼”对“事儿”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洼子村信仰的长期存在是“礼”与“事儿”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礼”作为逻辑支撑，“事儿”作为最终目的共同构成了村落信仰的存在机制，保证了信仰的有序运行，使信仰在村落日常生活与交往的各个方面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所以，洼子村的信仰体系与实践并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亡，反而还会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从而不断焕发出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