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认为：“（民间）存在着难以用上层精英的知识加以把握的感觉世界，乡民们往往凭借从‘感觉世界’提炼的原则安排日常生活。”[15]民众的“感觉世界”更多来自对村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之生活经验的继承，洼子村村民时常提起的“老礼讲”“老话说”便是对村落生活经验提炼之后的概称。被村民们奉为圭臬的“礼”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是一本充满条条框框的生活指南，也是一个用以规范生活、代表村落形象的符号，还是可以被运用的象征性文化资本。对于村民们来说，“礼”的象征意义要大过其本身的内涵，但即便如此，村民们还是试图给予“礼”一种实在意义，使抽象的“礼”具象化，从而成为可以具体言说和表达的象征性符号：

老礼是咱们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具体有啥得看办啥事，啥事都有礼数……要求我们无论讲话办事得按照老一辈的规矩办，做人要讲礼数，讲文化。……老一辈规矩再多也不能嫌麻烦，马虎不得。……人后咱管不着，人前你得有礼貌分轻重，正如老话说，背地里皇帝都挨骂，当面里你可还得给他磕头哩！[16]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采集到以下四个信息：1.“礼”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2.“礼”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3.“礼”既是做事的依据，又包含了对个人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的要求；4.“礼”根据不同的“事儿”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对“礼”的认识，既要建立“历史感”，把“礼”放到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又要建立“地方感”，把“礼”放回日常生活，回到村里人强化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儿”的具体情境之中。

“事儿”在洼子村既可以指代具体的行为活动，如“红白事儿”“办事儿”，又可以指代一种不好的状态和现象，如“你家祖坟上有事儿”；“事儿”还代表了一种责任和承担，如“这是你的事儿”。从村民的视角来看，所有的“事儿”都是当下的，过去的“事儿”也只有通过当前的历史叙事才能重新呈现，其重现的目的也是更好地解决当下的“事儿”。所以，对于具体的事，村民们并不会在其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上过于较真，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这件“事儿”所牵动的所有社会交往，所以“事儿”在乡村社会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共时性的社会关系。村落作为“蕴含着民间社会的社群关系、血缘关系，乃至族群关系，或者是共同利益的关系”[17]的最稳定而又复杂的社会共同体，其单位内的任何“事儿”都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些“事儿”，理顺各种人情关系，是每个生活于其中的村民们必须要学会的生活技能。对于洼子村的村民们来说，“礼”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首先，“礼”作为具体的条条框框，是村民们最有效用的生活经验。举例来说，在乡村社会中，邻里关系构成了以地缘为基础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基于传统劳作模式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乡民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以及邻里曾长期作为基层组织单位的历史传统，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成为乡村社会中除血缘关系之外最稳定的人际关系。在洼子村，村民们就深信“亲戚中个举，不如邻舍家买个驴”的老礼，非常注重邻里关系的经营与维护。谈起邻里之间的相处之道，张世豪立马说起了村里的老礼：

老话说，“盖屋打墙，邻舍家帮忙”，这句话就是说邻里就得像一家人一样要好好佮伙（意为往一起凑），但你也不能佮伙太亲了，居家过日子，谁家都有点丑事坏事，老话说得好，“捂得住瓶子的嘴，捂不住自己的嘴”，你要是知道了，早晚有一天得抖搂出去，你可知“说煞人、道煞人，舌头底下压煞人”，所以“要想不传谣，只能不知道！”[18]

由此可见，洼子村邻里之间的相处始终奉行着“不远不近”的原则，“不远”的底线是“盖屋打墙，邻舍家帮忙”，“不近”的底线则是邻居不愿公开的事不能听，不过问，不瞎说，不掺和。这两条底线正是洼子村的先人们在日常交往中逐渐总结形成的经验，以老话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老礼对交往的度的把握是在结合当地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进行检验和调试的结果，因此，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老礼是非常适用和科学的。(www.daowen.com)

其次，“礼”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提升了村落的文化气质，塑造了洼子村“文化村”“礼仪村”的村落形象。村落形象的塑造与维护归根结底是为了凝聚村落内部力量，促使村落形成一个稳固的共同体，村落之间互动的过程往往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塑造村落形象的价值之所在。在与洼子村相邻的几个村落中，每个村落都有其独特的村落形象，西邻的罗村是罗村镇的政治中心、市场交易中心；北邻的南韩从30年前的贫穷山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经济强村，几个村属企业已经成为整个罗村镇的经济支柱；南邻河东村是与洼子村互动最为频繁的村落，作为铁板会[19]发起地的河东村一直以来都以“河东出皮孩（指好勇斗狠的小青年）”的形象出现在洼子村人的口中，两个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比较类似的村落在不断的小摩擦中寻求着大局面的稳定。

在经济水平、政治地位以及村落势力的对比中处于下风的洼子村充分利用自己相对完整的文化与礼仪体系，以“有文化”“讲礼数”为标签来打造村落形象，以此建立村落自豪感，从而将村落交往中的心理弱势转换为优势。“罗村傲、南韩烧、河东贼”的评价就是洼子村村民们以己为参照对其他村落性格的认定。这种认定是非常主观的，洼子村的人也并不关心是否得到其他村落的认同，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我们村并不比别的村差，甚至比他们还好”的自我心理感觉。正因如此，当别的村嘲笑洼子村的人“穷讲究、越穷越讲究、越讲究越穷”的时候，洼子村的人不怒反乐，因为这至少证明了他们努力营造的“文化礼仪村”的形象已经与“穷”的村落现实一样得到了广泛认同，更何况他们认为“穷不要紧，谁家祖上没穷过？但文化可不是每个村都有的，把咱们村现在所有的老师、教授集合起来，办一个重点高中一点儿问题没有！”[20]

可见，除了提升自我心理优势的原因之外，洼子村还将本村的文化气息与礼仪传统视为一种资源优势，与坐拥政治、市场、经济等资源的几个邻村形成互动关系。这种抢占资源、相互比较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村落关系的紧张或隔膜，实际上是村落通过对自身实力的包装与维护来谋求与其他村落平等对话的地位，其最终目的是搭建更加频繁、稳定、长久的村落关系。

最后，“礼”作为象征性文化资本，代表了村落中不可动摇的权威力量，约束着村里人的行为，规范着村落的生活秩序。在村落的实际生活中，礼并非对所有“事儿”都有具体实在的指导方法，礼更多时候充当的是一种价值评判标准。“按礼说”作为洼子村人的说话习惯，并不是他们要刻意营造一种有身份、有内涵的感觉，而是为自己接下来的话语和行为提供合理性铺垫。

2006年6月，洼子村的一些文化人筹划由村民集资修缮村里的历史建筑南门，收款初期遇到一些阻力。筹备组的人认为对修缮南门意义的宣传并不能很好地打动村民，于是他们便重新斟酌了一套说辞：“洼子村向来有吃大苦耐大劳建大业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先祖们那么艰苦的条件还给咱们留下了五座城门和绕村围墙……咱们从老一代开始就都是讲传统有文化的人，到今天非但不发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作风，还让南门也毁于我们这一代的手，这会让我们的祖先在九泉之下骂我们是败家子。”[21]他们将这段话反复说给村里人听后，后续工作果然就顺畅了很多，最终征得了17800元的捐款，顺利完成了修缮工作。“事儿”的解决源自筹备组对老礼的巧妙运用，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礼在村民心中所具有的天然威慑力与约束力。

综上，“礼”与“事儿”共同构成了洼子村的村落生活，其中“礼”所代表的是有着一定权威性和约束力的传统，“事儿”则代表了出现各种问题的现在。传统并不等于过去，当村民们说某种说法是传统的时候，他们所要强调的并不是其作为过去的时间属性，而是要宣示它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从这一点上来说，传统只有在当下才具有意义，而当下的生活也依靠传统的力量得以继续向前。在乡村社会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支撑起了村落整体生活空间。那么，洼子村的信仰实践作为村落生活的重要部分，在运行与被维护的过程中，“礼”与“事儿”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促使它常在常新呢？